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高級副總裁 黃卓然

來源 | 《貿易金融》雜志 2019年12月刊

金融創新是近年來境內外金融市場上炙手可熱的名詞，在境內包含了微信、支付寶等移動支付技術的獨步領先，也有P2P借貸的由盛轉衰。

放眼全球既有比特幣價格的起起伏伏，更有對互聯網金融、股票高頻交易的褒貶不一，2019年6月末Facebook宣布將推出虛擬貨幣Libra，更是給全球貨幣市場投下一枚震撼彈。

在當今推崇創新的大環境下，上述的種種金融產品為何有的穩步發展步步為營，有的則加速堆積風險走向沒落？筆者結合自身的工作實務和觀察撰寫本文并期與讀者共同探討。

  一、金融創新便利學生信貸的利與弊

資本有其逐利性，但不可否認，有效合理地運用資本對于國家、企業乃至家庭個人的發展均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而金融創新則是通過利用科技水平的進步、提供新的融資渠道或上述二者的結合，以滿足并優化傳統渠道服務的不足。

但除下金融創新的外衣，每一項新產品、新架構的誕生，卻值得監管者以及從業人員思考其出發點。

究竟是推動了便捷與進步，亦或是為了追逐超額利潤而為騙局與風險披上的精美糖衣。筆者首先將目光放在近年來金融創新熱點的個人信貸領域，并聚焦于學生信貸及住房按揭兩大分類及境內外的異同。

現今的美國大學生和中國大學生面對著貸款賬單卻有著不同的焦慮。美國的學生貸款類似于我國的助學貸款，主要為大學生提供學費資助，這項目前看來傳統的貸款產品是二戰后為支持美國增加的高等教育人口所進行的金融創新。

但以私立學校為主的高等教育體系和高昂的學費卻使得學生多從畢業就背上沉重負擔，據統計全美有約1/4的成年人仍背負著學生貸款，1.5萬億美元的貸款規模也使其成為僅次于住房按揭的全美第二大貸款品種。

2019年5月，美國商人羅伯特.史密斯在穆爾豪斯學院畢業典禮上宣布將負擔該校當年近400位畢業生的所有學生貸款，一時傳為佳話。

但并非所有的學生都能期待有此好運，民眾的巨大負擔也使得學生貸款成為了美國社會中熱議的話題。

將視角轉回國內，我國的高等教育體制以公立為主，因此長期以來中國大學生沒有如同美國同齡人一般有如此巨大的學貸壓力。

但數據卻顯示近年來中國大學生的負債水平卻陡然上升，成因為何？筆者認為此與我國互聯網消費信貸的創新發展密不可分。

互聯網消費信貸與傳統的無抵押個人貸款產品有相似之處，但依托于互聯網技術的進步，通過大數據運算進行廣告定向推送，并在消費者網上支付時提供融資平臺端口，為消費金融開辟了新的融資渠道。

我國的90后甚至00后是對互聯網高度熟悉以及有較高消費需求的群體，必須承認互聯網消費信貸在融資渠道拓寬的層面是一種可取的金融創新，但是作為尚未有穩

定收入來源的學生群體，是否可以承擔較高的利率和還本付息的壓力，以及部分學生介入網貸后逐步陷入以貸養貸、甚至資不抵債的困境無法自拔，也同樣值得社會深思。

  二、住房按揭再現金融創新

眾所周知，2008年金融海嘯是由美國房地產泡沫中次級按揭貸款大面積斷供所引起，并在CDS、CDO等創新金融衍生品的推波助瀾下，最終導致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有此前車之鑒，美國在過去的10年間強化了對住房按揭業務的監管。

在中國市場，長期以來監管機構對住房按揭貸款的首付比例、貸款利率、已持有房產數量等均嚴格把控，以防止房地產市場過熱。

丹麥日德蘭銀行在2019年8月推出全球首筆負利率按揭貸款業務雖引起廣泛熱議，但焦點卻集中于對負利率環境下全球經濟成長的擔憂。

住房按揭貸款與金融創新在全球各地似乎未有新的波瀾，然而和住房按揭相關的新產品卻正在香港如同雨后春筍般出現。

香港金管局對商業銀行的住房按揭貸款業務有明確指引，一方面根據住房成交價格限制按揭貸款比例，貸款金額最高不能超過房價的60%，另一方面需要對供款人進行收入壓力測試，以檢測在加息環境下的還款能力。

