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正在改變歷史進程。

人類社會的數字化迎來了一次大提速，金融科技浪潮驚濤拍岸，全面席卷。

無接觸貸款，也就是數字信貸，則被推到了至關重要的位置。

疫情之下，安有完卵。而越是小微企業，越是普通勞動者，他們受到的影響就越大，對金融服務的需求也就越迫切。

從官方口徑來看，今年前2月，銀行業金融機構為抗擊疫情提供的信貸支持超過1.4萬億。但是，其中又有多少能夠落到小微企業和普通人身上呢？

這部分普惠信貸需求的滿足，離不開新金融機構提供的數字信貸服務。近年來，中國普惠金融事業所取得的成績，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數字信貸的發展。

在金融抗疫中，銀行業金融機構是主力軍，新金融機構則是不可或缺的有力補充。

遺憾的是，反催收組織和“714高炮”，猶如肆虐的新冠病毒，正在摧毀新金融的生存根基，也在破壞金融抗疫統一戰線。

受制于嚴苛的監管環境，以及相關制度建設的缺失，新金融機構并沒有抵御這類病毒的防護工具。

他們幾乎是“赤裸上陣”。

反催收橫行

過去兩年里，隨著互聯網金融整治的持續加碼，新金融機構的發展環境日益惡化，催收環節更是遭受重創。

趁你病要你命，有組織、有體系的反催收勢力趁機崛起。一條灰色的反催收產業鏈隨之形成，乃至吸引了一些原來的催收從業者加入。

這些反催收組織獲客有道，其充分利用微博、抖音、快手和閑魚等平臺，以各式各樣的手段觸達潛在用戶。而所謂的智能算法推薦，大大提高了他們的獲客效率。

在反催收組織的教唆和引導下，越來越多的借款人走上了惡意違約之路，反催收組織則從中收取服務費以牟取暴利。

諸如他們會故意激怒催收人員，以“釣魚”方式獲取不當催收的證據，并利用第三方投訴平臺，動輒扣上套路貸、暴力催收等帽子聚眾造勢，再加上某些自媒體的煽風點火，新金融機構損失慘重卻有苦難言。

面對這些反催收組織，新金融機構很難有什么強有力的反制措施。畢竟，監管部門和社會輿論，往往不會站在他們那一邊，而是偏向于看似弱勢的借款人。

雪上加霜的是，此次新冠疫情又給反催收組織帶來了新的抓手。

1月31日，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銀保監會、證監會、外匯局發布《關于進一步強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

其中第四條提到：對因感染新型肺炎住院治療或隔離人員、疫情防控需要隔離觀察人員、參加疫情防控工作人員以及受疫情影響暫時失去收入來源的人群，金融機構要在信貸政策上予以適當傾斜，靈活調整住房按揭、信用卡等個人信貸還款安排，合理延后還款期限。

還有第十四條提到：要合理調整逾期信用記錄報送，對因感染新型肺炎住院治療或隔離人員、疫情防控需要隔離觀察人員和參加疫情防控工作人員，因疫情影響未能及時還款的，經接入機構認定，相關逾期貸款可以不作逾期記錄報送，已經報送的予以調整。

一條為延后還款開了口子，另一條為逾期不上征信開了口子，出發點都是好的，也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在客觀上給新金融機構埋下了大雷。

如此一來，催收更難做了。在反催收組織的推波助瀾之下，大批借款人拿著偽造的醫療證明或者工作證明，以疫情為借口拒絕履行還款義務。

信用文化被進一步敗壞掉了。罪惡當道，壞人得志，必然會刺激更多借款人以及潛在借款人走向失信，這才是行業不能承受之重。

當此之際，建議金融監管部門聯合網絡管理部門，開展“互聯網金融環境凈化行動”，讓反催收組織的不法行為在互聯網上失去立足之地。

在立法層面，應當加大對反催收行為的懲戒力度。建議參考《刑法》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信用卡詐騙罪”，對于干擾正常金融秩序、教唆和引導消費者違約的行為予以嚴懲。

