作者：尹振濤 程雪軍

大科技公司（BigTech）原本并非一個學術術語，而是對某類公司的特征描述，顧名思義指的是那些規模足夠大的科技型企業，其中規模主要包括業務規模、市場規模、用戶規模或者市場估值（類似于“獨角獸”公司，主要是指那些估值達到10億美元以上的初創企業）等。最初使用這一名詞的主要是新聞媒體，部分西方媒體為便于表達將谷歌、亞馬遜、臉書和蘋果合稱為“Big Four Tech”（四大科技企業），后來也有媒體將微軟加入其中改稱“Big Five Tech”（五大科技企業），爾后直接刪除中間的量詞，統一改稱“BigTech”。2017年8月，世界經濟論壇（WEF）與德勤聯合發布研究報告《超越金融科技：對金融服務業顛覆式潛力一個務實的評估》直接沿用了媒體的方法，將“BigTech”特指美國的GAFA和中國的BAT（美 國的Google（谷歌）、Apple（蘋果）、Facebook（臉書）和Amazon（亞馬遜）簡稱“GAFA”，中國的百度（Baidu），阿里巴巴（Alibaba）和騰訊（Tencent）簡稱“BAT”）。2017年10月，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BCBS）發布工作論文《金融科技的發展對銀行和銀行監管者的啟示》，首次從國際組織的官方角度對“BigTech”進行了定義，認為“BigTech”指的是擁有數字技術優勢的全球性大型技術公司，它們通常直接面向C端用戶提供搜索引擎、社交網絡、電子商務，或數據存儲和處理等IT平臺，并為其他公司提供基礎設施服務。 

目前有關金融基礎設施的定義也尚未十分明確，國內外學者觀點也是眾說紛紜。國外學者主要側重從硬件設施的角度來定義，主要關注支付、清算、交易等金融基礎服務。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為進一步完善金融治理與基礎設施建設，國際清算銀行（BIS）和國際證監會組織（IOSCO）聯合發布《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原則》（PFMI，2012），成為全球綱領性的建設原則和框架性文件，其將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定義為用以支付、證券、衍生品或其他金融交易的清算、結算或記錄支付等參與機構（或系統運行機構）之間的多邊系統。 

本文認為，金融基礎設施是金融市場的核心支撐，其包括廣義與狹義兩方面含義：廣義金融基礎設施是指為金融活動提供公共服務的硬件設施和相關制度安排；狹義金融基礎設施主要指各金融參與機構用于支付、清算、結算、登記等多邊系統和運作規則。同時，BigTech和金融基礎設施存在相輔相成的有機統一關系。因為，金融基礎設施的目標在于實現金融領域的跨行業、跨結構、跨用戶、跨地域之間的“信息高速公路”，而BigTech具有數據、人才、技術、品牌、網絡、成本等諸多優勢，有利于更好地配合實現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的目的。而且有多個BigTech參與的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可以極大地提升金融服務的可獲得性和安全性。 

構建高效、透明、規范和完善的金融基礎設施對經濟發展有著重要作用。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不斷發展和競爭力的不斷提升，我國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取得重要進展，并且逐步形成具有一定特色的金融基礎設施體系（見表1）。

表1 我國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的發展現狀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公開信息整理

目前我國的金融基礎設施有以下三個主要問題。 

第一，政府占主導地位，非市場化運營機制。目前,金融基礎設施體系中的大部分機構都與監管部門存在明確的歸屬關系。例如上海證券交易所明確屬于中國證監會管理，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及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明確屬于中國人民銀行管理。此外，在我國金融基礎設施體系中仍然存在非公司制機構，如中國人民銀行支付清算體系、深圳證券交易所等。然而，西方主要國家對于金融基礎設施體系的建設常常采取市場化為主導的機制進行運營，比如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倫敦證券交易所(LSE)等。 

第二，各機構相對獨立，未能形成有機整體。由于各金融基礎設施與監管部門的歸屬關系，所以導致監管部門旗下的金融基礎設施機構各自為政，甚至在同一市場內部存在多個基礎設施等“人為割裂”現象。此外，目前我國存在滬深交易所與銀行間兩大債券市場分立的局面，這種“垂直分割”的債券市場形成了我國金融市場特有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金融市場效率的有效提升。 

第三，金融與科技的融合，產生了新的進展。近年來，隨著信息技術、大數據與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我國金融信息科技化和金融科技建設加快推進，表現出金融向數字化和科技化的遷移。金融科技的不斷創新與金融應用的持續深化，致使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出現新的特征和發展，比如“網聯”清算系統的開發與應用，以及彌補現有央行征信不足的“信聯（百行征信）”的出現，形成了新型的金融基礎設施組織的雛形。 

數字時代下移動互聯、大數據與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對金融行業的顛覆性影響不斷加強，通過所擁有的金融牌照搭建綜合化金融服務平臺和服務模式。在這些金融業務中，不乏一些具有基礎設施特征的領域和行業。根據《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原則》PFMI（2012）中關于“金融市場基礎設施”的定義，BigTech參與資金的支付、清算和結算中的部分環節，但并不是支付清算體系的核心部分，更不能獨立于現有的支付清算基礎設施單獨存在。同時，目前BigTech對于證券交易和清算交割等領域并不涉及，幾乎沒有影響。 

