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工商銀行總行公司金融業務部副總經理 李新彬

來源：貿易金融雜志

今春初突如其來新冠病毒疫情，給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重大沖擊與影響。當前疫情防控呈現積極變化，企業生產經營活動開始重啟，但資金鏈斷裂風險是諸多中小企業必須直面的現實困境。從融資視角反思當下民營企業“危”與“機”，對企業更加理性地應對未來突發性隨機風險，提升預期管理能力非常重要。

第一，當前的資金問題是企業非常態經營的反映。時下民營企業面臨的資金困境是企業經營停擺的結果，這與2018年下半年民營企業普遍反映的融資問題存在根本的差異。反觀2018年民營企業階段性融資問題，主要是金融體系加大去杠桿力度降風險，資管新規等監管制度出臺壓縮非標準化表外融資業務，同時重拳治理P2P互聯網金融亂象，疊加了當時資本市場異動下跌致使企業股票質押融資遭遇強行平倉風險，導致企業存量融資無法正常接續。

而當前民營企業的資金鏈風險，則是特殊時期我國采取社會全員阻隔新冠病毒的防控手段，導致企業介于停工停產狀態，營業收入銳減甚至顆粒無收，而此期間要維持工資、房租等固定成本等開支，同時額外增加了自身疫情防控的費用支出，導致很多企業資金壓力凸顯。

關于當前民營企業資金鏈困境的影響程度，盡管相關研究機構調查統計的企業樣本具有一定差異性，但其得出的分析結果大體相似：即約有90%民營企業處于停工停產的狀態，約有50%企業現金薪酬比低于6個月，其中約有30%企業現金薪酬比低于3個月。資金作為生產要素之一，需參與其他生產要素的循環，才能實現自身的流動和增值。所以企業實現達產才是資金安全穩健的基本保障。

第二，當前的資金問題仍需持續一段時間。當前，隨著全社會企業復產復工的推進，企業經營加快回歸正軌。特別是在金融、財政、產業政策等社會各方力量的共同扶助下，企業財務狀況必然會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復。

但我們也必須要認識到，民營企業當前的資金壓力仍將持續一段時間。從疫情防控形勢看，盡管當前取得了積極進展，但仍不可以掉以輕心。而按照高、中、低風險地區進行分類指導，整體上全國企業的復工復產必然是一個漸進過程，從復產到真正達產，取決于整個疫情防控阻擊戰的基本態勢。

前期，世界衛生組織利用已用模型預測了本次疫情高峰的結束時間，僅具有參考價值。在全國疫情有效控制的前提下，企業一般也要1-2個月來實現正常生產狀態，而反映到企業財務狀況和盈利能力中，則還需要1-2個月的時間周期。

所以，即使按照目前復工復產相對比較樂觀的預測，大部分民營企業資金層面的改善至少需要2-4個月來緩沖。這段時期，企業需要合適的資金管理策略，即在保持長期基本面穩定的態勢下，加強與銀行等金融機構的信息溝通，為下一步企業發展創造條件。

第三，當前的資金問題會沿產業鏈進行傳導。如前所述，我們現在對企業資金風險的總體判斷，是基于企業個體來分析得出的。如果跳出單體企業而從產業鏈整體視圖看，則這種資金壓力會沿著產業鏈向其上下游企業進行傳導，特別是一旦具有核心地位的主導企業資金償付出現問題，則會嚴重影響整個產業鏈的資金運轉效率。

當然，從傳導機制上，理論上對其直接的上下游交易對手影響最明顯，而對距離其較遠端的鏈條客戶的影響程度則會小一些。但實際上，由于產業鏈的末端多為中小微企業，其資金主要依靠核心企業的信用，一旦核心企業資金鏈斷裂對整個產業鏈的影響往往是致命的。

事實上，從目前資金形勢看，除小微企業外，大中型民營企業也受到了較大沖擊。而大型企業往往有大量的銀行存量融資，在特殊時期，保障這類企業存量融資的接續性和新增融資的可獲得性具有更現實的意義。

第一，短板產業將會獲得補償性增長機會。從積極意義來說，新冠病毒疫情是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質量的一次大考。

一方面，經濟發展須基于既定目標配置有限資源。在我國連續多年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與不協調矛盾也很突出。在全力抗擊疫情過程中充分暴露出了我們很多薄弱環節和短板產業，可以預見今后國家層面會通過產業政策等多種措施，甚至采取超常手段來加快統籌推進，實現向高質量發展轉型，特別是醫療健康產業、民生保障領域、防災減災設施等板塊潛藏著較大的發展機遇。從具體產業看，如生物醫療、醫療設備、現代中醫藥、傳染疾病災備體系建設等會成為金融機構重點布局的戰略領域。

