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2日， 由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主辦的“中美基礎設施合作論壇”在美國舊金山舉行。中美基建行業相關企業、省州和城市代表出席。

2018年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五周年。李克強總理3月5日在向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所作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要繼續推進“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

隨著“一帶一路”建設進入穩步發展、精耕細作新階段，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一帶一路”的關注顯著上升。近幾個月來，在特朗普政府正式提出“印太戰略”并將中國定性為“戰略競爭對手”的背景下，美國國內智庫對“一帶一路”的討論進一步升溫。“一帶一路”涉及地緣經濟、地緣戰略變化和國際機制改革等諸多方面，其對美國對華戰略認知和中美關系的現實與潛在影響值得重視。

美國戰略界對“一帶一路”的認知變化

2018年1月，美國國會下屬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舉辦題為“‘一帶一路’五年來”的聽證會，邀請來自戰略和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對外關系委員會、新美國安全研究中心、全國亞洲研究局等機構的專家參會，著重關注“一帶一路”建設對美國國家利益的影響。2月和3月，美國國會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眾議院軍事委員會等舉辦多場涉及“一帶一路”的聽證會，美國國家情報總監科茨、國防情報局局長阿什利、美軍非洲司令部司令瓦爾德豪瑟、美軍南方司令部司令蒂德等參加，普遍認為“一帶一路”對美國的全球影響力構成“一定威脅”。

顯然，美國戰略界對“一帶一路”的關注度和研究度在不斷加深。實際上，自2017年特朗普上臺以來，如何應對“一帶一路”就成為美國智庫研究的熱點。一方面，主要智庫紛紛設立專項，對“一帶一路”進展信息加以跟蹤研判，比如，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設立“重新連接亞洲”項目，全國亞洲研究局設立“新絲路經濟走廊”項目。此類項目多得到美國大企業和實力較強的基金會支持。另一方面，不少智庫開始陸續發布涉及“一帶一路”的研究報告，試圖影響相關政策研討和制定。比如，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撰寫專題報告，深入分析“一帶一路”在經濟、政治和外交方面的影響，蘭德公司則相繼圍繞“一帶一路”如何影響中國與中亞國家關系、中國在中東地區的作用變化等發布研究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智庫還邀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人士參與其研究項目，力圖從“第三方”視角探析“一帶一路”。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邀請保加利亞前副總理兼財長德加科夫加入“一帶一路”課題組，負責研究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圍繞“一帶一路”開展的合作。負責全國亞洲研究局“新絲路經濟走廊”項目的專家諾蘭原系法國國防部負責中國情報分析的官員，她廣泛借助在歐亞大陸國家的人脈關系，聚焦“一帶一路”相關安全問題研究。

對于“一帶一路”倡議，不少美國戰略界人士都表達了擔心和疑慮。他們多認為，“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的“馬歇爾計劃”，中國意欲借此將經濟實力轉化為地緣政治影響力，控制歐亞大陸，并在國際秩序方面“另起爐灶”。具體而言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擔心中國通過“一帶一路”抗衡美國的亞太戰略，進而將“美國的亞太”轉變為“中國的周邊”；二是擔心中國以經濟合作為先導，推進與相關國家的政治安全合作，打造“去美國化”的地區秩序；三是擔心中國借“一帶一路”挖美國墻角，拉攏美國的盟友伙伴，實施“分而治之”；四是擔心“一帶一路”對國際規則和規范造成沖擊，甚而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發展模式帶來深層次挑戰。

