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周末，信息量巨大。

2020年11月28日，由中國金融學會主辦的“2020中國金融學會學術年會暨中國金融論壇年會”在北京召開。本次年會的主題是“金融支持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劉桂平、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席曹宇、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席閻慶民主旨演講。

其中，央行副行長劉桂平表示，可通過金融開放，加強國內金融體系、金融市場以及金融制度規則與國際的對接，允許外資深度參與國內資管市場，為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提供更為多樣化的渠道。同時，可引入更多金融機構和專業投資者參與養老保險第三支柱建設，提高養老金投資管理水平，擴大居民養老資產選擇范圍，分散投資風險，解決人口老齡化進程中的養老金不足問題。

銀保監會副主席曹宇表示，要處理好加強監管與支持創新的關系。始終將是否有利于支持實體經濟、是否有利于防范金融風險、是否有利于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這“三個有利于”原則，作為衡量金融創新合理性的基本標準，堅決打擊偏離實體經濟需求、危害金融穩定、侵害消費者權益的“偽創新”“亂創新”行為。

證券會副主席閻慶民表示，健全常態化退市機制，實現“退得下”“退得穩”。上市公司有進有出、優勝劣汰，才能“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只進不出”將扭曲市場估值體系，導致逆向選擇、劣幣驅逐良幣。提高我國退市機制的適應性，也要通過重組一批、重整一批、退市一批，拓寬多元化退出渠道。同時，對于嚴重財務造假的“害群之馬”、喪失持續經營能力的“空殼僵尸”，增強退市剛性，決不允許“久拖不退”。落實新《證券法》，推動投保機構代表人訴訟制度盡快通過典型個案落地，實現市場出清與保護投資者的雙重目標。

央行副行長劉桂平：

以金融高水平開放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

今年年初，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給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沖擊，也使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瞻遠矚，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各項工作，并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提出“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我國“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重要指導方針，也是未來一段時期深化金融改革開放的根本遵循。

下面我想就以金融高水平開放服務新發展格局談幾點認識。

一、新發展格局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

構建新發展格局是系統性深層次變革，強調供給側和需求側、國內國際循環、經濟與金融的全方位統籌，事關全局。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新發展格局決不是封閉的國內循環，而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要順應國內外形勢變化，立足更加順暢的國內經濟循環，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通過改革實現雙循環相互促進，推動“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構建開放的、國際國內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具有堅實的理論基礎和深刻的現實意義。商品、人才、資金、技術等要素的跨境流動和全球化配置，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資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研究表明，全球價值鏈的興起是過去幾十年中世界經濟最顯著的變化之一，各國專業化分工程度上升，提高了全球勞動生產率。經典國際經濟學理論認為，基于本國資源稟賦，充分發揮本國比較優勢，并根據內外部環境變化推動比較優勢向更高級別動態轉換，可提升經濟增長和貿易福利，實現國家間的互利共贏。近年來，全球共同面臨經濟增長減速、結構性矛盾突出的挑戰，應對氣候變化、抗擊新冠疫情，更需要全球的合作。在重大危機面前，沒有誰能獨善其身，各國是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需要同舟共濟，共同發展。

從我國當前面臨的內外部環境看，實現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需要發揮好國內國際循環的相互促進作用。從國際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變，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發生深刻調整，未來我國外部發展環境將更加復雜。近年來民粹主義抬頭、貿易摩擦升級、逆全球化思潮沉渣泛起，實際上反映了那些無力解決國內結構性問題而試圖向國際轉移矛盾的“零和博弈”甚至“負和博弈”心態。近日，中國等15國簽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彰顯了中國擴大開放的決心，是加快構建雙循環的重要舉措，是對貿易保護主義、逆全球化的有力回擊。從國內看，我國經濟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關鍵時期，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通過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可為國內企業發展集聚更多資源、提供更大空間，打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實現高質量發展。

二、以金融高水平開放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

改革開放的實踐表明，越開放的領域，越有競爭力；越不開放的領域，越容易落后，越容易積聚風險。擴大金融業開放將為中國金融業注入新的活力，有助于提高中國金融行業的整體競爭力，實現更高水平、更高層次和更加健康的發展，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巨大動能。