另一方面，特殊時期的人們“宅”式生產生活方式也進一步激發了互聯網消費的巨大需求，包括在線娛樂、在線辦公、在線教育、在線商務等領域，仍有著令人期待的市場想象空間，也必將成為消費升級的重要方向。具有遠見的一些風險投資和產業投資機構已前瞻性地布局這些產業領域。

第二，堅定企業經營發展的智能化創新。企業智能化變革是信息時代的應有之義。新冠疫情之下，傳統勞動密集型企業的資金鏈受到沖擊最強烈。相對而言，其對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企業的直接影響則小一些。除了不同類型企業的資金運作特征不同，如餐飲業現金流轉快，一般情況下企業不需保留大額賬面現金來支持日常運營。但深層差異性主要是對普通勞動力依賴程度的重大差別。

為有效應對近年來我國勞動力成本不斷攀升的現狀，以及進一步提升勞動效率，自動化和智能化發展是我國制造企業技術創新的重要趨勢。但在勞動密集型產業領域，特別傳統服務業仍在采取低成本人口紅利的增長模式。很多傳統制造企業從東部向中西部地區遷徙，亦或從中西部招募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都是這種發展模式的體現。而在本次疫情對企業復工復產的影響下，進一步堅定了企業加快智能化應用創新的步伐，以應對未來人力資源短缺和高成本帶來的新挑戰。

第三，細分行業領域頭部效應會持續增強。當今產業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是行業細分程度越來越高，而在細分賽道內企業經營也越來越專注，進而通過技術積累構筑自身的競爭優勢和壁壘。

其實，在當今蓬勃發展的高新技術和互聯網產業領域，本身就具有高集中度特性，少數頭部企業占據了大部分市場份額，體現出鮮明的“勝者全得”和“強者恒強”的馬太效應。新冠疫情沖擊之下，一些行業內部必將會進一步優勝劣汰，也必然會帶來新一輪企業兼并重組的機會。

那些具有資金優勢的企業可以抓住這次機遇實現逆勢擴張，這將進一步提升產業內部的集中度。有必要指出的是，不僅科創企業，更多傳統產業中的小微企業也會在這輪真實的壓力測試下重新洗牌。

在特殊時期，從金融機構的偏好看，對基本面沒有重大變化而遭遇階段性困難企業，一般會采取救助行動，通過貸款還款方式重新調整等，給企業復蘇創造必要條件。而對出現重大經營風險的企業，則會采取貸款收回等嚴格的風險管控措施來止損，這將進一步加大企業之間的分化程度。總之，細分行業的龍頭企業必定會是各類金融機構青睞的對象。

第一，要提升應對突發性風險管理的系統思維能力。面對復雜多變的外部市場環境，一直以來我們更善于應對預期風險，如基于行業景氣度強弱來調整業務戰線，或基于供應商履約信用記錄實施分級分類資質管理，或根據應收賬款壞賬水平預測來動態提取壞賬準備等等，這些都屬于可預期風險管理的范疇。

所謂可預期風險，是基于歷史經驗，企業根據對外部形勢和自身情況的分析判斷，實施不同的風險管理技術來做好應對。但從較長的歷史維度上看，我們對非預期的突發性風險事件，則普遍缺少思想上和實踐上的準備。

自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得益于全球化和低成本人口紅利的充分釋放，我們抓住了超過十年的經濟上行周期，使許多矛盾和風險都在快速發展中得到了緩沖和化解，也使人們對重大突發性風險持有盲目樂觀的心態。

但是，隨著我們由工業社會邁向信息社會，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大突發性風險明顯增大，從地緣政治安全到公共衛生安全風險，從全球債務危機到區域金融市場的急劇波動，從信息科技創新快速更迭到企業淘汰速度加快，“黑天鵝”和“灰犀牛”頻現，給企業經營發展帶來始料未及的沖擊。

這就需要我們改變傳統的慣性思維和因果思維邏輯，以信息時代系統論和控制論的方法來審視風險，以更加審慎理性的態度來謀篇布局。美日等全球知名大企業長期保持充裕的賬面現金確實值得我們反思和借鑒。

