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資租賃公司涉刑風險分析及預防研究（一）

經營范圍限定中的刑事風險

非法經營罪是指未經許可經營專營、專賣物品或其他限制買賣的物品，買賣進出口許可證、進出口原產地證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經營許可證或者批準文件，未經國家有關部門批準，非法經營證券、期貨或者保險業務，以及從事其他非法經營活動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行為。

對融資租賃業務來說，由于融資租賃合同與借貸合同都具有融資功能，在交易結構上有許多相似之處，若需判斷一合同為融資租賃合同還是借貸合同，其是否存在“融物”便為重要依據所在。若融資租賃并不具有“融物”，則便會被認定為借貸合同。而融資租賃公司并不具有發放貸款的資格，因此一旦被認定為非法放貸，則便可能會觸犯非法經營罪。

融資租賃合同與借貸合同進行區分的著眼點一般會集中于“租賃物”上，租賃物為客觀存在的，且所有權由出賣人轉移給出租人為融資租賃區別于借款合同的重要特征。此時則通常會產生兩種情況，一為虛構租賃物，二為租賃物所有權并未實際由出賣人轉移給出租人。

（一）虛構租賃物

虛構租賃物即為雖雙方所簽訂的合同名為融資租賃合同，但該合同所涉的租賃物實際并不存在，因此在這種情況下，融資租賃合同當然無法成立。

如D融資租賃有限公司、中建六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與中國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融資租賃合同糾紛案中，D租賃公司作為出租人，在主張本案融資租賃合同關系成立時，除了提交相關的合同依據外，首要舉證應當是證明租賃物的真實存在。但D租賃公司用以證明租賃物存在的發票卻被查明是虛假套票，其也未提供其他證據足以證明租賃物的真實存在，故涉案《售后回租賃合同》并不符合融資租賃法律關系的特征。因此法院認定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并非售后回租，而是出借資金。同時鑒于D租賃公司已經實際向中建六局三公司提供了融資服務，且D租賃公司并非經金融監管部門批準設立的從事貸款業務的金融機構，故最終認定D租賃公司和中建六局三公司之間成立企業借貸法律關系。

（二）租賃物所有權未實際轉移給出租人

融資租賃合同中要求承租人租賃出租人之物進行使用，并向出租人支付租金，也即要求出租人需具有租賃物的所有權，若租賃物所有權未從出賣人轉移至出租人，則便無租賃一說，可認定融資租賃合同無“融物”之實。

如X融資租賃有限公司與王錄岑民間借貸糾紛案中，法院即認定，X租賃公司雖與被告約定本協議項下融資租賃采用售后回租的方式，但對租賃物車輛并未辦理產權轉移手續，租賃物的擔保功能沒有得以實現。因此，本案雙方名為融資租賃合同關系，實為民間借貸法律關系。同時鑒于原告是從事融資租賃的企業，并非有權從事經營性貸款業務的企業，故《汽車融資租賃協議》、《汽車買賣合同》系以合法形式掩蓋從事民間借貸業務這一非法目的，且針對不特定的多人，依法應認定為無效合同。除此案外，在Z融資租賃有限公司與於劍債權轉讓合同糾紛案中，Z融資租賃有限公司通過向不特定社會大眾電話詢問方式與被告取得聯系，并由恒通嘉合公司與被告簽訂汽車租賃合同，但卻未轉移租賃車輛的所有權，僅為恒通嘉合公司辦理了抵押登記，因此該合同名為融資租賃，實為借貸，恒通嘉合公司系從事放貸業務，超越了其經營范圍，涉嫌非法經營犯罪，被移送公安機關處理。

此外，在實踐中，還有部分融資租賃公司使用“車抵貸”、“汽車信貸”等字眼進行業務宣傳。車抵貸，即汽車抵押貸款，是以借款人或第三人的汽車或自購車作為抵押物向金融機構或汽車消費貸款公司取得的貸款。車抵貸多為短期貸款，且流程較為簡單，大多僅需要辦理抵押登記即可，車輛仍由貸款人使用，貸款人按期還貸。從形式上來看，其與售后回租業務有著諸多相似之處，二者都使客戶取得了資金，并需按期支付貸款或租金，且車輛仍由自己使用。只是在融資租賃中，車輛的所有權歸出租人所有，而車抵貸中車輛的所有權則歸貸款人所有，此為二者最明顯的區別。

在實際業務操作中，部分融資租賃公司可能因為種種原因，在從承租人手中購買租賃車輛后，選擇不對租賃車輛進行過戶登記，而僅是為租賃車輛辦理抵押登記，這種情況下從形式上看來則為承租人將自己所有的車輛抵押給了出租人，因此與車抵貸極為相似，極易使承租人產生混淆，認為自己辦理的為車輛抵押貸款。甚至有部分融資租賃公司瞄準部分潛在客戶僅希望辦理車輛抵押貸款，不愿出賣自己所有的車輛，且對融資租賃不熟悉的這一心理，在對自己售后回租業務進行宣傳時，在宣傳材料中使用“汽車抵押貸款”、“汽車信貸”或“貸后處理”等字眼，使客戶誤以為該業務為車抵貸而選擇該業務，但實際辦理的過程中，仍辦理的為融資租賃業務。

