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張銘研

人民幣國際化在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的落地基礎上，開始真正得到發展。

我國的跨境人民幣業務開端于2009年，人民銀行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落地。十年來，人民幣跨境使用逐步擴大，已成為全球第五大支付貨幣。2019年，跨境人民幣業務蘊含著勃勃生機。現在的成就離不開過去的耕耘，未來，依舊任重而道遠。

其實，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世界經濟體、最大貿易國和最大外匯儲備國，理應順應全球發展的主流趨勢，積極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從而促進全球貿易和國際投資。

盡管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元的地位仍將難以動搖；但不可否認，改革現有國際貨幣體系是全球經濟平穩發展的客觀要求。因為現有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尤其美元獨大是導致全球經濟金融不穩定的主要原因。

所以，人民幣“走出去”最終成為國際性程度較高的貨幣，與幾大經濟體貨幣共同構成多元世界貨幣體系，既是中國經濟、貿易等相對綜合國力增長的客觀需要，也是世界經濟再平衡的客觀需要。

站在2019年這個歷史節點上，深入探究當前人民幣國際化發展現狀，已經取得哪些成就？還存在哪些阻礙？“一帶一路”的建設如何更好促進人民幣國際化發展？具體措施都有哪些？記者帶著諸多疑問，采訪了中國金融學會副秘書長、廣西大學中國-東盟金融研究院首席專家楊再平。

楊再平對記者表示，從發展趨勢看，我國作為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GDP占全球15%以上，貿易占全球11%以上，凈國際投資頭寸也占全球11%以上，但人民幣作為國際結算貨幣的份額僅占1.6%，在全球外匯交易總量中僅占2%左右，在全球外匯儲備占比剛過1%。中國的貿易占比和人民幣國際結算份額占比相差極大。

“這種不對稱、不平衡，是人民幣進一步‘走出去’成為國際化程度較高貨幣的根本動能。更進一步的，人民幣國際化，是確保中國經濟不被綁架的重要途徑，事關中國國家經濟安全和基本利益。”他進一步說道。

當前世界經濟貨幣格局，美元一家獨大是毋庸置疑的。美國利用霸主地位，通過美元對其他國家“割羊毛”引起很多國家不滿。隨著中國經濟的日益強大，不論從經濟往來需求還是對政治地位的訴求，不論從世界貨幣體系格局的演變過程來看，還是美元獨大產生的各種弊端，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都是非常必要的。

第一，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后美元獨大的固有矛盾導致世界經濟失衡愈演愈烈。

這個固有的矛盾就是“新特里芬悖論”，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后，支配的國際國幣體系的是美元。美元的穩定取決于美國的國際收支平衡，但全球清償力供應又依賴于美國的國際收支逆差，美國的“鑄幣稅特權”又推動美國的經常賬戶逆差不斷擴大，從而形成了所謂的“新特里芬悖論”。

過去幾十年來，美國利用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特殊優勢，不斷地發行國債來驅動經濟發展。因為全球對美債的需求量極大，因此美債收益率能夠維持在較低的水平。這樣一來，美國企業就可以通過低廉的成本借款，政府也無需擔心國際收支平衡或貨幣危機的問題。

在動蕩時期，美債被視為世界上最安全的資產，投資者爭相涌進這一市場，大量資金流入美國。但如果國際貨幣秩序發生改變，美國經濟通過美債而獲得的繁榮將面臨威脅。因此，美元獨大的固有矛盾實為世界經濟失衡的主因。這也就是為什么美國一再揮舞貿易保護主義的大棒，其貿易赤字依然有增無減。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美國貨物和服務貿易逆差總額為6210億美元，創2008年以來最高水平，較2017年擴大688億美元，增幅12.5%。2019年第2季度，美國進出口貿易赤字（年化現值）為6617.89億美元，其中商品貿易逆差為9176.34億美元，服務貿易順差為2558.86億美元。

第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國際社會日益意識到美元獨大是世界經濟失衡乃至國際金融危機的淵藪。人民幣國際化最開始是為了解決經濟危機帶來的流動性問題。

