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資租賃業務中利潤操縱的動因有兩個:根本動因與具體動因。根本動因能否實現取決于具體動因,但動因決定于條件。融資租賃立法滯后、會計選擇權的存在以及“界線檢驗”的出現、信息的非對稱性是融資租賃業務中利潤操縱得以實現的關鍵所在。

利潤操縱是會計學中的一個術語,意指公司管理層在編制財務報表時利用各種合法、甚至非法的手段炮制有利于自己的利潤數據,誤導大眾。利潤操縱的魔爪遍及全球,涉及各行各業,利潤操縱,為何能如此長期且大范圍存在并屢禁不止?這說明利潤操縱有它生存的土壤。一方面由于內部人的利益驅動,作為內部人的經理存在操縱公司利潤的動機與偏好;另一方面,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導致上市公司的投資者與管理層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信息非對稱的存在,是利潤操縱實現的必要條件。因此,作為上市公司的管理層,不僅有愿望而且有可能進行利潤操縱。

眾所周知,人是理性的經濟人,他們所做的一切都與他們所獲得的經濟利益息息相關,利益越大,其動機就越強烈,強烈的利益動機會促使他們想方設法地采取一切合法甚至非法手段牟取最大利益。可見,利潤操縱是有強烈的動因的。縱觀形形色色的利潤操縱,其動因基本上沒什么不同,都可以從根本動因和具體動因兩方面進行分析,融資租賃業務中的利潤操縱也不例外。

(一)利潤操縱的根本動因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毫無疑問,企業通過融資租賃進行利潤操縱的根本動因就是獲取私人利益。Jensen和Meckling(1976)將企業定義為“一組契約的聯結”(anexusofcontracts),這種現代企業理論把企業看成是擁有不同要素的所有者為了獲得各自的要素報酬,通過一組明示的或默認的契約(譬如,法律、合同、承諾、文化、習慣等)相互聯結在一起的利益混合體。

瓦茨和齊默爾曼延引了這種企業理論的契約觀,指出“企業并非是獨立存在的主體,它只不過是一種若干契約的結合”。這一“利益混合體”或者說這一組契約的參與人是由一群有自身利益的個人所組成,他們都為企業的生產提供某種投入,并期望能從投入中得到報酬。這種自利性要求,使得每個個體都存在轉移財富的行為或者動機,并采取各種不同的手段力圖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二)利潤操縱的具體動因

具體動因是企業管理者在進行利潤操縱以謀求私人利益的過程中,有意促進企業發展的動因。根本動因能否實現取決于具體動因,因此,管理者會潛意識地將根本動因與具體動因相統一,以企業利益為基礎實現私人利益的最大化。由于每一個國家或地區會計環境以及市場機制、經濟結構等的差異,利潤操縱動機也會帶有各國的特色。就目前我國的情況來看,企業進行利潤操縱的動機具有極其濃厚的“中國特色”。

1.管理者薪酬動因

管理者酬金是由企業經營效果來決定的,而衡量經營績效的基本指標主要借助于財務報表或會計數據。公司股東通過聘用經理,形成一種委托—代理關系,股東不親自參與企業的日常管理事務,往往會以企業的會計盈余為依據,考核經理的工作績效。經理人即企業的管理者,從經濟學角度來看,他們都是具有有限理性的經濟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動機是強烈的。

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會采取一定的利潤操縱行為。一般來說,管理者通常傾向于選擇增加報告盈利的會計方法,通過報告高收益來提高管理者的獎酬。當經營業績不佳,影響公司乃至個人在證券市場上的生存和發展時,便會引發其進行利潤操縱的動機。

2.保牌動因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規定,公司股票上市交易后如果“最近三年連續虧損,在其后一個年度內未能恢復盈利”,由證券交易所決定終止其股票上市交易;公司債券上市交易后如果“最近二年連續虧損,在限期內未能消除的”,由證券交易所決定終止其公司債券上市交易。

一般來說,公司取得發行股票、債券且上市交易的資格非常不容易,公司股票、債券上市后又被摘牌,不僅對股東是莫大的損失,而且喪失上市資格,意味著一種稀缺資源被白白浪費掉。因此,上市公司往往認為股票、債券被摘牌是對公司最嚴厲的處罰。為保住上市資格,管理層往往會在利潤上下功夫,將三虧或兩虧變為兩虧一贏、一虧兩贏或一虧一贏,虧是大虧,贏是小贏。

3.避稅動因

財富轉移最直接的方式是稅收制度。在所有稅種中,所得稅直接影響企業的稅后利潤,對所得稅進行調節是企業最常見的利潤操縱方式。《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第四條明確規定企業所得稅的稅率為25%。其中第二十八條又規定:符合條件的小型微利企業,減按20%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符合條件的小型微利企業,是指符合下列條件的企業:(1)工業企業,年度應納稅所得額不超過30萬元,從業人數不超過100人,資產總額不超過3000萬元;(2)其他企業,年度應納稅所得額不超過30萬元,從業人數不超過80人,資產總額不超過1000萬元。為了享受小型微利企業的稅收優惠,有的企業往往會從規定的界限上下功夫,以達到避稅目的。