如在劉長亮與H融資租賃有限公司撫順分公司、H融資租賃有限公司確認合同效力糾紛案中，原告劉長亮即稱被告在其本公司網站及實體店（即撫順分公司）的對外宣傳都是融資借貸，雙方訂立合同時被告方業務人員宣講的內容也是抵押借貸。且原告與被告撫順分公司簽訂了《汽車售后回租融資租賃合同》、《汽車售后回租融資租賃服務協議》、《融資租賃貸款合同》、《車輛抵押合同》后，原被告雙方也僅為租賃車輛辦理了抵押登記，而未轉移租賃物所有權。因此，本案中法院認為原被告雙方間雖簽訂了融資租賃合同，有著被告將車輛租賃給原告，原告支付租金的事實，但卻缺少出租人購買租賃物的環節；而雙方向車輛管理部門提交的，也是原告將車輛抵押而非買賣的合同。縱觀整個過程，原、被告雙方行為更符合抵押貸款的法律要件，故本案性質應認定為抵押貸款。

無論是上述虛構租賃物，抑或是出租人在購買租賃物后未轉移所有權，此兩種情況最終案涉融資租賃合同均是被認定為無效，并被認定是實為借款合同。

但《銀行業監督管理法》第十九條規定：“未經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批準，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設立銀行業金融機構或者從事銀行業金融機構的業務活動”。而從目前多地發布的融資租賃公司監管措施來看，也多明令禁止了融資租賃公司從事發放貸款、受托發放貸款等業務。因此融資租賃公司并不具備此類資質，不能從事貸款業務。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印發的《關于辦理非法放貸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一條中對非法放貸的規定為“違反國家規定，未經監管部門批準，或者超越經營范圍，以營利為目的，經常性地向社會不特定對象發放貸款，擾亂金融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四）項的規定，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而融資租賃公司因所涉及客戶，即承租人較多，且不特定。因此在融資租賃公司并不具有相應資質的前提下，一旦案涉融資租賃合同在裁判中被認定為無效，實為從事貸款業務，即很容易被認定為非法放貸，涉及刑事犯罪。

（一）確認租賃物實際存在并及時辦理產權轉移手續

為避免發生此類刑事風險，融資租賃公司需嚴把風控，確保租賃物為實際存在之物并及時辦理產權轉移手續。對于虛構租賃物來說，在實際業務中一般有兩種操作方式。一是雙方合意，二是承租人單方虛構租賃物。故在這一前提下，不僅需要融資租賃公司自身杜絕經營此類業務，還需要融資租賃公司在簽訂合同時認真審核，在直租中，確認租賃物被實際購買，并按規定取得租賃物的所有權；在售后回租中，也應在簽訂合同之前即確認該租賃物的實際存在，有條件的需現場確認，并及時辦理產權轉移手續。除此之外，名義租賃的方式亦不可取，即雖租賃物實際存在，但出租人卻并未實際取得租賃物的所有權，或租賃物難以特定化、價值難以評估等，這種很有可能被認定為出租人一開始便并無取得租賃物所有權的意愿，其目的僅為收回融資款及利息，因此案涉合同雖名為融資租賃，但實為借貸。

（二）宣傳中避免使用“汽車信貸”、“車抵貸”等字眼

根據我國法律法規的規定，融資租賃公司并不具有發放貸款的資格，因此利用“汽車信貸”、“車抵貸”等字眼進行宣傳本身便存在著較大的風險。嚴重者可能會被誤以為該業務確為貸款業務而辦理的承租人集體舉報，而被認定違反法律法規及《融資租賃公司監督管理暫行辦法》等監管辦法的規定，產生構成非法經營罪的風險。輕者也可能因近期我國也開始對金融廣告加強監管，上海各金融行業協會近期便聯合發布了《金融廣告發布行業自律公約》，以規范金融廣告，而可能會被監管部門查處，進行行政處罰。典型如前段，毛豆新車網網站運營主體即因其在其旗下的網站及APP上使用誤導性宣傳及虛假宣傳，而被北京海淀區市場監管部門處罰。

故融資租賃公司在進行宣傳時應當實事求是，明確表明自己業務為融資租賃，并在簽訂合同之時，亦對承租人進行明確的告知，并可要求承租人對此進行確認，并及時轉移租賃物的所有權，以防日后因此而產生爭議。

目前，國家及各地對融資租賃的監管逐漸收緊，相關部門所出臺的融資租賃監管文件也均明令禁止融資租賃公司從事發放貸款業務，故融資租賃公司若希望在未來能繼續合法穩健發展，則需杜絕發生此種借融資租賃之名，行放貸之實之事，在進行售后回租等業務宣傳時也杜絕使用“車抵貸”、“貸款”以及其他相關用語，所采用的宣傳廣告需準確、明白。融資租賃公司只有真正回歸服務實體經濟的本源，嚴把風控關，不斷調整適應當下的監管現狀，才可繼續成長。（律師助理李康佳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