但香港作為全球房價最高的城市，高房價仍讓多數年輕人望而卻步。為加快新盤銷售，2016年起香港市場開始出現開發商與財務公司（不受香港金管局監管）合作推出的按揭計劃，針對借款人首付資金的不足和前3年的還款壓力，一般會將按揭比例上浮至8成，且在前三年采用接近銀行的貸款利率，但之后會將利率水平上調兩至三個百分點不等。

2018年市場上甚至出現了所謂的“呼吸plan”，即只要供款人仍在呼吸就能獲批按揭貸款。不僅貸款比例可達9成，而且也不對借款人的收入水平和還款能力進行測試。

據統計，近年來香港的新樓盤銷售中采用上述按揭計劃的比例正逐步上升，部分新盤占比甚至約5成。創新的按揭貸款產品雖為購房者解決了“上車”難題，但也埋下了樓市下跌或利率上升環境下供款壓力陡增的潛在風險。

雖目前香港暫未出現大量按揭斷供的情況，但次貸危機的教訓依然值得引以為鑒。

比較上文中提到與學生信貸和住房按揭相關的創新信貸類產品，不難發現風險一詞常常相伴出現。

傳統的住房按揭貸款和無抵押個人貸款通過首付比例以及收入水平等標桿，為借款人和金融機構均設立了一道安全的閘門。在通過加杠桿的形式進行產品創新時也應提前把控好風險。

而當貸款的風險緩釋進一步弱化為大學生的個人信譽、未來的收入、親人朋友的聯絡方式時，類似裸貸的悲劇仍可能重現。

而作為金融從業者，在風險之外對道德的思考也一樣不能缺失。對比于借用學生貸款以完成高等教育，目前互聯網消費信貸所引導學生的超前消費、購買奢侈品、網絡游戲道具等用途是否合理值得商榷，年輕人是否能否承擔超前消費和未來還款壓力間的心理落差也同樣不容忽視。

  三、金融創新如何影響宏觀政策與經濟

乍看之下，一般會認為金融創新多是在產品和微觀層面，但事實上中西方國家的金融創新正以各自不同的形式與宏觀經濟間產生愈加密切的互動。

在2015年的政府報告中，李克強總理提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千千萬萬個市場細胞活躍起來，必將匯聚成發展的巨大動能。” 中國近年來通過宏觀政策引導的金融創新正在加速：全國多省市自貿區陸續推出FTN賬戶、無因結售匯等新措施，激發了市場活力，也是對人民幣可自由兌換的探索與嘗試；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的落地，強化中港兩地資本市場間的連結。

以微眾銀行為代表的大陸民營銀行陸續開業和香港虛擬銀行獲頒牌照，也將對傳統商業銀行的獲客、運營和盈利模式發起了挑戰。

另一方面，通過產品、技術、渠道等方式的創新改變的不僅是人們的生活方式，也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推動了宏觀領域的發展。

例如2013年余額寶的出現，加速了存款利率市場化的步伐；移動支付技術和大數據運算的飛速發展也正惠及消費金融、智慧政務、智慧醫療等等領域。

而在香港，作為曾經在90年代將信用卡這一當時先進的支付工具引入境內的城市，也正迎來新一輪移動支付革命。

不僅微信、支付寶紛紛進入，建行亞洲與匯豐銀行分別推出了各自的移動支付app龍支付與Payme，甚至香港金管局也推出跨所有香港銀行使用的小額轉賬系統轉數快（FPS），均是希望在香港這一全球金融中心的移動支付市場中分得一杯羹。

在美國以金融創新為金字招牌的華爾街多有運用金融創新的成功案例，但也同樣出現過投機性創新引發的危機，華爾街也常以阻礙創新和影響盈利為由游說政府放松監管。

2019年8月末美國政府通過了對沃爾克準則（Volcker Rule）的修訂。沃爾克準則是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政府為加強對金融機構的監管所提出，核心包括禁止銀行從事自營投資業務、限制銀行擁有及投資私募基金和對沖基金等，以防范銀行再次出現系統性風險。