新加坡《聯合早報》2008年10月27日發表社論，“無庸諱言，目前這場世界金融風暴的罪魁禍首是美國，源自美國人的借貸無度，寅吃卯糧，而這背后的關鍵則是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霸主地位。這讓美國能夠輕易地操弄美元幣值，轉嫁風險和債務，貽害全球。”

人民幣走向國際化應是漸進的過程，中國人民銀行前行長周小川曾公開表示“人民幣國際化，我認為是一個‘早產兒’，本來中國并沒有打算比如說在2010年、2012年左右開始推人民幣國際化。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流動性不夠，因流動性問題導致了擴大本幣的使用。那時，中國與部分國家采用了本幣互換的方式支持貿易投資結算，緩解流動性問題。”

近年來，美國之外的各主要經濟體苦于美元霸權而不得不掀起去美元化浪潮。時任法國總統薩科齊曾表示，美元不應該再被當作“唯一的全球通用貨幣”。德國外交部長馬斯在2018年8月就呼吁建立一個獨立于美國的新支付系統。在2019年2月底舉行的金磚國家工商理事會俄方理事會會議上，俄羅斯內部討論了金磚國家打造一款名為“金磚支付”（BRICS Pay）的全新支付體系的可能性。

人民幣國際化誕生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傳統國際貨幣體系暴露出一些制度性缺陷，改革國際貨幣體系和增加新的公共產品和解決方案的呼聲不斷提高。同時，中國經濟總量迅速上升，國際貿易快速發展以及金融市場對外開放持續推進。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開始了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之路。

楊再平對記者表示，人民幣國際化的主要有“三個波次”。

首先，世紀之交到2009年為第一波次，發韌于邊貿采用人民幣。

其次，2009年4月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正式決定在上海和廣州、深圳、珠海、東莞等城市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由此啟動了人民幣“走出去”的第二波次。

最后，“一帶一路”的發展，已為人民幣“走出去”積蓄了更強的新勢能，新一波次人民幣“走出去”蓄勢待發，可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從2009年開展跨境人民幣結算試點以來，人民幣跨境使用穩步擴大，成為各類市場主體的新選擇。

那么當前人民幣國際化發展新特點有哪些呢？

楊再平告訴記者，

一是服務貿易項下人民幣跨境結算規模持續上升；

二是證券投資帶動資本項下人民幣跨境結算規模較快增長；

三是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政策進一步完善，有利于實體經濟降低融資成本；

四是境外主體在境內金融市場參與度顯著提高，特別是債券通的推出，進一步促進了中國境內金融市場的雙向開放；

五是人民幣原油期貨交易推出，大宗商品人民幣計價功能取得突破。

當然，人民幣國際化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伴隨著難題和障礙，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首先，全球貨幣政策醞釀變局，金融市場波動性與溢出效應上升。

其次，人民幣金融產品不夠豐富，市場體系有待健全。

再次，合規審查，人民幣跨境流動通暢度有待提高。

最后，CIPS 業務不及預期，基礎設施建設相對滯后。

在面對這些阻礙，我國一是堅持市場驅動，通過消除限制人民幣使用的障礙，為人民幣與其他主要可兌換貨幣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二是完善頂層設計，堅持經常項目可兌換，不斷完善人民幣跨境業務政策框架，有序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加強跨境清算系統等基礎設施建設；三是引導離岸人民幣市場健康發展，實現離岸與在岸市場良性互動、深度整合；四是完善監督管理，防范金融風險。

楊再平進一步告訴記者，人民幣國際化還欠三股東風。

首先需要相應的國際金融業務、金融產品、金融市場，讓“走出去”的人民幣充分流動起來，而不至形成“人民幣堰塞湖”，不至讓人民幣爛在非居民手里；

其二是實現人民幣完全可兌換，讓人民幣成為真正的國際性貨幣，從而更深遠更廣泛地“走出去”；

其三需要宏觀調控與金融監管配套，確保相應的金融市場穩定，進而確保人民幣幣值穩定，讓更多非居民有意愿持有人民幣。

此三股東風，其一現在亟需，其二中期期待；其三長期必須。

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以中國國家主席的身份對哈薩克斯坦進行國事訪問期間，首次提出“一帶”概念。其實，自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絲綢之路”的理念和“一帶一路” 倡議目標之后，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都在穩步提升。

