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政策對沖、經濟恢復進程和美國大選等多因素疊加影響下，2020年美國國債市場波動劇烈，1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從2019年末的1.9%上方降至2020年3月初的0.54%，之后雖階段性回升，但2020年6月份再度回落，并于2020年8月初降至0.52%的歷史低位，之后開始持續回升，目前已升至1.15%(截至2021年1月12日)。鑒于10年期國債收益率是全球最重要的中期利率指標，其走勢變化勢必對全球金融市場影響巨大。若從影響10年美國國債收益率的遠近因素來看，2021年主要有5個影響因素。

首先，市場重估“藍潮”影響。自美國大選以來，市場對“藍潮”已累計出現了兩次明顯的反應：第一次是在2020年11月初的總統選舉，特朗普在獲得超過7400萬選票的情況下依然敗北，令市場對“藍潮”預期升溫，1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自2020年3月份疫情爆發以來，首次回升至0.9%上方。第二次是拜登勝選被國會確認及民主黨獲得參議院的主控權，1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一舉回升至1%以上，目前已升至1.15%，是2020年3月19日以來的最高水平。期間，市場曾擔憂拜登的加稅政策會沖擊美股，但受疫情反復的影響，市場逐漸接受“藍潮”更有利于疫情的控制，進而也有助于經濟恢復。

其次，美國消費已較早修復，利好經濟前景。在CARES法案的財政紓困幫助下，美國的消費較早就得到了修復，消費者信心指數由4月份的74回升至90，同期美國商品進口增速更是由-23%回升至6%。后期若拜登擬推行的大規模刺激計劃得以成行(“藍潮”政局令其大概率落地)，將繼續對美國消費構成支撐，并利好美國經濟恢復前景。

第三，通脹預期持續改善。在中國需求的拉動下，自2020年5月開始，全球商品價格已持續回升了近9個月，CRB商品價格同比增幅已從4月份-17.5%的低位回升至目前的12%，與此同步，在消費被政策托底幫助下，美國的通脹預期也從0.5%的低位回升至2.1%，通脹預期的持續改善對1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形成支撐。

第四，美國財政部不會特別關注10年美國國債收益率的上升。雖然國債收益率的上升會增加其融資成本，但美國財政部完全可以通過國債發行結構的調整來對沖。例如，在2015年12月至2019年8月期間，美聯儲將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從0-0.25%上調至2.25%-2.50%，相應各期限美國國債收益率均有所上升。美國財政部相應對國債實際發行結構進行了調整，將1年期以內短期國債發行規模占比由71%提升至77%，2年至10年期的中期國債發行規模占比則由25%降至20%。

具體到中期國債，利率水平更低的2年和3年期的發行占比提升了10%，5年和7年期的發行占比降低了10%，10年期國債發行占比則穩定在15%。不過由于中期國債占整體的比重是下降的，因此10年期國債發行規模占整體的比重也是下降的。所以10年美國國債收益率的上升并不會對美國財政部形成嚴重制約，換而言之，美國財政部不會特別關注10年美國國債收益率的上升。

第五，美聯儲寬松貨幣政策壓制短期國債利率，美債收益率曲線相應陡峭化。從美聯儲最新會議紀要釋放的政策信號來看，在疫情完全平穩和經濟步入持續恢復軌跡之前，美聯儲將維持零下限利率政策和每月1200億量化寬松操作，加之2020年8月份美聯儲調整了其貨幣政策框架，大幅提高了對通貨膨脹的容忍度。因此，目前實施的低利率政策環境還是持續相當長時間，相應3年期以內的美國國債收益率也會繼續維持在極低的水平，此政策環境也有利于美國財政部控制融資成本。

短期利率在低水平的穩定疊加長期利率的上升，直接就導致美債收益率曲線陡峭化，促使金融部門開展擴張性活動，進而有助于經濟恢復。美債的歷史數據顯示，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債曾出現過四次倒掛(長期利率低于短期利率)，最近一次發生于疫情前的2019年的8月份。以10年期和2年期的利差為例，在前三次倒掛后回升過程中，回升幅度均超過了260BPs，目前10年期和2年期的利差已回升至100BPs以上，按照經驗數據規律，后期美債曲線仍有繼續陡峭化的空間。

綜上五點，預計2021年10年美國國債收益率大概率會升至2%，全年波動區間在[0.8%，2.0%]，如果疫苗進展順利，美國經濟恢復進程加快，則不排除1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年內就會向2.5%靠近。

大選、貿易摩擦、新冠肺炎等因素是造成2020年美國經濟和金融市場出現大幅波動的重要因素。2021年1月美國政府將進行換屆，拜登的政治主張相對于特朗普來說更加溫和，而且其明確提出的推動疫情防控工作將有效改善當前美國政府疫情防控不作為的問題，在疫情防控有序推進、經濟發展逐漸回暖的推動下，美國國債收益率回升將成為必然。同時對于全球來說，作為當前全球霸主美國經濟復蘇將對于全球經濟回暖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