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棘輪
新冠疫情加上中印關系緊張，曾經是出海熱土的印度，變得不再讓人憧憬。從6月份開始，5000多名出海印度的金融從業者、創業者，紛紛逃離。他們要么包機，要么從黑市買高價機票，要么從歐洲轉機多趟，曲折回國。回國之后，他們本想遙控指揮印度的業務繼續，卻發現幾乎沒有可能，大量的金融公司業務中斷。
出海印度的金融從業者陳波在深夜，經常聽到突然響起、劃破夜空的救護車警笛聲。但后來陳波無意間得知，那些印度救護車里裝的根本不是病人，而是尸體。印度當地媒體報道，有救護車司機自3月以來已經拉了200多具尸體。深夜從黑暗中反復響起的死神之音，讓陳波的恐懼達到了極點。5月開始，疫情的恐怖就開始籠罩著印度出海從業者們。“公司70人，每周少10個，一個多月下來，公司基本空了。”一家印度的催收公司負責人何旭招的都是印度當地人，“要么員工感染，要么因為家人朋友確診而被隔離。”“在印度醫院，一間病房塞幾十張病床是常態。”陳波說，“只要出現感染癥狀，不管是否確診，醫院都會先讓病人去病床上躺著。”面對煉獄般的現實，一些牛鬼蛇神的“印度傳統療法”，反而成為當地人的精神寄托。用牛糞洗澡防范新冠，印度人自創的“牛糞療法”早已廣為人知。除此之外，印度本土公司Patanjali也渾水摸魚，推出了一款“新冠神藥”——Coronil。這家公司聲稱，Coronil通過了臨床試驗，服用該藥的輕、中度新冠患者，100%會在7天內好轉。如此“神藥”，售價卻很親民，只要500盧比（約合人民幣45元）。最令人意外的是，推出“神藥”的Patanjali并非小公司。它有著“印度寶潔”之稱，是印度最知名的快消品牌，主營草藥牙膏等印度特色快消品。而Patanjali的創始人也別具一格。他是一位網紅瑜伽大師，永遠保持著印度傳統苦行僧的扮相——長發長須，腳踏一雙木拖鞋，身披橙色長袍。今年8月，印度法院作出判決，認定Patanjali利用公眾恐慌謀求利益，并處罰款100萬盧比（約合9.2萬元人民幣）。“在印度，街上至少20%的人不戴口罩。而戴口罩的，也有20%的人只戴了一塊布，自制面罩遮住口鼻。”陳波說。何旭每次走在大街上，都感覺看到滿街游走的“病毒”；而不帶口罩的人，在他眼中就如同“喪尸”，避之不及。與此同時，印度的確診人數正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增加。到6月初，印度單日新增確診人數已經接近1萬，新增死亡人數則超過300。但陳波認為，印度官方的統計數字并不可靠：“實際確診人數至少是官方的2.5倍；死的更多，可能是官方的10倍。”如今，印度確診人數早已超過巴西，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疫情國。10月，印度的最新確診人數已經突破了700萬。“必須要回去！”恐懼已漸漸將何旭吞噬，他知道，自己無論如何都要回國。在印度，還有超過5000名與他們一樣在印度生活、做生意的中國人決定回國。5000人就此踏上了漫漫回國之路，但他們并不知道，等待他們的將是何等艱辛……但從決定回國到最終落地，陳波卻足足耗去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印度封城期間，商業航班幾乎全面取消。僅剩的幾條航線大多飛向歐洲。他們提著大包小包，涌入機場，撲在機票的銷售口，不停追問是否有票，只要能搶到一張機票，就走。“不管去哪，只要是能離開印度的飛機，都會被搶購一空。”陳波說，“有華人從印度飛到法國巴黎，再從巴黎轉機回國。”在黑市上，黃牛開始售賣機票，原本幾千的機票，一度被炒到了幾萬。“我2萬高價買了一張去歐洲的機票，然后轉了兩次機，才回來到中國。”何旭核算了下回國成本，大概花了3萬元。5月底，中國大使館宣布將在6月組織商業包機，接國人回家。商業包機并非正式撤僑的包機，需要乘客自費買票。按規定，包機優先照顧滯留在印度的游客和留學生。而有固定工作、居所的商務人士，則需要抽簽，才能獲得機票。經過一輪輪抽簽后，陳波終于抽中了6月下旬的獲得了機票，票價接近1.2萬。而在平時，中印之間的機票價格大多在3000-5000元之間。飛機經常取消，而開車，就面臨層層關卡——印度封城，開車通過需要通行證。而同在印度工作的夏俊，拿不到通行證。他找了一名印軍軍官，開車帶他闖關，在檢查站亮出了軍官證，才得以放行。“華人都是口罩、護目鏡、防護服全副武裝，而印度當地人只戴口罩。在印度，即便是機場工作人員，也只戴口罩，不穿防護服。”他至今仍然記得當時的畫面：整個機場人并不算多，窗外白茫茫一片，只有一架東航的空客飛機。走出海關后，從登機口到飛機兩側，到處都是鮮艷的中國國旗。國旗下方，一道條幅寫著幾個大字——“祖國歡迎你回家”。他看到了熟悉的中文短信，有廣告，也有歡迎短信，“那一刻，熱淚盈眶”，他也顧不上丟臉，任由眼淚在臉上縱橫。從6月到目前，5000人陸陸續續包機中簽，他們一波波艱難回國。何旭一位同事，直到上個月才安然回國。
在印度，中國金融出海企業的管理模式大同小異。小公司只有1個中國老板，管理上百個印度員工；大公司會派駐3-5個中國人，管理幾百個印度員工。而一旦系統頂端的中國管理者回國，這套系統就開始失靈。但對于印度員工而言，“老板回中國了”，就是最好的偷懶理由。“遠程辦公特別低效，以前一個小時就能解決的問題，現在需要一兩天。”何旭稱。為了遠程辦公，印度員工們需要把電腦帶回家工作。有員工回家后直接失聯，還有人提出辭職。而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私吞公司配發的電腦。在印度，一臺筆記本電腦相當于當地員工三、四個月的工資。只要有一個員工“卷電腦跑路”，就會有其他員工效仿。何旭已基本放棄，他知道自己不在印度，對公司根本毫無控制力。
十一前，大量的金融APP被無故下架，導致市場不穩，逾期上升。
曾經的創業熱土，如今卻不再是天堂。
無論是陳波，還是夏俊，都看不到回印度的希望。對于他們而言，印度已經成為了回不去的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