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切地說，當前存在的問題應該描述為債務增速明顯放緩。從結構上看，由于疫情產生的“疤痕效應”仍未消退，企業經營者特別是民營資本信心尚未真正恢復，居民消費和投資信心不足，地方政府受制于高企的城投債務壓力，被迫從資產負債表“擴張”轉向“修復”，債務增速放緩帶來的“負反饋”加劇了實體經濟面臨的需求不足困境。

分主體看，杠桿率或者說債務增長主要來自四個部門：企業、居民、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具體而言：我國非金融企業部門杠桿率高于大多數國家。同時，從企業資本開支的動機來看，盈利預期和產能利用率是兩大核心影響因素。我國居民杠桿率已經超過60%，基本與發達國家接近，而且從債務余額/可支配收入、還本付息/可支配收入等指標看，壓力甚至比發達國家還大。財政緊平衡背景下收支矛盾不斷加大，土地市場下行導致城投平臺擴張背后的土地財政依賴大幅弱化。相比之下，我國中央政府部門杠桿率僅為21.4%，距離60%的警戒線尚有較大提升空間。

綜合可持續性、提升效率等多個政策目標看，未來財政政策發力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破局：一是提高直接稅比重。二是發揮公有制優勢，提高國企貢獻度。三是創新基建投融資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