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消費，成為解決當前經濟一系列問題的邏輯起點。短期來看，消費受心理因素影響，但把時間拉長，消費最終取決于收入，在宏觀層面看，提高居民部門收入占比，是構建雙循環、拉大內需的必經之路。

經濟問題環環相扣，提高收入雖能立竿見影促消費，但提高收入又面臨重重制約，最核心的問題就是錢從哪里出？

自2001年以來，我國出口增速經歷了兩個階段：2001-2011為高速階段，年均增速21.7%；2012-2019為低速階段，年均增速僅為2.9%。

出口降速，疊加4萬億刺激政策退出，2012年GDP驟降至7.9%，同比少增1.7個百分點，2000年以來首次破8。自此以后，GDP增速持續下滑，民間投資意愿下降，消費開始挑大梁，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火車頭。

消費以收入為彈藥，支出端消費的崛起，必然要求收入分配時住戶部門蛋糕份額的提升。

2011年之前，住戶部門在GDP初次分配中占比一直高于消費對GDP的貢獻。可以粗略地理解為，住戶部門從GDP增長中分到的蛋糕，大于其消費貢獻，其中一部分轉化為消費，還有一部分轉化為儲蓄。

2011年之后，住戶部門從GDP增長中分到的蛋糕開始低于消費對GDP的貢獻，支出大于收入，過往的高儲蓄能支撐一段時日，但消費高增長必然難以持續。

2015年之后，居民部門開始快速加杠桿，消費貸款為消費高增長提供了新彈藥，但負債驅動消費不具有可持續性。進入2019年，居民杠桿率快速提升的各種弊端就開始顯現了。

在這種情況下，要繼續提升消費，必須回歸原點，提升收入分配中住戶部門的蛋糕份額。

從住戶部門收入占比趨勢看，1996年處于高點69%，2008年處于低點57.2%，之后，住戶部門收入占比持續提升，2017年升至60.35%。

國民總收入=勞動者報酬+生產稅凈額+固定資產折舊+營業盈余，其中勞動者報酬歸住戶部門，生產稅凈額為政府部門收入，固定資產折舊和營業盈余主要歸入企業部門。

就住戶部門的收入構成來看，可進一步細分為工資收入（包括工資、五險一金及各種現金非現金補貼）、財產性收入、營業盈余（農戶及個體工商戶）、轉移支付類收入等。其中，工資收入占比約在80%以上，營業盈余占比約為15%，財產收入和轉移支付類收入占比較低。

2008年金融危機后，勞動者報酬占比反而開始上升，某種程度上源于工資剛性，即經濟陷入衰退時，企業盈利能力下降，但輕易不會削減工資，只要就業率保持在較高水平，經濟衰退期的勞動者報酬收入占比反而提升。此外，我國2004年開始實行的最低工資制度，并持續多年調升，也驅動了住戶部門收入占比的提升。

不過，這種源于工資剛性的被動提升，擠壓的是企業的蛋糕，2008-2017年，企業部門收入占比從24.5%降至20.6%。在經濟下行、實體經濟經營困難的背景下，這種趨勢難以持續，勞動報酬占比繼續提升面臨較大的壓力。

此外，農村地區新農合的落地、城市離退休人員養老金的提升、精準扶貧等政府轉移支付力度的加大，也是居民部門蛋糕提升的重要原因。如2019年我國參加全國基本醫療保險的人數達到13.54億，參保率穩定在95%以上。

不過，整體上看，我國社會保障水平覆蓋面已經較高，但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仍低于發達國家15-20個百分點左右，社會保障程度仍然不高。未來，需繼續在醫療、養老、教育等方面補足短板，既有助于繼續提升住戶部門的蛋糕份額，也免去了居民后顧之憂，從根本上激活消費潛力。

盡管2008年以來居民收入占比有所提升，但與消費對經濟的增長貢獻仍不匹配，繼續提升居民收入占比，還有沒有其他潛力可挖呢？

（1）縮小城鄉差距，讓6億農村人口享受經濟發展的紅利

都說消費的潛力來自下沉市場，其實，提高居民收入占比的潛力也在下沉市場，在農村和縣域。

收入主要依靠第一產業的農民未能充分享受到經濟發展的紅利，1991年以來，第一產業增速就持續低于GDP增速，平均每年低4.3個百分點左右。2019年末，農村常住人口5.5億人，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既能提高他們的收入，也能從根本上激活下沉市場消費潛力。

