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誰能幫我緩解債務問題，我就叫他一聲大爺。”平杰在一個反催收抖音賬號下面留言，“跪求幫助”。

疫情之后，他失業了，三張信用卡全部逾期，“連最低的還款額度都還不起”。

欠銀行錢，后果很嚴重。

一位從事反催收的中介舉例稱，逾期之后，有些銀行會收的違約金，是5%，利息則是1.5%。

此外，利息還會按月計算復利，這樣一來，“年化利率將達到128%”。

也就說，如果欠了10萬，啥都不管，一年之后，要還22.8萬。

違約金，一直是銀行信用卡的賺錢利器。

高額的違約金，還不是最讓平杰擔心的，他最怕的，是牢獄之災。

根據2020年信用卡新規，信用卡逾期不還的量刑標準為5萬元。

一邊是現金流斷流，一邊是金融機構重壓，因此，平杰在看到抖音上的反催收信息后，才會病急亂投醫。

和平杰一樣，疫情之后，很多人陷入了債務危機中。

他們從未遭遇過如此大的危機，變得毫無章法、手忙腳亂，在網上四處尋找救命稻草。

“在過去，這個市場一直存在，但需求并不急迫，如今，疫情讓這個市場變成了剛需市場。”曾在美國發現金融（Discover）工作的風控專家李墨白稱。

他計算過，去年中國的消費信貸余額是14.6萬億，哪怕非常保守地按照不良率3%來算，這也是一個4000億的市場。

李墨白最開始判斷，債務重組將成為一個剛需風口，可能會催生一系列的創業公司。

但讓他意外的是，他并沒有看到成熟的商業模式，反而看到的是一些人在做暴利收割的生意。

貸款中介、金融從業者，甚至催收員，都進入了這個行業，試圖掘金。

他們通過短視頻、直播等新式工具獲客，然后出售自己的“服務”。

他們教欠款人怎么對付催收，幫助他們和金融機構協商，怎么少還錢，或者不還錢，從而收取傭金。

一家中介發在網上的債務重組廣告

而他們收取的傭金并不低，一般是債務金額的10%以上。

也就是說，如果他們幫你進行了10萬元的債務協商，收費就是1萬。

“這是非常原始、野蠻的模式，玩家并沒有準備深耕這片市場，只是想賺一把快錢。”李墨白說。

盡管在中國，債務重組還處于非常原始的階段，但在歐美市場，債務重組已經有成熟的經驗和樣本。

“在美國，債務重組是一個正經職業。”李墨白稱，美國有許多專門幫人們解決債務問題的機構，名叫CCCA（Consumer Credit Conseling Agency，消費者信用咨詢機構）。

而它們的員工，被稱為“債務重組咨詢師”，這還是一個需要考證才能上崗的正規職業。

CCCA類似于欠款人和金融機構之間的潤滑劑，它們會居間協商，以便找到一個后兩者都可以接受的方案，化解矛盾。

比如說，如果一個欠款人在三家金融機構欠了10萬美元，他可以電話咨詢，最后確認讓CCCA為他提供債務重組服務。

“CCCA一旦介入，金融機構將不再對欠款人進行電話催收。”李墨白稱，這也是非常人性化的地方。

首先，CCCA會調查欠款人的真實情況，并確定他每月可以還的金額。

其次，CCCA會再去和這三家金融機構協商，確定一個合理的還款計劃。

接下來，欠款人會每個月將錢打給CCCA，由后者分配金額，還給金融機構。

在最早期，CCCA還是一個營利機構，會收取欠款人會費和服務費，到后來，CCCA逐漸不再向欠款人收費，而是收金融機構的錢。

金融機構為何愿意出錢？

“對于金融機構來說，去催收的話，這些用戶未必能還款，欠的錢可能成為永久的壞賬。而CCCA介入的話，哪怕對方還得慢，起碼還有回款。”李墨白稱，對于金融機構來說，這反而是轉機。

