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之后，國內商業銀行的國際業務一度呈現出爆發式增長，這與外匯管理政策改革和跨境人民幣政策的推動有著必然的聯系。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的“人民幣經常項目實現可兌換，資本和金融項目部分實現可兌換”使銀行能夠為企業提供的國際業務產品日趨多樣化。“一帶一路”等國家戰略的布局，也為銀行的國際業務發展帶來大量的企業需求。

然而，銀行國際業務高速發展的另一面是風險程度的積聚。隨著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變化，國際業務的發展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一方面是國內經濟增速放緩、貨幣政策逐漸收緊、 “控流出”等監管政策逐步趨嚴，另一方面是國際市場上美歐等發達經濟體發展不均衡、貿易摩擦加劇，這些都使得商業銀行國際業務風險程度不斷上升。

在以上新形勢下，商業銀行為使國際業務得到更加快速和健康的增長，必須重新從行業、客戶、制度等多方面重新規劃，方能有效規避國際業務高速發展中面臨的風險考驗。

除了外部宏觀經濟形勢的影響，國際業務的風險的積聚也來源于銀行和企業雙方對國際結算以及貿易融資產品的一些過于激進的運用方式。

自跨境貿易人民幣試點開始，境內外即開始形成兩個人民幣市場，兩個市場間存在的匯差和利差使一些企業對其趨之若鶩。另一方面，對于商業銀行而言，跨境套利交易也一度是重要的存款和中間業務收入的貢獻來源。

對于企業，特別是貿易型企業，在交易中的逐利行為可以說是流動在企業血液中的原始沖動。如果一個企業在從事跨境貿易過程中完全沒有考慮到匯率和利率的成本和收益，那么其財務管理能力不夠高，資金運用效率也比較低下；然而，如果企業片面追求匯差和利差收益，導致其從事貿易目的本末倒置，同樣會導致市場風險和合規風險程度快速上升，從而帶動信用風險水平的升高。

其中，2012年至2014年人民幣單邊升值時期的“融資銅”具有非常典型的“匯差+利差”套利的特征。類似的套利交易，除了短期內會因為影響國際收支平衡導致可能的監管檢查外，更會由于業務融資期限和客戶資金周轉周期的不匹配而額外導致貿易融資自償性失控的風險增加。

在貨幣政策收緊，或者是國內信貸政策針對某些行業調控時，會額外將一些企業的流動資金貸款需求擠壓到貿易融資產品上來。

由于貿易融資依托于貿易背景，具有期限短和具備自償性的特點，各商業銀行對貿易融資產品的準入要求要低于流動資金貸款。流動貸款難度的增加，使得企業越來越趨向接受期限相對較短，甚至融資綜合成本相對較高但獲得授信難度較低的貿易融資方案。這樣的流動資金貸款需求的貿易融資化，即通常被提及的“融資貿易”。

比較典型的融資貿易，一類是2014年國內鐵礦石庫存激增，銀監會開展鐵礦石快速調研并提示商業銀行關注鐵礦石融資風險時期，大量的國內鋼鐵廠商利用鐵礦石進口和轉口貿易背景重復融資，意在解決自身的現金流需要；另一類是當房地產等特定行業受到政策調控的影響，部分地產企業為了融資也進入電解銅的進口和轉口領域，并利用電解銅貿易背景進行融資。

貿易融資脫離了貿易的本源，其信用風險和政策風險往往會上升。一方面是因為該類型企業獲得信貸支持可能已經無法滿足其正常經營所需的現金流，其對貿易融資的需求增長恰恰是信用風險即將暴露的表象；另一方面是企業為取得貿易融資從事陌生的商品和陌生的交易，將會導致企業因經營不善而出現信用風險的可能性的增加。

在“控流出”的監管形勢下，個別企業和個人為了抽逃資金，對國際業務部分產品的需求被嚴重的扭曲。所有能幫助其實現跨境流出的產品，均受到熱捧。

比較典型的是先支后收轉口貿易的“一去不回頭”現象和內保外貸的履約率的快速上升。上述業務很快就被監管注意到并被有針對性的進行窗口指導，除此之外，有針對性的現場檢查和非現場檢查的力度也有所增加，進而導致商業銀行合規風險的增加。