通過高水平開放引進更多國內外優質金融資源參與國內大循環。我國經濟正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但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從需求側看，要全面促進消費，提高居民收入和保障人民生活是重要的著眼點。可通過金融開放，加強國內金融體系、金融市場以及金融制度規則與國際的對接，允許外資深度參與國內資管市場，為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提供更為多樣化的渠道。同時，可引入更多金融機構和專業投資者參與養老保險第三支柱建設，提高養老金投資管理水平，擴大居民養老資產選擇范圍，分散投資風險，解決人口老齡化進程中的養老金不足問題。從供給側看，我國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有待提升，經濟循環還存在堵點，制造業面臨轉型升級，區域間產業發展不均衡問題仍然存在。以金融開放為契機，構建更加完善的金融市場體系、產品體系、機構體系、基礎設施體系，可更好發揮金融的定價功能、風險分散功能和服務功能，利用市場化的激勵約束機制，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導各類資金有效參與國內大循環。

通過金融開放為經濟主體參與國際循環提供高質量金融服務。一方面，提高金融支持貿易發展的效能。對外貿易是我國開放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推進載體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在全球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國際金融市場波動性上升、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我國成本優勢減弱情況下，應推進對外貿易創新發展，培育新形勢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在風險可控前提下簡化跨境人民幣和外匯管理業務流程，同時以市場化方式，引導銀行、保險等各類內外資金融機構優化外貿金融服務，充分發揮進出口信貸和出口信用保險的作用，便利企業管理風險，降低融資、匯兌成本。另一方面，完善金融對企業“走出去”的支持服務體系。我國是世界第二大對外投資國，但在形成完整產業鏈、提高知識技術密集型行業投資占比方面還有很大的空間。通過更高水平的金融開放，提高利用國際資本和國際市場的能力，為企業對外投資提供全球統一的授信、營銷、管理和服務體系，有助于拓寬企業“走出去”融資渠道，創新對外投資方式，在新發展格局下優化對外投資行業結構，更好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

通過高水平開放推動金融改革向縱深推進，提升金融體系發展質量和風險應對能力。擴大金融開放，有利于引入多元化經營模式、先進技術和管理理念，借鑒吸收科學合理的體制機制性安排，促進合理競爭，提高金融市場資源配置效率和金融機構服務水平，提升我國金融機構的經營效能；有利于向國際高標準看齊，完善金融監管和市場化激勵約束機制。通過擴大開放，提高金融企業綜合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完善外部監管和約束，從根本上維護國家金融安全。

三、推進金融高水平開放的幾點思考

近年來，按照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擴大開放“宜早不宜遲，宜快不宜慢”的要求，一行兩會集中宣布了50多條開放措施，金融業對外開放取得重要進展。銀行、證券、基金、期貨、人身險等領域外資持股比例限制已完全取消，外資股東資質要求不斷放寬；企業征信、評級、支付等領域已給予外資國民待遇；資本市場互聯互通不斷深化，配套的會計、稅收和交易制度不斷完善。

新冠肺炎疫情并未打亂我國金融市場開放節奏。今年以來，惠譽成為繼標普之后第二家進入中國市場的國際評級公司，高盛、摩根士丹利、瑞士信貸等外資金融機構已實現對其在華合資證券公司的控股，美國運通在我國境內發起設立的合資公司取得了銀行卡清算業務許可證。全球三大債券指數中，中國債券已先后納入彭博巴克萊和摩根大通指數，納入富時羅素指數也有了明確的時間表，外資對中國債券的投資熱情持續增強。

下一步，人民銀行將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繼續會同相關部門，遵循國際化、市場化、法治化原則，積極穩妥推進金融業自主開放。

一是推動金融業系統化、制度化開放。全面落實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為外資進入國內市場提供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發揮內外資金融機構連接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重要作用，為參與內外循環的各類市場主體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務。在維護和倡導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的基礎上，通過促進規則變革和優化制度供給安排，形成能夠與經濟高質量發展和新發展格局相適應的金融開放新體制。