不過，隨著“一帶一路”建設不斷推進，美國智庫和戰略界人士對“一帶一路”并非一味反對，而是心態更趨復雜。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張克斯等人呼吁，美國不應盲目夸大“一帶一路”的地緣政治意涵，需要認真對待這一將深刻影響中國內外政策的重要倡議，應深化對“一帶一路”相關進展的分析，尋求更堅實的信息基礎和更明智的應對之道。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波森、對外關系委員會東南亞項目主任柯蘭奇克稱，美國國內有不少人對“一帶一路”抱有“等著看它失敗”的態度，但是“讓中國失敗”并不必然發生，也不必然對美國有利，美中在促進地區發展等方面并非“你輸我贏”關系，不妨考慮“讓中國成功”。曾供職于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南亞問題專家、進步中心高級研究員維耶拉稱，“一帶一路”與美國提出的“新絲綢之路”計劃有很多共同目標，兩者如能實現“串聯”，可更好完成相關重大項目。

特朗普政府以“印太戰略”回應“一帶一路”

在美國戰略界展開熱烈討論之時，特朗普政府明顯調整了對“一帶一路”的政策，總體呈現接觸與施壓并舉的特點。2017年4月，中美兩國元首在美國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舉行首次會晤。習近平主席對特朗普明確表示，歡迎美國參與“一帶一路”框架內合作。5月14日，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東亞事務高級主任波廷杰作為特朗普政府代表，來華出席“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他表示，美國歡迎“一帶一路”倡議在促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方面的努力，美國企業已準備參與“一帶一路”項目并提供“最有價值的商品和服務”，美國駐華使館與美國企業還將共同組建“一帶一路”工作小組負責推動具體進展。6月，楊潔篪國務委員赴華盛頓主持首輪中美外交安全對話，特朗普在會見他時表示，美方愿同中方在“一帶一路”有關項目上進行合作。11月，特朗普訪華，兩國元首再次就“一帶一路”合作等議題進行了溝通。

特朗普政府之所以在“一帶一路”問題上采取較奧巴馬政府更為“積極”的姿態，主要是出于以下原因。首先，“議題聯動”是特朗普政府處理對華關系的主要策略，其希望通過對“一帶一路”做出相對積極的表態，換取中方在經貿、朝核等議題上的合作。其次，“一帶一路”建設取得的實際進展及國際影響力對美方有所觸動，其希望通過更多參與“一帶一路”相關活動獲取更充分的信息。第三，探索利用“一帶一路”為美企謀取實際利益的路徑，避免美國的商業利益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進程中被邊緣化和弱化。第四，試圖把握“一帶一路”在促進地區安全上的影響，為特朗普政府實現“紓困減負”目標尋求方案。

當然，在特朗普政府內外政策推展不利、國內政治掣肘不斷的情況下，美方對于“一帶一路”的關注和參與仍是較為有限的。隨著特朗普政府削減用于外交、國際發展等方面的財政預算，美國官方層面對“一帶一路”框架下兩國合作也不可能給予太多實質投入。

此外，也不能忽視其對華采取制衡的一面。這集中體現在美國方面提出并推動實施“印太戰略”。2017年10月18日，即將訪問印度的時任美國國務卿蒂勒森在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發表演講時稱，作為民主國家印度是負責任的，美印應成為致力于“自由而開放的印太”的伙伴，雙方需要定義未來一百年的關系。蒂勒森含沙射影地批評了所謂“掠奪性經濟”及“不透明的基礎設施投資”，稱“我們需要與印度合作以確保印太逐步成為一個和平、穩定和不斷繁榮之地，而不是變為一個充滿失序、沖突和掠奪性經濟的地區”。此后，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則在參加國會聽證時質疑稱，憑什么只有中國的“一帶一路”，應當是“多帶多路”，他還特別指出“中巴經濟走廊”等項目有損地區安全。

“印太戰略”雖然從概念上而言并無新意，但美國、日本、印度、澳大利亞等國借此“虛功實做”的影響不容忽視。2017年9月，美日印三國外長在紐約會晤，就合作開發“印太”地區港口等基礎設施達成一致。三國還將共同為該地區相關國家提供海上能力建設援助。2017年11月，美日印澳四國外交部門的聯合工作組會議召開。12月，帶有政府背景的美國海外私人投資公司（OPIC）與日本國際協力銀行（JBIC）等簽署協議，共同為地區國家提供基礎設施融資等支持。日本安倍政府和印度莫迪政府還在聯手實施“亞非增長走廊”計劃等，力圖對“一帶一路”展開牽制。