為了應對目前的經濟和政策形勢對商業銀行國際業務帶來的沖擊，銀行可通過以下措施加強風險防范，提升國際業務管理水平，促進國際業務資產質量的回升，確保國際業務收益水平的穩定增長。

（一）全面和重新審視企業信用風險管理

考慮到傳統信貸產品和貿易融資產品之間的相互遷移和相互影響，出于企業整體風險管理的考慮，應將企業信用風險控制在合理水平。

一是繼續加強對行業風險的研究，進一步細化國際業務投放和調控政策。繼續加強產能過剩和虧損行業貸款管理，有效控制化工（含煤化工）、電解鋁、造船、鋼鐵等“兩高一剩”行業的貿易融資授信總量，逐步壓降余額或擇機退出；按照行業分類嚴格做好客戶分類名單制管理工作，將分類結果與國際業務產品的授信政策、產品政策、定價政策有效對接；通過行業分類，實施國際業務差異化定價，實現國際業務利潤最大化。

二是要繼續發揮貿易融資產品“小、快、靈”的特點。應進一步加強對企業經營情況的動態監測，并依托監測結果實時向后續國際業務投放進行預警，存在的疑問要在貸后管理環節加強核實，跨條線聯動與傳統信貸業務的信用風險防范進行協同，深化客戶全面信用風險防控。

三是要加強對外部數據和信息的跟蹤，做好舉一反三，聯動進行風險防控。國際業務的貸后管理不應繼續停留在對征信系統的依賴上。一方面要通過互聯網等信息渠道加強對行業企業動態的跟蹤和預警；另一方面要加深與行業企業的交流，通過上游了解下游，通過同行了解授信客戶，舉一反三的做好動態預警。

（二）加強貿易背景審查，提升對貿易融資自償性的重視程度

一是要避免對客戶貿易背景審查流于表面。銀行在傳統國際業務貿易背景審查中的動力有限，并且在傳統的政策管理體系內，銀行的國際業務貿易背景審查過于依賴外匯管理政策規定的審核措施，致使銀行對國際業務貿易背景審查更多的停留在對單據表面的真實性審查上，忽略了更深層次的調查工作。使“融資貿易”盛行，并因融資款項被挪用而增加了國際業務信用風險。

為了加強貿易背景調查，應將貸后管理的現場檢查措施落到實處。在貸后管理中非現場檢查環節，對企業的生產經營情況，上下游銷售情況等進行全面的了解，并且通過現場檢查手段充分印證。確保企業的貿易融資金額與期限與其實際需求相匹配，從而避免資金挪用。

二是加強對貿易融資產品的管控，避免貿易融資的“自償性”設計形同虛設。目前，進口貿易融資的回款往往在產品運用過程中被忽視，客戶的銷售回款缺乏跟蹤，導致貿易融資的自償性的缺失。客戶在辦理貿易融資時，其銷售回款本應作為第一還款來源被銀行掌控，缺失的自償性管理使貿易融資的風險暴露程度與流動資金貸款趨于一致。

對進口貿易融資，應加強對客戶下游銷售合同的審核和回款控制，原則上貿易融資款項的還款應來源于下游銷售款。對于未能通過銷售回款歸還融資款項的業務，要加強對其貿易背景真實性的調查，做到防患于未然。

三是加強對套利交易的甄別，審慎介入高風險套利交易。“8.11匯改”后的人民幣三天一千點的貶值幅度讓不少匯差套利企業蒙受了大幅度損失。由于套利交易還存在的合規管理壓力較大的隱患，在受到監管管控的時候容易導致原有資金鏈斷裂，增加該類業務信用風險程度。因而，應加強對該類交易的識別，對利用高風險授信項下的貿易融資進行套利的客戶，應審慎介入甚至逐步退出，避免因企業從事套利交易而虛增的交易量造成額外的信用風險暴露。

（三）從“展業三原則”入手，加強對客戶需求的全方位調查

“展業三原則”的相關要求，不應只是停留在合規需要的層面，要從信用風險防控的角度入手，加強對客戶以及業務背景的了解，對客戶融資需求的深入把握。“了解你的客戶”和“了解你的業務”使商業銀行能夠更加有效的甄別貿易融資和融資貿易，防范客戶道德風險向信用風險的轉化。