二是推進金融市場開放和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以實施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粵港澳大灣區、海南自貿港等國家發展戰略為突破口，順應國際投資者配置人民幣資產的需求，按照國際化、市場化、法治化原則，擴大金融市場高水平開放，進一步便利境外投資者使用人民幣投資境內債券和股票，優化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安排，提升資本市場流動性和定價效率。

三是穩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堅持市場驅動和企業自主選擇，以服務實體經濟為導向，進一步優化人民幣跨境使用支持政策，增強人民幣在對外貿易、投融資、金融市場交易等方面的吸引力，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加快外匯市場建設和對外開放。深化貨幣合作，營造以人民幣自由使用為基礎的新型互利合作關系。完善人民幣國際化基礎設施和人民幣清算行安排，提高人民幣清算效率。支持離岸人民幣市場發展，促進人民幣在岸、離岸市場形成良性循環。

四是促進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以“六廊六路多國多港”為主體框架，大力推動互聯互通和產業合作，拓展金融合作空間。遵循國際慣例和債務可持續原則，健全開放、多元、市場化投融資體系，提高“一帶一路”資金融通水平。

五是完善與全面開放相適應的風險防控體系。協同推進金融業開放、人民幣可自由使用與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建設更寬領域的金融安全網，夯實風險防控的體制機制基礎。建立健全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微觀監管”兩位一體管理框架，加強行為監管，防范跨境資本流動系統性風險。加強跨境監管和處置合作，防范跨境監管套利和風險傳遞。廣泛應用高新技術提升監管效率和風險防控的有效性。

剛剛閉幕的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對我國“十四五”時期發展作出全面規劃，擘畫了2035年的遠景目標。從明年起，我國將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進入新發展階段，在國內外環境深刻變化的背景下，需要我國理論界、政策層和市場參與者共同努力，推進新發展格局下的理論和政策創新，做好新時代的答卷人。期待明年與大家有更多有益的交流和合作。

銀保監會曹宇：

新發展格局下如何完善金融監管體系

圍繞今天會議的主題，我就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下，進一步完善金融監管體系，談幾點看法。

一、近年來銀行保險監管工作成效顯著

黨中央、國務院歷來高度重視金融工作。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金融是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要求“強化監管，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風險能力”。

銀保監會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不斷提高監管專業化水平，監管能力建設取得長足進展。一是持續鞏固監管法治建設。以《商業銀行法》《保險法》《信托法》等基本法律為支撐，制定有效規章123部、規范性文件1300余件，為監管提供了堅實的制度基礎。二是嚴格開展監管執法。2017年以來，共處罰銀行保險機構10865家次、責任人員13823人次，罰沒金額合計87.37億元，超過前十年總和；取消任職資格767人，禁止從業766人，監管的嚴肅性和權威性深入人心。三是針對薄弱環節采取有效措施。嚴厲打擊股東行為亂象，先后出臺《商業銀行股權管理暫行辦法》和《商業銀行股權托管辦法》，強化股東資質穿透審查，清理違規股東股權，實施非上市銀行股權集中托管。

經過銀保監會與各部門通力合作，銀行業保險業的服務水平不斷提升。一是充分發揮銀行業主力軍作用。銀行業現有機構數量超過4600家，占全部金融機構數量的86%；資產規模約315萬億元，占金融業總資產規模91%。截至目前，銀行信貸融資占社會融資總量的61%，表內外投資債券占同期債券市場余額的67%，有力支持了實體經濟發展。二是更好發揮保險業服務保障功能。今年前10個月，保險業承保金額共7349萬億元，賠款和給付支出1.1萬億元。同時，保險資金投資股權和債權21萬億元，為資本市場發展、重點領域建設提供了長期穩定支持。

二、主動塑造符合新發展格局的金融監管理念

在新發展格局下，金融監管者肩負著新的使命任務，需要不斷探索新形勢下的監管理念和方法，持之以恒提升監管有效性，形成監管與市場的良性互動和正向激勵。

首先，要尊重金融規律。國內外金融監管長期實踐取得的最基本經驗，就是要遵循金融運行客觀規律。一是要堅持把防范金融風險作為首要目標。金融業是經營風險、管理風險的行業，與風險相伴共生是金融的固有特征。監管者的本職就是審慎把握風險本質，及時規范金融機構行為，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二是要堅持把服務實體經濟作為根本任務。金融與經濟共生共榮，離開實體經濟自我循環，只會加劇金融風險積累。監管者要引領金融業堅守本位職責，始終把服務實體經濟作為經營發展的立足點。三是要堅持把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作為重要使命。金融具有較強的公共屬性，事關人民群眾財富安全和生活保障，監管者要把消費者保護貫穿監管全過程，對違法違規行為保持“零容忍”態度。