根據統計局2012年的測算，當年全國城鄉差距為3.1:1，如果不存在城鄉收入差距，基尼系數（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標，一般認為基尼系數在0.4-0.5之間為收入差距較大）會從0.474降至0.32左右。

縮小城鄉差距，一種思路是增加農民收入，如在農村土地承包關系不變的前提下推動承包經營權轉讓，讓農民獲得穩定的財產性收入，以及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衡化，補足農村醫療養老保障的短板等；另一種思路則是加速城鎮化進程，讓農民變市民，分享城鎮二三產業高增長的紅利，享受更高的生活福利待遇。

2019年，我國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為60.6%，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為44.38%，其中，約四成城鎮化人口分布在鄉鎮一級，城市化進程還有很大提升空間。

（2）拓寬理財投資渠道，提高財產性收入

從邏輯上講，隨著經濟持續發展，存量財富不斷積聚，居民財產收入占比應持續提高，但事實上我國居民財產性收入占比一直在3%以下（最新數據截止到2013年）。作為對比，美國居民財產性收入占比穩定在16%左右。

統計局曾對2007-2012年居民收入增長來源做過分析，結果顯示勞動報酬（含工資收入、農戶及個體工商戶經營收入）貢獻了80%，政府轉移型收入貢獻15%左右，財產性收入貢獻僅為3.7%。

究其原因，我國居民投資渠道狹窄，七成家庭財富集中在房產（房產增值屬于紙上財富，不算財產收入，租金收入有限），金融資產中，銀行儲蓄占大頭，股市和債券投資比例過低。

所以，推動資本市場健康發展、持續吸引居民儲蓄轉移，對提高居民財產性收入具有重要意義。此外，亦可借鑒美國401k退休計劃，在基礎社保之外另設養老賬戶，通過稅費優惠鼓勵民眾參與，將資金交由專業機構統一管理，充分分享經濟發展和股市增長的紅利。

提高居民收入比重，所有的措施都要花錢，但錢從哪里出呢？

政府部門、企業部門、居民部門，三方分蛋糕，要提高居民部門比重，該降低哪個部門的比重呢？

先說企業，無論是居民部門的勞動者報酬，還是政府部門的稅費收入，根本上都來源于企業。就目前情況看，在經濟下行、產業升級的關口，核心問題和導向恰恰是要為企業降成本、減稅費。

一方面，我國企業的稅負較重，從稅收的角度看，由于我國間接稅占主導地位，有學者測算，約90%的稅收來自企業（當然最終還是通過價格的形式由消費者買單，但此時已不涉及收入初次分配的問題）。

另一方面，企業的社保繳費負擔也重，以養老金為例，企業交工資基數的20%（不同地區有差異），個人承擔8%，加起來28%，而國際通行標準一般是10%-12%。社保負擔之所以重，因為當前領退休金的這代人，他們年輕的時候不繳社保，這個歷史欠賬總要補上。

較高的稅費負擔疊加經濟下行的環境，企業成本不僅不能增，還要降，所以我們看到供給側改革中的“三去一降一補”，“一降”就是“降成本”。

不從企業身上切，只能從政府部門切，但政府并不能直接產生收入，要從政府部門切蛋糕，終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要么發債，像日本和美國那樣，把問題留給下一代、下下一代，要么增稅，由這一代人來承擔。

所以，錢從哪里來？并沒有容易的途徑。最好的辦法當然是繼續做大蛋糕，保持經濟高增長，這個一直在努力做，但很難短期見效。另一個可行的辦法就是依靠稅收調節，在居民部門內部二次分蛋糕。

目前，居民部門主要繳納收入稅（工薪所得、勞務所得、稿酬所得、財產租賃所得等），財產稅基本為零。但在經濟高速增長四十年以后，社會積累了大量的存量財富，僅靠工資征稅來調節收入差距已經力有不逮，開征財產稅（主要是房產稅和遺產贈與稅）勢在必行。

正如很多人觀察到的，疫情之后，大眾消費低迷，但豪車脫銷、豪宅漲價、奢侈品消費排起長隊。對少數群體征收財產稅，以補貼中低收入群體，激活他們的消費潛力，內循環才能再上一個臺階。

參考資料：

1、吳敬璉等，《中國經濟新方位：如何走出增長困境》，中信出版社，2017.

2、許憲春，《經濟分析與統計解讀(2012-2013)》，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