“一帶一路”與中美關系走向

隨著特朗普政府調整應對“一帶一路”的策略，未來一個時期“一帶一路”框架下的中美互動將進入新階段，也將對兩國構建未來關系的歷史進程產生影響。

特朗普上臺執政以來，中美關系雖總體保持穩定，但“競爭”日益成為美國戰略界人士談論美國對華政策時的熱詞。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發布首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中國明確定義為“修正主義國家”和“對手”，并在經濟關系、地區角色、意識形態等方面對中國大加指摘。“中國強硬論”“中國取代美國論”“中國另起爐灶論”“中國政治滲透論”等在美國也是甚囂塵上，要求對華采取強硬政策路線的聲音日益增多。

“中國是美國首要的、全面的、全球性的戰略競爭者”或許正在成為美國政策界的一種新共識。在這一背景下，“一帶一路”成為美國戰略界觀察中國外交和對美政策走向的焦點之一。面對一個頗具強國雄心、不斷擴展全球影響力的中國，如何處理中美之間的“競爭性共存”關系，推進實施“建設性的、以結果為導向”的對華政策，成為美方主要關切。應當看到，“一帶一路”既可能為中美合作帶來新的增長點，亦可能促使雙方地緣經濟和政治競爭趨于深化和復雜化，雙方需要共同思考如何營造“一帶一路”框架下中美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如何通過“一帶一路”為雙方實現互利發展創造空間，如何推動“一帶一路”為國際發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新的助力。

概要而言，對“一帶一路”框架下中美競爭與合作關系的良性塑造，可考慮從以下幾個方面著力。

首先，在經濟領域推動非官方的“第三方合作”。“一帶一路”要想建成“開放之路”，需要給包括美國企業在內的各國商界帶來發展機遇。正如英國《經濟學人》雜志刊文所稱，很多西方國家企業希望向相關中國企業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出售設備、技術和服務。2016年美國通用電氣公司從“一帶一路”項目的設備訂單中賺取了23億美元，大約是2015年的三倍。通用還與中國主導的“絲路基金”簽署協議，成立能源基礎設施聯合投資平臺。美國霍尼韋爾公司為中國在中亞國家的油氣管線建設項目提供了相關技術。美國卡特彼勒公司則是相關“一帶一路”項目重型機械裝備的供應商。中美需要設法進一步拓展此類合作。

其次，大力推動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機構深化協作，避免中美圍繞和利用國際機制展開“惡性競爭”。這些機構在過去幾年中已經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了不少聯合融資項目，而且還存在進一步擴展的空間。2017年10月“一帶一路”研討會在世界銀行總部舉辦，世行行長金鏞表示，“一些媒體將世界銀行和亞投行描述為‘競爭關系’，這完全不是事實。”如今，全球人口數量已突破70億，但現有的基礎設施僅能滿足30億人的需求，中美應思考如何通過“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合作構建新型發展伙伴關系。

第三，中美可在“一帶一路”框架下探索推進安全領域的合作。“一帶一路”建設涉及很多長期處于全球經濟體系邊緣地帶的國家，它們位于中亞、南亞、中東等地區，不僅經濟欠發展，在政治和安全上也多處于動蕩之中。中美在促進和維護“一帶一路”相關地區穩定方面存在共同利益，雙方可就反恐、反海盜、打擊跨國犯罪、發展私營安保產業等問題加大溝通協作。

總之，“一帶一路”建設需要更加重視美國因素，要準確把握美國戰略界對“一帶一路”的多元認知，不妨認真對待美國專家學者對“一帶一路”提出的“批評之詞”和質疑，解決好融資可持續性、項目參與開放性、環保和社會標準等問題。宜冷靜、靈巧面對特朗普政府推動的“印太戰略”，探索良性競爭、多元合作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