本次的修訂一般被認為是華爾街勝利和去監管時代的到來。市場上既有對重新迎來寬松產品創新環境的掌聲，但也不乏對投機性金融衍生品卷土重來的擔憂。

華爾街的影響力還不僅體現在監管政策上，也開始滲入了貨幣政策的制定。

美聯儲作為獨立機構，以降低通脹、提高就業以及金融穩定為職責制定美國的貨幣政策。

2008年金融危機前美聯儲采取的是非公開的議息方式，市場參與者對于利率調整只能被動接受。金融危機后，為降低市場恐慌增加透明度，美聯儲主席開始在每次議息會議后舉行新聞發布會展望經濟，市場結合隨后公布的議息會議記錄已可逐步預測未來的貨幣政策走勢。

當美國經濟走上正軌進入加息軌道時，喜愛貨幣寬松和低利率水平的華爾街本能的提出了自己的聲音：加息不利于經濟發展。如此方能保證華爾街上大量的股票質押貸款、外匯黃金保證金杠桿交易(Margin Trading)的借貸成本得以維持低位。

美聯儲如今制定貨幣政策時已不僅要考量經濟數據，也不得不將市場的聲音與壓力納入其中。

2019年8月在歷時近四年的加息周期后美聯儲首次調頭降息。更值得一提的是，與歷史數據相較目前的利率水平仍處于低位，尚未備足充分的 “彈藥”應對下一個周期的危機。

  四、面對金融創新監管應當如何定位

在目前全球推崇金融創新的大環境下，新的金融產品層出不窮，對傳統產品的變形與改良也令人眼花繚亂。審批制的監管方式顯然難以滿足新產品的時效性，也不利于市場主體的創新活力。

與此同時，個人企業因對新的金融產品了解不足，最終投資血本無歸的消息也不時見諸媒體。

面對金融創新，監管不應越位但也不能失位。筆者認為，除了原有底線思維的監管模式外，有必要在強化信息披露與保證參與者公平地位兩方面發出監管者的聲音。

當一個新的金融產品推向市場時，一方是由專業人士對其結構、盈利點、風險、合規等要素充分研究評估的金融機構，另一方則是金融知識較少，甚至只能靠金融機構的宣傳材料去了解產品的企業個人，看似平等的甲乙兩方在信息與地位事實上并不對等。

筆者分享一個在中港兩地的工作生活中觀察到的現象：在香港財務公司通過報紙、電視等媒體播放廣告時，均需要在播出時或顯著位置注明“借錢梗要還，咪俾錢中介”（大意為“借錢總要還，不要給錢予中介”），以打擊不良財務中介也提醒借款人需要評估還款風險；而當筆者打開境內的各種手機app時，各類網貸廣告內容中最抓人眼球的多是“現在先消費，以后再還款”“前六個月免息分期”“知道你可以輕松借到20萬么”等字句。

金融知識不足的借款人自然容易受到此類廣告的吸引而沖動借貸。類似的信息不對稱也同樣可能出現在企業身上，無論是中航油、聯合石化的期貨期權投資虧損，還是倒在投行精心設計的累計期權產品Accumulator身上的大批公司。

作為監管機構雖不宜介入具體交易，但有必要為金融機構在提示風險和信息披露方面訂立標準，方能保證市場參與者的地位向實質公平的方向邁進。

在金融信息普及方面，需要發出自己聲音的不只是監管者，也應包括市場中的銀行與其他機構。

銀行在社會中履行向居民企業吸存放貸的職能，不僅需要取得政府與監管機構的批準與授權，更重要的是基于社會與客戶的認可與信任。在擁有調撥大筆資金的權力的同時銀行也需要承擔應盡的社會責任。

筆者所在的建行亞洲在香港近年來多次走入公屋社區，向低收入家庭、長者、小朋友舉行金融知識講座，講解防范金融詐騙、普及金融產品等內容，也將國家的普惠金融政策在香港落地，生根發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