現階段，商業銀行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重效益而輕合規的情況，合規風險防控未能在整體工作權重中占主要位置，因而也導致了一些商業銀行違規問題頻發。

具體到國際業務方面，自監管“控流出”以來，客戶的套利和跨境資本流出需求前所未有的強烈。其中，NRA賬戶“內購外結”、轉口貿易錯幣種收付匯、虛假轉口貿易抽逃資金、虛假境內企業境外借款抽逃資金、虛假ODI投資抽逃資金等違規業務或“擦邊球”業務模式先后涌現。其中，部分商業銀行對客戶該類業務需求存在的合規風險熟視無睹，致使監管政策和窗口調控措施疲于奔命，后續的現場檢查以及處罰措施也格外嚴厲。

此外，商業銀行傳統的合規審核方式也難以適應目前的監管形勢。如2016年國家外匯管理局上海分局對某商業銀行的現場檢查，發現該商業銀行為某客戶辦理的轉口業務過程中，雖然已經留存了合同、發票、運輸單據并對運輸單據進行了查詢，但依舊因客戶貿易背景不真實，銀行“展業三原則”執行不到位。該銀行被處罰，其原因也是把合規要求僅僅停留在紙面的結果。

商業銀行必須認識到監管措施逐漸趨于嚴厲的現狀，并將進一步提升對合規經營的重視程度。一是持續加強對外匯從業人員的培訓和考核，確保基礎業務審核和數據統計質量；二是加強對一線營銷人員合規培訓和監管考核后評價，對因營銷人員履行“展業三原則”不到位等原因造成的監管處罰進行后續處理，杜絕營銷一線人員重業績輕合規的現象發生；三是形成依法經營合規經營的體系，多部門多層級聯動配合提升合規管理水平。

由于商業銀行及客戶對國際業務的偏好已經有所轉變，前期貿易融資金額小的特點已經漸漸的不再明顯，取而代之的是大宗商品貿易融資業務規模逐年擴大；另一方面，“8.11匯改”后，人民幣匯率的雙向波動幅度較以往有顯著的增加，匯率風險突顯。

大宗商品價格風險以及客戶匯率風險這些均應被納入銀行的市場風險防控范疇。一方面，銀行應利用向客戶進行營銷的機會對客戶加強市場風險防范的培訓和宣傳，從源頭上降低市場風險發生的可能，推薦客戶通過合理合規的衍生品規避匯率風險，對于從事大宗商品貿易融資的客戶，建議客戶適當采取套期保值措施對沖市場風險。另一方面，銀行應通過風險條線的建設，進一步加強對外幣資產的市場風險管理，對于因人民幣貶值造成的風險敞口增加，應適時調整系統數據并對企業后續業務加強管理，及時分散和化解可能的市場風險。

目前，國內商業銀行對國際業務的國別風險管理水平參差不齊，僅有部分大中型國有商業銀行制定了較為完善的國別風險防控措施，包括國別風險預警、國別風險限額等控制手段。而大部分中小型商業銀行對國別風險缺乏控制手段，除在出口貿易融資上可部分采取信保融資緩釋國別風險，其他從傳統貨物貿易融資到境外工程項下保函、境外工程承包項下保理等服務貿易項下國際業務均缺乏有效的國別風險防控手段。

近期，同業中比較大的國別風險暴露是“中建—巴哈馬”項目的爛尾，表面上是業主和承包方對工程造價控制、項目運營收益達不成一致以及銀行在買方信貸貸前調查不足等問題，但更深層次的還有銀行對項目所在國的國別風險管理有所不足。

因而，當國內企業以越來越多樣化的方式“走出去”的時候，商業銀行適時建立國別風險防控體系，針對不同的融資方式對交易對手或者項目所在國的國別風險進行限額管控，方可將總體業務風險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

綜上所述，商業銀行國際業務在新形勢下有“危”也有“機”。只有繼續加強全面風險管理，堅持審慎合規經營，才能繼續使銀行國際業務的實現快速健康的發展，并在激烈的同業競爭中脫穎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