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中國銀行發行了第一張信用卡。

同年，日本與美、英、德、法簽訂了“廣場協議”，作為當時世界上能與美國并肩對望的主要經濟體，盼望著經濟進一步騰飛的日本，主動提出日元升值。

當時日本的執政者，或許并非是沒有遠見。日元升值帶來的外部資金涌入一度刺激日本經濟迅猛增長。日本的執政者們相信資本的涌入足以對抗日元升值給出口帶來的壓力，但是繁榮背后是金融地產等快速獲利讓實體經濟不再是資本的寵兒，揮舞著鈔票的日本人踏破了證券交易所的門檻。

后來的故事，大家都已經知道了。糟糕的貨幣政策加自斷經脈的財政政策讓日本進入了“失去的二十年”，昔日東亞經濟霸主被中國趕超。當初主張日元升值的竹下登、宮澤喜一等人也被永遠釘在日本經濟的恥辱柱上。

這是個不太典型的例子，但值得拿出來說一說。

當一項舉措出臺時的伊始，很少有人一開始的態度就是悲觀的。即使在后來的歷史進程中被證明了是錯誤的決定，也不能否認在當時的歷史時期，發揮了積極作用。

前人栽樹，從來都不是為了后人乘涼。解決短期問題，才是每一個掌舵者最關心的問題，若沉沒在了風暴之中，又何談遠航。

2008年的金融危機，從美國蔓延到了歐洲，進而蔓延到了全世界。

這一年，也開啟了中國經濟新一輪騰飛的十年。

從投資出口導向經濟轉化為內需導向。

提出供給側改革，解決過去產能過剩的問題優化產業結構。

提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增強國內經濟的活力與創新性，解決就業壓力。

以及我們所最關注的，借著互聯網流量的紅利，迅猛騰飛的消費金融。

我們很難評價當初大力發展消費金融是否是正確的決定，起碼從政策導向上，依然是支持的。尤其是在“后疫情”時期，購買力嚴重不足的情況下。

然而一系列的“條文”的出臺，卻讓消金從業者心生動搖。“4倍LPR”這樣看起來并不那么市場化的模糊指導，讓人摸不著頭腦。

我們算這樣一筆賬。

銀行的一年期理財的利率大概在3.7%-4%左右。

銀行內部有管理成本，有利潤考核指標，資金價格很難低于6%.

消費金融公司同業拆解需要額外的成本，內部也有自己的利潤考核指標，總資金成本最低也要8%，這還僅僅是資金側的成本。

消費金融的特點是小額而分散，需要一定的獲客成本，市場上單個CPS獲客均價在150-400元人民幣不等，就算考慮復貸四次，年化成本也不會低于2%，這還是最樂觀的情況。

考慮到稅務成本、催收成本、數據成本、運營成本、交易摩擦（拆借資金閑置）等等，留給消金公司的安全墊少的可憐。

有人會跳出來說，銀行不良資產到2%已經是ICU水準了，“精細運作到極致”的情況下3-5%的安全墊還不夠盈利的么?

權且不談銀行財報上的不良有多少曖昧，消費金融業務本身的性質就決定了它不能與銀行房屋抵押貸款資產、大企業的信用貸款或票據抵押貸款放在一起做對比。

小額分散，無抵押，違約成本低，這樣的資產特征，要求風控水平控制到銀行表內資產平均水準，實在是求全責備了。

用更直白一點的表述來看，消費金融公司設立的伊始就是來服務銀行服務不到的客戶，消費金融公司的股東也不乏銀行的身影。銀行就是不想自己沾手這個長尾客群，才來做消費金融公司。

現在卻要求他們做的比銀行信用卡分期利息還要低，這又如何實現呢？

我們為了保護借貸者的利益，我們可以定義違法放貸。但對于所有的出借方，就一定都要掛上《威尼斯商人》中猶太商人夏洛克那樣尖酸刻薄的標簽么？

投資信托優先級業績比較基準在7%左右。

定投基金的年化收益率很容易超過10%（也很可能跌破0）。

很多小銀行給儲戶開出的1年期存款利率甚至可以達到5%.

資本是逐利的，當市場環境不允許消費金融繼續生存下去的時候，我們也許又回到了十二年前。普惠金融，依然是平頭百姓遙不可及的夢想。

1920年，美國頒布“禁酒法案”，來解決因為酒精帶來的社會問題，最后得到的結果是黑市酒精泛濫，酒精走私帶來了更多的社會問題，滋生了更多的犯罪。

資本論中有這樣一段話；當利潤達到10%的時候，他們將蠢蠢欲動；當利潤達到20%的時候，他們會活躍起來；當利潤達到50%的時候, 他們將鋌而走險；當利潤達到100%的時候，他們敢于踐踏人間的一切法律；當利潤達到300%的時候，他們敢于冒絞刑的危險。

當合法的渠道被堵塞，在更高的利潤面前，會有更多的人鋌而走險。

美國“了不起的蓋茨比”們通過私販酒精發家，而中國的“了不起的蓋茨比”們也許會重新開放一個又一個“714”的馬甲。

市場可以被影響，可以被指導，但市場有它自己的規律。

我們不希望看到市場中出現劣幣驅逐良幣，更不希望中國消費金融歷史變成“失去的十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