“動機”是促使人們從事某種活動的念頭;“條件”是事物存在、發展的影響因素。與動機相比,條件更重要。各利益主體雖然主觀上存在利潤操縱的動機,但如果客觀條件不允許,利潤操縱也只是一種空想。但實際情況正好相反,我國會計準則的不完善和相關法規制度的不健全在很大程度上給管理人員進行利潤操縱留下了空間。

(一)融資租賃立法滯后

融資租賃自上個世紀80年代初從國外泊來后,國內法律十年間近于空白。雖然1999年3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十四章“融資租賃合同”就融資租賃合同的內容及當事人權利義務作了較為全面的規定,但從總體來看,我國還欠缺有關融資租賃業管理的專門立法,這對我國融資租賃業的發展極其不利。

雖然《融資租賃法》立法計劃于2004年3月正式啟動,《融資租賃法》報審稿在2007年就已完成,但是一直到2008年10月29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出臺共列入64件立法項目,《融資租賃法》仍然徹底被排除在外。

盡管融資租賃的報審稿結合了我國的實際情況,在租賃業的監管、租賃物的公示登記、租賃物取回權的行使、租賃物的適用范圍、融資租賃的促進政策等關鍵問題上作出了原則性的法律規定,獲得了相關部門和國內外融資專家及租賃業界的基本認可,但《融資租賃法》究竟何時能出臺還是個未知數。對于實務中所存在的問題,企業在進行具體處理時仍然有很大的操縱空間。

(二)會計選擇權的存在

會計選擇權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會計政策的選擇權;二是會計估計權。無論是會計政策的選擇權還是會計估計權,決定權都在企業手中,企業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愿,有針對性地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會計政策,或者說有意識地按照其所期望的利潤額度,對需要予以估計的數據進行人為操縱。

融資租賃準則關于租賃資產的處置權、計算最低租賃付款額現值時的折現率、租賃資產的折舊方法、折舊期限等,都有幾種備選方案可供選擇,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企業往往會合法地或通過變通的手法運用會計政策選擇權進行利潤操縱。

對于租賃資產的公允價值、固定資產的剩余使用年限和折舊年限、資產余值等數據,則需要通過會計估計權才能獲得。這時,企業就會根據自己的意愿行使估計和判斷,人為地操縱這些數據,粉飾報表,迷惑投資者。

(三)“界線檢驗”的出現

“界線檢驗”用來確定不同經濟業務的類型時,處于“界線”兩邊的經濟業務將被視為不同性質的交易類型,從而作出不同的會計處理。《企業會計準則第21號——租賃》應用指南解釋了融資租賃的五個判斷標準。

其中第三條“租賃期占租賃資產使用壽命的大部分”;第四條“承租人在租賃開始日最低租賃付款額的現值幾乎相當于租賃開始日租賃資產公允價值,出租人在租賃開始日最低租賃收款額的現值幾乎相當于租賃開始日租賃資產公允價值”。這里的“大部分”掌握在租賃期占租賃開始日租賃資產使用壽命的75%以上(含75%),“幾乎相當于”掌握在90%以上(含90%)。

符合條件之一者,視為融資租賃,否則作為經營租賃處理。因為融資租賃的確認將會顯著提高企業的資產負債率,使企業的財務風險凸顯,從而不利于企業的后續債務融資。

為了使企業的籌資能力不受影響,承租企業往往會通過“界線檢驗”,故意將租賃期限定在租賃資產經濟壽命的74%,最低租賃付款額的現值控制在89%以內,從而躲避融資租賃在財務報表上進行確認。

(四)信息的非對稱性

信息經濟學揭示了社會經濟生活中廣泛存在的信息不對稱現象。信息不對稱通常會導致這樣的后果:擁有信息優勢的一方可能利用這一優勢來損害信息劣勢一方的利益。他們有更多的機會將收益留給自己,而將風險與損失轉嫁給投資者。由于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上市公司的投資者與管理層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信息不對稱是會計造假的誘因之一。

因為會計信息是由管理層負責編制和提供的,他們有能力決定信號的質量——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公司實際,以維護自己的利益。對于公司當前以及未來的收益流的信息,當前和潛在的股東是不擁有的,在不完全了解信號質量的情況下,投資者無法甄別出不同公司之間的價值差異,他們只能根據公司對外發布的會計報表以及某些私人信息進行篩選,這就使得企業的管理層能輕而易舉地操縱企業的利潤。

只要存在非對稱信息,利潤操縱就不可能根除,并且,信息非對稱的程度越高,利潤操縱的可能性就越大,利潤操縱的程度也就越深。

四、結論

融資租賃業務中利潤操縱的根本動因與具體動因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它們在相互包容中體現著各自的價值取向。因此,了解企業利潤操縱的動因將有助于財務信息的使用者正確理解會計數據,進而作出公允的評價。動因是利潤操縱得以產生的前提;條件是利潤操縱得以實現的關鍵。

融資租賃立法滯后、會計選擇權的存在、“界線檢驗”的出現、信息的非對稱性,最終導致了融資租賃業務中利潤操縱的實現。要想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只有將動因和條件同時消滅,但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決的,它需要時間來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