一般來說，一旦欠款人連續還款6個月，金融機構會將回款金額的20%到30%給CCCA。

在美國，CCCA類似一個獨立公正的第三方，在金融機構和欠款人心目中，都有重要地位。

據稱，CCCA已幫幾百萬遇到債務危機的個人度過了難關。

特別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后，整個金融體遭遇重創，“CCCA這些機構，幫助了金融行業緩慢釋放風險，讓社會體系自愈”。

在CCCA之外，美國還存在一種以營利為目的的債務協商機構。它們更接近于中國的中介，會對用戶收取10%以上的服務費。

而這些營利性的機構，吃相不算太好看。

比如，如果一個用戶每月只有2000美元可以還，這類機構就可能會在拿到錢后，去問金融機構：能否接受每月1500美元還款。 

中間的差額——500美元，就成為了它們的收入。 

還有很多此類機構，會按照清償金額的比例收費，比如25%。 

值得注意的是，這類機構的還款往往具有滯后性，用戶給他們錢后，這筆錢并不是馬上還給金融機構，所以用戶的逾期會不斷加重。

“金融機構對于這些機構是堅決拒絕的，但用戶不知道它們正不正規，會被它們的廣告吸引，主動去找它們。”李墨白稱。

但這些營利性機構只能在夾縫中生存，因為CCCA的體系已經相對完備，形成了一套完整機制。

在美國，除了存在CCCA這種成熟機構，債務重組市場能夠做起來，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貸后管理的數據化。

美國的大型金融機構，一般都會對逾期客戶進行分層，并建立模型。

這些建模的數據有很多維度，比如風險等級、逾期天數、在貸余額、收入、還款歷史等變量。

“在Discover，光這類測試組就有兩百多個。”李墨白說。

有了這些模型，就能判斷出哪種還款方式，對于金融機構和客戶來說都是最佳的。

“所以，所有的債務重組方案，都不是拍腦袋想出來的。”李墨白稱。

這個零和博弈，需要數據的支撐：降多了，金融機構受損失；降少了，對客戶幫助有限。

李墨白在中國做過一個嘗試，結果并不成功：

他讓催收員按照對金融機構最優、次優到最差的順序，對用戶提供多個選項，比如“歸還本金和利息”“歸還本金和部分利息”“60期還清本金，沒有利息”。

他的想法是，催收員先對客戶提第一個方案，如果用戶不接受，再提第二個，以此類推。

沒想到的是，為了提高催回率，催收員一般都會直接給用戶提供最后一個選項——“60期還清本金，沒有利息。”

這對欠債人來說是最優的方案，對金融機構來說卻是最差的。最后，金融機構蒙受了損失。

沒有數據支撐的債務重組，就如同兒戲。

接下來，中國的債務重組市場會怎么發展？

“短期內，這些野蠻、初級的方式，可能還是會占據主流。”李墨白認為。

但同時，也有人決定在這一個領域深耕。

一個從銀行催收部門出來的團隊，已經開始進入這片市場，其模式和CCCA類似。

“我們不能站邊，不能只站在欠款人的角度，也不能只站在金融機構的角度，而是應該完全中立。”該團隊的創始人陳怡稱。

但他也表示，堅持這個初心并不容易。

“因為催收機構和欠款人之間的關系一直劍拔弩張，要緩解這個矛盾，可能需要進行大量的市場教育。”陳怡表示。

另一方面，在“貸后管理的數據化”這個領域，可能也會存在大量的機會。

李墨白認為，國內金融機構比拼的，一度主要是貸前和貸中，而在這兩個領域，數據化手段已大同小異，很難有某家存在絕對優勢。

但貸后管理，反而可以成為一個新戰場。

消費信貸經歷了四年黃金發展期，如今到了債務問題爆發的關鍵節點。

而疫情這只“黑天鵝”，更是加速了債務危機的爆發。

對于中國金融市場來說，這是一個最嚴酷的壓力測試；對于貸后管理來說，這卻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契機。

對此，陳怡很有信心：在這個剛需市場，“最多一年之內，就能出現成熟的商業模式”。

*文中受訪者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