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業務打造為建設銀行在新時代背景下應對市場新形勢、新變化的戰略支點，全面推進普惠金融戰略實施，全力提升普惠金融服務能力。

不過業內人士表示，普惠金融的發展仍面臨一定挑戰，其根本在于普惠金融的思路和邏輯與做大企業有很大差異，需要一套獨立的、具有差異性的服務思路、運營體系和監管體系

普惠金融存在融資難、融資慢、融資貴的問題，“所以加大普惠金融支持力度也要從這三個角度突破，要探索適合小微、‘三農’等普惠金融風險管理與監管考核的體制機制，這樣也更有助于發展普惠金融業務以及做好相應的風險管理工作”。

溫彬認為，目前，普惠金融需求與供給之間存在差異。“從商業模式講，制約普惠金融發展最大的因素是，普惠金融存在風險偏高、收益較低的特點，鑒于這些，銀行的積極性可能不高。因此，需要打破原有的發展，建立新的機制體制。”

“考慮到普惠金融的風險和成本，應該對普惠金融實行有別于商業銀行內部其他業務的專營化經營機制，確保商業銀行有動力持續加大對普惠金融的支持力度。通過建立專門的綜合服務、統計核算、風險管理、資源配置和考核評價等機制，在機制體制上給予保證。此外，風險和收益是要相匹配的，隨著銀行對小微普惠金融領域風險管理能力的提高，也會降低其風險補償的要求，從而降低整體的貸款成本，從而解決小微企業、‘三農’等融資貴的問題。”

目前銀行唯一的紅利方向，不是政策，不是人口因素，而是科技。平常一些小額、短期的貸款，銀行往往不愿意做，因為征信數據不全、成本高、效率低等因素影響了經營上的可持續性，所以很難做到普惠。但有了技術就不一樣，技術使銀行尤其是大型銀行在發展普惠金融業務時更加有底氣和信心。

年報顯示，各大銀行普惠金融相關機制在不斷健全，普惠金融貸款增速也較快。建行在2018年率先將發展普惠金融作為全行戰略進行部署安排，全面規劃布局，制定了普惠金融戰略三年規劃。截至2018年末，建行普惠金融貸款余額6310.17億元，較上年增加2125.15億元，增幅50.78%。農行年報顯示，截至2018年末，銀保監會“兩增兩控”監管口徑普惠金融貸款余額4937億元，較上年末增加1107億元，同比增速28.9%，高于全行貸款增速。中行年末普惠金融小微企業貸款余額3042億元，較上年末增長12.26%，也高于全行各項貸款增速。工行在總行和一級分行層面設立普惠金融推進委員會，承擔三農信貸政策推進和統籌管理職能。

值得注意的是，在拓展普惠金融業務的同時，傳統金融機構也紛紛運用各類互聯網和技術手段，提升普惠金融服務的效率以及進行相關風險的控制。

在日前舉行的CPCP數字金融與普惠金融客戶保護與賦能國際研討會上，建行普惠金融事業部總經理張為忠表示，金融科技提供了一種新的效率模式和效率途徑，一方面大數據、人工智能和云計算改變了風險甄別的成本和效率問題，另一方面移動互聯也改變了客戶對金融的認識，使得銀行獲取客戶的成本降低和效率提高。他介紹稱，建行利用大數據來破解信息不對稱的難題，提出了“五化”模式和“三一”模式，“五化”是指批量化獲客、精準化畫像、自動化審批、智能化控險和綜合化服務，“三一”是一站式服務、一分鐘放款、一價式收費，這是數據和數字金融推動線上作業、提升金融服務能力的體現。

傳統金融機構在開展普惠金融業務時要做好線上線下結合，進行優勢互補。“客戶的成長和綜合服務、深度服務的需求，僅通過技術是很難解決的。因此，傳統銀行的優勢要充分發揮出來。傳統銀行經過多年的深耕市場，建立了龐大的網點機構和眾多的客戶經理等多層級人員，能更好地貼近市場、貼近客戶。因此，要整體性、系統化地思考，要在精準營銷、細分金融生態場景、啟發用戶金融需求、提供綜合服務及風險控制等多方面進行進一步重新調適和優化組合，將線上線下優勢加法互補，提升觸達客戶和服務客戶的能力。

普惠金融的思路和邏輯與做大企業有很大差異，需要一套獨立的具有差異性的服務思路、運營體系和監管體系。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普惠金融研究院秘書長劉澄清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大銀行開展普惠金融業務有資金優勢，且還擁有眾多全國性的網點，“除了自己做之外，還可以賦能給中小金融機構。”不過，他也表示，大銀行已經積累了一批大企業客戶，做普惠金融的話意味著要去服務底層客戶。服務普惠金融客戶和服務大企業客戶的思路和邏輯不一樣，因此，銀行的普惠金融事業部一定要單獨進行績效考核，且在風險容忍度上要更高些，利率水平也要和一般貸款有一定差異。

中國地方金融研究院副院長湯燙建言，要設立專門的普惠金融銀行，“中國的普惠金融市場非常非常大，我們要有專門的普惠金融銀行，專門做普惠金融的機構，并且給普惠金融制定一套專門的監管制度，機構遵守相關制度和規則，可享受相應的補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