其次，要保持監管定力。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國內外環境發生深刻變化，金融監管應立足于我國金融業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基本格局，樹立底線思維，保持戰略定力。一是要堅持專業專注的定力。黨中央、國務院堅定推行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組建中國銀保監會，進一步整合強化銀行保險監管職責。這要求我們必須更好地立足專業，保持專注，忠于職守，精準防控，堅持強監管、嚴監管的方向不動搖。二是要堅持依法監管的定力。依法監管是監管者的履職邊界和行為準繩，也是監管權威的來源和基礎。我們要始終保持監管規則透明度，維護監管尺度一致性，無論對中資還是外資機構、國有還是民營機構，均一視同仁，適用一致監管標準。

第三，要釋放機構活力。目前，我國金融供給不平衡、不充分，與金融需求多層次、多樣化的矛盾，仍然比較突出，激發金融機構市場活力、推動金融業高質量發展同樣重要。一是處理好加強監管與支持創新的關系。始終將是否有利于支持實體經濟、是否有利于防范金融風險、是否有利于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這“三個有利于”原則，作為衡量金融創新合理性的基本標準，堅決打擊偏離實體經濟需求、危害金融穩定、侵害消費者權益的“偽創新”“亂創新”行為。二是處理好大型機構與中小機構的關系。關注不同類型機構在自身資源稟賦、業務生態、市場定位、發展戰略等方面的差異和特色，做實分類監管和差異化監管，努力營造各類金融機構錯位發展、優勢互補、細化分工、有序競爭的良性金融共生環境，滿足多層次、多元化的金融需求。

三、不斷改進監管方法

在新發展格局下，金融業和監管者共同面臨著新的形勢和任務。銀保監會將堅守原則底線，加強現代監管體系建設，改進監管方式方法，提升監管效能。

一是不斷強化機構監管。法人機構是金融業務的基本載體，也是金融風險的初始源頭，更是防范金融風險的第一責任人和第一道防線。目前，我國已確立了以機構監管為主的監管運行體系，為我國金融業長期穩健運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我們要利用好、發展好這一基本經驗，以機構監管為核心，以完善法人治理結構為抓手，以市場準入、非現場監管和現場檢查為軸線，強化金融機構資本監管、流動性監管和償付能力監管，實現對法人機構的多維度、深層次、全周期監管。

二是實現風險全覆蓋監管。隨著綜合經營的不斷探索，跨行業、跨市場的交叉性金融風險日益突出，“監管真空”和“監管重疊”交織存在。在機構監管基礎上，要更加注重功能監管與機構監管的有機結合，織密監管矩陣，拓寬監管視野，延伸監管鏈條，穿透識別風險本質，做到機構、業務和風險監管全覆蓋。

三是大力推進協同監管。目前，我國金融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約8%，金融業已融入社會運行各個方面，單純依靠金融管理部門難以實現監管目標。要在金融委的統一指揮下，強化監管部門與宏觀管理部門之間、金融部門與其他部門之間的工作協同，既各司其職、各盡其責，又協同聯動，緊密溝通。要更加注重宏觀審慎監管、微觀審慎監管、行為監管的協調效率，形成跨市場、跨行業風險防線；更加注重金融政策、產業政策、財政政策的優化組合，形成政策措施合力；更加注重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形成金融風險防控的全國“一盤棋”。