國家積極利用“一帶一路”建設，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發展。在2018年3月2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審議通過《關于形成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機制推動國際經濟治理結構完善的意見》。

意見指出，要以“一帶一路”建設為統領，以多邊機制和平臺為重點，運用好財政、貨幣、結構性改革等政策工具，統籌發揮好政府、企業、行業協會等各方力量，逐步形成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新機制。

楊再平告訴記者，現在具體來看，人民幣國際化沿著“一帶一路”走出去主要有以下四個新勢能。

一是貿易。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將逐漸成為貿易雙方的首選。同時，人民幣還作為交易貨幣，進一步促進“一帶一路”建設中能源項目的發展，加強建材類﹑礦石等能源的貿易，擴大人民幣的國際需求。

其中，2018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1.3萬億美元，同比增長16.3%。預計未來10年內突破15萬億人民幣。但目前與沿線國家和地區貿易人民幣實際支付金額占比僅14%，低于總貿易25%的水平，存在進一步提高的空間。

二是投資。2018年中國企業全年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156.4億美元，同比增長8.9%；“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華直接投資60.8億美元，同比增長11.9%；雙向投資潛力進一步釋放。亞洲開發銀行和世界銀行兩個最大的國際金融機構每年在亞洲基礎設施的投資總額僅約300億美元。如此巨額的投資需求，至少中方投資項目用人民幣支付，就是很大的數額。

三是資產。已有60多國央行將人民幣作為官方外匯儲備，截至2018年年底，各經濟體央行持有的外匯儲備中，人民幣資產占比升至1.89%，超過澳元、加元資產占比。同時，在銀行間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境外機構通過通道等持有的人民幣資產也在逐年升高。

四是基礎設施。人民銀行重點支持的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豐富了原有境內外金融機構和企業間人民幣跨境清算形式，旨在促進人民幣在國際支付中的使用。近幾年，多個國內金融機構在“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創建了分支機構，部分金融機構的分支機構達到了100多家。

當然，離岸交易市場的發展是促進人民幣國際化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中國已經香港、新加坡、倫敦、紐約等境外23個城市設立人民幣離岸清算中心。

此外，微信支付可以在全球15個國家和地區提供12種貨幣的支付服務，二者的廣泛使用正成為各國各地更多使用人民幣的動能。SWIFT網絡也充分支持全球人民幣業務等等。

對于下一步如何繼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楊再平分析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依托新的國際產業分工格局和中國消費升級后的巨額需求，及時調整國際收支戰略，在“一帶一路”國家，大幅增加進口，保持相當規模的貿易逆差；加強貿易和資本項目的互動協調，向國際社會提供充足的人民幣流動性。

第二，提高金融服務“一帶一路”國家的能力，讓資金融通為設施聯通、貿易暢通提供加速器。推動中資銀行、證券公司以及互聯網金融企業海外合理布局，提高金融服務的可及性。大力發展多層次、 產品豐富的“一帶一路”區域債券市場，提供富有吸引力的人民幣金融資產。加快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建設，增加人民幣國際使用的靈活性、便捷性。

第三，深化“一帶一路”區域金融和貨幣合作機制，與更多參與國簽署本幣互換協議，擴大雙邊貨幣直接兌換和交易，簽署邊貿和一般貿易（與投資）本幣結算協議。鼓勵參與國金融機構更多地加入人 民幣跨境支付系統，實現人民幣清算結算的全覆蓋。

第四，構建龐大的人民幣的海外資產池，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穩定，奠定人民幣在次循環體系中的中心地位，發揮其作為區域貨幣避風港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