第二，要提升與可持續經營相匹配的融資安排能力。

一方面，防止短貸長用。總體上，企業合理的融資期限應與資金的實際用途相匹配，這樣才能保障其經營活動現金流能夠按期償還到期融資。當然實踐中也有企業以綜合性收入來償還銀行貸款，好像這樣就可以不必考慮期限錯配的問題，甚至可以短期貸款來用于長期投資項目。因為銀行短期貸款的審批手續相對更簡潔，操作流程較短，且利率成本相對更低。但實際上，這也是導致資金風險的重大因素。偌企業融資大部分都采取期限錯配的方式，資金鏈本身是相當脆弱性的，一旦遇到重大突發性事件，會使企業現金流無法償還到期貸款。特別是當貨幣政策和社會資金形勢出現緊縮性調整，更會加劇融資風險。

另一方面，防止融資工具過度社會融資化。近些年我國包括債券融資在內的各類社會融資發展迅速，資信較好的一些大型民營企業開始采取債券等融資方式來替代銀行貸款。此類融資一般用途較銀行貸款更寬泛，期限相對較長，利率水平也較低。但是無論是債券融資，還是其他銀行理財投資債權等融資，對企業自身的資信要求高，社會投資者眾多，到期償付剛性約束強，融資接續還受公眾投資心理影響，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相比而言，企業如遇突發性風險事件，銀行可以采取貸款期限調整方式延續存量貸款，保持企業正常的生產經營。

所以，企業要合理平衡債券等融資與銀行信貸等融資安排，既考慮當前資金需求特點，更要眼著于未來面對不確定性時融資接續性。

第三，要提升與金融機構的戰略合作能力。民營企業成長之初，資金短缺是常態。為了解決融資瓶頸，很多民營企業與金融機構合作的目的很單一，就是獲取貸款等各類融資。

所以，但凡能為其提供資金的各類金融機構，甚至是高成本貸款，往往都是民營企業選擇的合作對象。很多企業即使成長壯大了，其與金融機構的合作思維仍停留在這一階段上，甚至采取“賽馬制”方式，內部任何部門和機構只要能獲得銀行貸款，就是業績。

在合作金融機構眾多而每家機構授信額度不大的情況下，很難說銀企關系是戰略性的。一旦企業出現負面信息，金融機構就會互相仿效抽貸斷貸，甚至形成“羊群效應”，造成資金鏈斷裂使企業陷入經營危機。

所以，當企業成長到一定階段后，需要及時調整與金融機構的長期戰略合作，建議選擇少數具有市場地位的大銀行和其他靈活的金融機構相配合，提升金融合作層次和水平。

在面對突發風險的時候，大銀行實力較強，會從更長遠的角度看待企業未來發展。大型銀行的信用支撐作用，越是在困難時期越能幫助企業渡過難關。同時，大銀行的金融交易信息更加公開透明，這也能減少企業內部財務等關鍵領域的尋租和腐敗現象，提升企業內部治理效能。

第四，要提升供應鏈協同管理的戰略能力。在抗擊新冠疫情和企業復工復產的過程中，我們更進一步深切感受到供應鏈能力的重要性。缺乏供應鏈的協同，單個企業自身再強大，都無法持續實現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客觀來說，近年來我國企業供應鏈管理水平得到較大程度的改善。但不同行業、不同企業間供應鏈能力存在很大差異。

總體上，先進制造業供應鏈管理水平高于其他行業領域。其中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是大型企業在供應鏈管理鏈條中，更注重對下游銷售渠道的管控和信用支撐，因下游經銷商或零售商獲取銀行貸款一般會成為上游企業銷貨款的來源，幫助下游企業融資，實際上也使得上游企業自身既完成了銷售業績，也順利回籠了貨款。

這從我國銀行業供應鏈金融結構便可看出端倪，最初發展較快的業務是以品牌乘用車的經銷商融資和其他類的商品融資。在上游產品相對過剩領域，上游供應商要么較難獲得核心企業的重視；要么大企業利用行業優勢地位拉長付款周期，甚至通過自身為其提供供應鏈融資獲取額外收益，固有的利益格局導致銀行較難參與到對供應商的戰略管理中來，影響了供應鏈能力整體提升。

如果說中美貿易摩使我們重新認知了構建高科技產業鏈體系必要性，而新冠疫情下供應鏈保障能力要進一步引起我國企業的深度反思。因為，只有建立緊密穩定的供應鏈戰略協同，才能提高企業的市場反應效率和應對重大風險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