最后，我想強調一下，改進和加強金融監管，離不開監管機構自身建設。銀保監會全系統共有2.8萬名監管人員，負責4800余家銀行保險機構、338萬億元金融資產的監管工作，在新發展格局下任重道遠。一方面，我們要持續加強監管隊伍建設，深入貫徹落實“忠、專、實”要求，弘揚“恪盡職守、敢于監管、精于監管、嚴格問責”精神，不斷壯大專業專注的監管鐵軍。另一方面，要積極探索監管科技應用，通過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提升數字監管、科技監管、智能監管能力。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完善現代金融監管體系”的任務。銀保監會將堅決貫徹落實中央要求，不斷提升監管有效性。我們歡迎社會各界一如既往地關心、理解和支持金融監管，獻計獻策、凝聚智慧，共同為推進銀行業保險業高質量發展貢獻力量！

證監會閻慶民：提高上市公司質量

助力資本市場服務新發展格局

我圍繞“以高質量的上市公司助力構建新發展格局”這一主題，談一談學習五中全會精神的思考和體會，供大家參考。

五中全會通過的《建議》提出，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資本市場作為現代經濟金融體系的樞紐，應進一步發揮資源配置、資產定價、風險緩釋等功能，通過推動科技自立自強、供給需求匹配、金融結構優化、更大力度對外開放，助力落實“雙循環”戰略。去年以來，證監會認真貫徹國務院金融委“建制度、不干預、零容忍”九字方針，以科創板和創業板試點注冊制改革為引領，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加強基礎制度建設，更加注重投資端與融資端平衡，更加注重擴大機構投資者力量。一方面，今年以來滬深交易所新上市公司340多家，其中科創板和改革后的創業板接近180多家，有力服務了實體經濟和科技創新；另一方面，更多長線資金配置A股，與去年初相比，權益類基金規模增長69%，專業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持續提升，市場結構和生態發生了積極向好變化。

資本市場助力構建新發展格局，高質量的上市公司是微觀基礎。前不久，國務院印發了《關于進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質量的意見》，明確了新形勢下抓好這項工作的總體要求、實施路徑和具體任務。從我國資本市場發展階段和上市公司實際出發，應重點把握產業的先進性、治理的有效性、監管的適應性，推動以高質量的上市公司助力構建新發展格局。

一、增強產業先進性，夯實上市公司高質量發展的基礎

目前，我國上市公司家數已達4100家，位居全球第三，涵蓋了國民經濟全部90個行業大類，雖然家數只占全國企業總數的萬分之一，但利潤總額相當于規上企業的約五成。實體上市公司作為產業“排頭兵”，率先克服疫情影響，經營業績實現了“二季紅”“三季進”，產業強國中堅力量的作用更加突出。

從整體上提高我國上市公司質量，必須緊緊圍繞國家產業政策導向，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型，形成與“雙循環”格局相匹配的上市公司產業結構，促進科技、資本與實體經濟的高水平循環。一方面，在擴大增量上做文章。科創板要堅守“硬科技”定位，創業板要切實服務“三創四新”，穩步在全市場實施注冊制，引導具有核心技術、富有創新力、行業領先的優質企業登陸資本市場，從源頭上提高上市公司的產業先進性。另一方面，在優化存量上下功夫，支持已上市公司淘汰低效供給，出清落后產能，加快從傳統產業向新興產業、從低端制造業向高技術制造業轉型，提高核心競爭力。

二、增強治理有效性，抓牢上市公司高質量發展的關鍵

上市公司作為公眾公司，治理問題至關重要，沒有有效的治理，不可能成為“百年老店”。企業發展過程中會面臨市場風險、合規風險、債務風險等諸多不確定性，但最根本的還是道德風險，即“關鍵少數”違背誠實守信、勤勉盡責等義務，濫用控制權或優勢地位，嚴重侵害公司及中小股東利益。防范道德風險，既需要監管等外部約束，也離不開公司治理的內部制衡。

從全球范圍看，公司治理的傳統可分為英美模式和德日模式。1999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融合上述兩大模式，制定了《公司治理原則》，成為全球范圍內的國際基準。2015年，OECD根據國際公司治理實踐，修訂了《原則》，高度關注股東權利平衡，強調利益相關方對公司治理的作用，突出公司的整體風險管理。2016年，我國在G20杭州會議上鄭重承諾支持OECD《原則》的落實。2017年，證監會應邀以“參與方”身份加入OECD公司治理委員會，并在涉及《原則》實施工作時升級為“聯合伙伴方”。2018年，證監會吸收借鑒境外成熟市場經驗，修訂了《上市公司治理準則》。