進一步，美國學者Ruben Lee在其著作《運營全球市場：金融基礎設施的治理》中指出，判定“金融基礎設施”有以下八個重要因素。（1）提供支持金融活動的基本系統或服務。BigTech通常掌握了大數據、云計算、云儲存、人工智能等科技，能為連接C端的金融活動提供一些基礎的服務，特別是技術服務。（2）提供經濟活動的便利性。BigTech公司通過技術手段，幫助改善和簡化了金融交易，并極大地提高了金融效率。（3）提供連接市場參與者與商業活動安排的網絡聯系。BigTech公司在信息優勢和技術優勢基礎上進行整合，在原有的數字生態中，形成了較為完善的交易網絡。（4）體現一定的經濟規模。雖然BigTech的數字經濟規模已在全球范圍內有目共睹，但是在金融領域的總份額依然很小。根據BIS最新報告，目前金融科技項下的線上信貸僅占銀行信貸的0.8%。（5）需要長期、穩定、持續的投資。技術系統的先期投入，測試、維護、運營等都需要長期、穩定、持續的投資，而該投資會隨著單位服務量的增大，邊際成本呈遞減趨勢。（6）可能產生自然壟斷。在金融科技領域，BigTech公司發展到一定規模，所提供的業務成本降低會形成一定的準入門檻和技術壁壘，但在現階段，科技公司的跨界競爭較為普遍，市場地位迭代頻繁。沒有任何的科技公司能夠在業務主戰場上不受到新進入者的挑戰，作為業務補充的金融業務更是競爭激烈。（7）提供有益的公共品和公務服務。BigTech運用技術手段將金融服務與日常生活直接聯結，體現“數字革命”時代的準公共品性質服務，在中國手機支付、網絡信用評分等運用廣泛。（8）需要政府或公共經濟部門的參與。政府機構或監管部門，也積極參與整合信息資源或技術共建和運用。因此，對照來看，BigTech提供的金融服務符合部分金融基礎設施的特征，但也并不完全符合全部要求，應針對具體情況區別對待。 

雖然目前仍處在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階段，但與初創型金融科技企業相比，大科技公司涉足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的治理優勢也十分明顯。第一，目前監管當局、行業和學術界都在反思互聯網金融發展的路徑，通過新的制度建設和引導規劃，規范金融科技行業健康發展。作為金融科技領域的引領者和踐行者的大科技公司或獨角獸企業，可以為規范發展與戰略轉型提供戰略模板和思路。第二，大科技公司經過多年積累，具有互聯網金融基礎設施監管所需要的素材和數據，可以為進一步完善和加強監管提供數據和技術支撐。第三，大科技公司具有完善的公司治理體系，可以為改變我國金融基礎設施多為事業單位或國有企業的狀況提供較好思路，有利于形成多市場參與主體的市場化基礎設施體系。第四，由于大科技公司都有自己的生態，且優勢和場景各不相同，因此積極鼓勵其參與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有利于增進數據和信息的互聯互通，在合法合規的前提下發揮合力。第五，有私營資本參與的中國金融基礎設施，可以獲得更多準備進入中國市場的國際資本的信任。 

出臺規范科技公司參與金融基礎設施的政策。首先，需要從立法層面開放民營經濟，特別是大科技公司參與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的法律法規與政策障礙，鼓勵民營資本加大投入，不斷夯實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工作。其次，大科技公司具有更強的創新性和普惠性，有利于提升國家與政府的社會管理能力，這也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手段。再次，大科技公司具有人才、數據與技術等方面的優勢，目前也已出現互聯網企業與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的聯合發展模式，如信聯清算、百行征信等。對于參與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的民營科技公司，要慎重歸于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可以對技術安全性提出更高的金融級的要求，但是要避免產生不合理的更大的金融監管合規成本。 

完善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的治理體系。根據PFMI（2012）的要求，金融市場基礎設施應具備清晰、透明的治理安排，且應有利于金融體系的穩定、其他相關公共利益以及相關利害人權益的維護。然而目前我國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多為事業單位或國資所有，治理結構具有一定的行政化色彩，缺乏市場化機制。基于我國國情，在金融基礎設施領域的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過程中，可以引入部分大科技公司參與，這既有利于國有企業的效率提升和市場化再造，也有利于提升民營企業的社會責任感。 

形成政企聯動型的多維保障機制。為提高我國金融業的全球競爭能力，金融基礎建設需要加強各部門的聯動，其中政府與企業之間的聯動尤為重要。一是要加強政府部門與企業之間聯動，提升金融基礎設施的效率和效力。金融基礎設施是金融市場連接各金融參與機構之間的“管道”，唯有金融管道長，金融活水才能流的遠；唯有金融管道好，金融活水才能流得快。二是要加強金融基礎設施間的連接。目前國內各金融基礎設施之間存在著“人為分割”問題，地域之間的金融基礎設施也未有效連接，線上線下金融基礎設施存在著割裂，要實現金融基礎設施間的聯動，科技型企業在生態和技術方面的優勢將發揮重要作用。 

堅持政府引導與市場主導相結合的原則。在鼓勵大科技公司參與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問題上，要在政府與市場間有所側重。一方面應發揮政府的引導作用，做好宏觀戰略指引和調控；另一方面要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以市場化運作方式主導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建議以國務院金融發展穩定委員會為核心做好金融基礎設施頂層設計與戰略規劃，具體以中國人民銀行和其他監管部門為執行主體，吸引民營企業及大科技公司采取市場化運作方式，構建全國范圍的金融基礎設施。 

采取“監管沙盒”等創新型監管模式。數字時代背景下的新型金融基礎設施具有強大的發展潛力，對此既不能因為監管過度而導致創新不足，也不能因監管不力誘發行業風險，需要尋找發展與監管之間的動態平衡。因此，可以充分借鑒海外創新型監管模式，通過綜合運用監管沙盒、創新加速器的方式，在金融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優先采取創新監管模式。對標《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原則》（PFMI,2012），金融基礎設施的監管沙盒應從技術風險、財務風險、業務風險等多個維度進行考量，將技術標準、財務標準、業務風險控制標準作為建設重點，不斷規范大科技公司參與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的準入標準、規范機制和退出處置，構建新型金融基礎設施體系。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

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