此外，還需要盡快將合規的數字信貸全面納入征信體系，徹底提升借款人的違約成本。

互聯網金融也好，金融科技也好，都不是法外之地，對從業者如此，對消費者更是如此。

歸根到底，在數字信貸日漸發達的今天，我們期待數字信貸能夠像傳統的銀行信貸那樣，獲得平等的法律地位和監管待遇。

一個令人欣慰的消息是，最近央行上海總部協助上海市公安局破獲了一個職業投訴人犯罪團伙。央行上海總部表態稱：消費者應通過合法合理的途徑反映訴求，不可采取纏訴、重復惡意投訴等方式非理性維權。

714沉渣泛濫

同樣破壞抗疫大局的還有714高炮。

按照一般的定義，714高炮是指那些期限為7天或14天的高利息網絡貸款，高炮指的是高額的砍頭息和逾期費用。

714高炮的本質是披著互聯網金融外衣的黑惡犯罪，屬于非法金融，應當堅決取締。這不是合規與否的問題，而是犯罪與否的問題。

在714高炮背后，也有一條完整的黑產鏈條，包括導流、大數據、支付、催收等，他們都是罪惡的一部分。

經過去年“315”晚會的集中曝光，714高炮一夜間成為過街老鼠，有關部門出手嚴打，一些頭部的714高炮平臺被繩之以法，并且波及到了相關的導流平臺和數據公司。

盡管明面上714高炮變得偃旗息鼓，但在暗地里從未消停，而是很快改頭換面，衍生出借貸周期只有6天、5天甚至4天的高炮平臺，實際利率更加喪心病狂。

如今的疫情期間，714高炮進入了新一輪的活躍期。

從需求角度而言，受疫情影響，不可避免會有一部分人，因為收入下降或者長時間待業而陷入困境，從而成為714高炮的獵物。

在全國上下忙著對抗疫情之時，714高炮們發起了“國難財”。他們的作案手法也在快速進化，有著高度的隱蔽性和靈活性。

沉渣泛濫的714高炮，正在沖擊行業秩序，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抬升了獲客成本，還顯著加大了全行業的輿論風險，有可能引發監管加碼。

一旦新一輪嚴打來襲，最受傷的并非714高炮平臺，而是合規的新金融機構。

在地方政府各自為政的監管格局下，714高炮善于采用游擊戰策略，打一槍換一地。換句話說，運動式的嚴打難以傷其筋骨，治標不治本。

客觀上，針對714高炮等黑惡犯罪的治理，很可能是一個需要多部門協同作戰的長期性工程，無法畢其功于一役，有關部門需要做好持久攻堅戰的準備。

從監管的角度，迫切需要改變的一點是，切不可因為不合規現金貸以及非法714高炮的存在，繼續將數字信貸行業污名化。

當前，除了銀行業金融機構以及螞蟻金服、微眾銀行等巨頭，只要是數字信貸就會被視為有問題，乃至有罪——大多數時候，從監管部門到社會輿論，對于合規機構與不合規機構并不做區分。

打個比方，我們不能因為無法快速除掉雜草，就要一把火將田野全燒了，對不對？雜草不除，莊稼不可能長好。

更重要的是，要想根除雜草，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種好莊稼。蔥蔥郁郁的莊稼，本身就是最強力的除草劑。

新金融的治理也是這個道理。越是打擊714高炮等犯罪行為，就越有利于合規新金融的發展。而合規的金融服務供給越充足，非法金融活動就越是無處容身。

一個多元化、多層次的金融體系，不可能只有金融機構，還需要各類新金融機構。

一個欣欣向榮、永葆活力的金融體系，更離不開新金融機構。

總之，不管基于短期的金融抗疫大局，還是中長期金融業的長治久安，反催收組織與714高炮都應該成為治理整頓的重點。

開正門，清邪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