今年，在國發14號文中，規范公司治理和內部控制被列為提高上市公司質量17項具體任務之首。從我國實際出發，推動形成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要在“三個突出”上下功夫。一是突出規則監管。強化治理規則的確定性、可操作性，避免治理要求過于原則和抽象，通過清晰、明確并得到嚴格執行的規則，為上市公司完善治理提供引導和遵循。二是突出分類推動。對于國有控股上市公司，重點是“轉機制”，持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健全激勵約束相容機制，提升企業內在價值。對于民營上市公司，重點是“強內控”，針對部分公司股東行為不夠規范、股權關系不夠清晰等問題，強化公司治理底線要求。三是突出治理實踐。近期，證監會將啟動為期2年的公司治理專項行動，要求公司對照監管要求，全面自查、嚴格整改，實現治理水平整體提升。

三、增強監管適應性，優化上市公司高質量發展的環境

提高上市公司質量，企業自身承擔主體責任。同時，資本市場監管也要結合國內外宏觀經濟形勢變化增強適應性，不斷健全股票發行、并購重組、退市等基礎制度，營造更加市場化、法治化的環境，支持上市公司做優做強。

第一，健全以信息披露為核心的股票發行注冊制，切實把好“入口關”。注冊制是比核準制更加市場化的股票發行制度。從國際經驗看，成熟市場普遍實行注冊制，但沒有統一模式。近年來，證監會把握好尊重注冊制基本內涵、借鑒國際最佳實踐、體現中國特色和發展階段3項原則，全力以赴推進注冊制改革試點，取得了重要進展。但我們清醒地認識到，目前注冊制改革只是有了好的開端，有些制度還需要不斷磨合和優化。在接下來全面實施注冊制過程中，應當牢牢堅持以信息披露為核心，不斷提高注冊制的適應性。要進一步完善信息披露規則體系，在確保真實、準確、完整的同時，促進信息披露更加簡明清晰、通俗易懂，提高信息披露質量。要進一步推動信息披露電子化、線上化，既便利投資者閱讀，又降低企業披露成本。

第二，健全并購重組市場化機制，更好發揮主渠道作用。從全球經驗看，并購重組是企業發展壯大、提質升級的重要推動力。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喬治·斯蒂格勒曾說過，沒有一家美國大公司不是通過某種程度、某種形式的兼并成長起來的。微軟自1996年以來共實施各類并購400多次，交易規模超過1000億美元，實現了從小型軟件商到全球科技巨頭的重大轉變。境外成熟市場的并購監管側重于“公平游戲規則”，支持市場主體充分博弈，壓實中介機構責任，依法查處違規行為。“雙循環”格局下進一步提高我國并購制度的適應性，要以實施并購重組注冊制為抓手，進一步完善市場機制，豐富市場工具，加強事中事后監管，支持上市公司通過并購重組強化規模效應和協同效應，提高經營效率。

第三，健全常態化退市機制，實現“退得下”“退得穩”。上市公司有進有出、優勝劣汰，才能“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只進不出”將扭曲市場估值體系，導致逆向選擇、劣幣驅逐良幣。前些年，我國資本市場尚處于發展初期，各方面認識不統一，退市機制不健全。2001-2018年，年均退市公司僅6家，年均退市率0.36%；而美股達4%，是我國的10倍。其退市比較順暢，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退出渠道多元，強制退市只占市場退出的5%，通過私有化、重組等其他方式退出占95%；二是集團訴訟等司法救濟機制比較健全，能夠有效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提高我國退市機制的適應性，也要通過重組一批、重整一批、退市一批，拓寬多元化退出渠道。同時，對于嚴重財務造假的“害群之馬”、喪失持續經營能力的“空殼僵尸”，增強退市剛性，決不允許“久拖不退”。落實新《證券法》，推動投保機構代表人訴訟制度盡快通過典型個案落地，實現市場出清與保護投資者的雙重目標。

提高上市公司質量、助力資本市場服務“雙循環”，這是一篇大文章。我就先談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