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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方式不斷更新但現金仍有影響

就像鮑勃·迪倫(Bob Dylan)的歌曲《時代》(the times)中唱到的一樣，我們支付的方式也在悄然發生著變化。許多發達國家，像支票這種支付方式已經消失或者正在慢慢壽終正寢。現如今，信用卡和借記卡還只是被部分商家接受，新型電子支付服務在世界各個角落不斷嶄露頭角，而且突飛猛進，無處不在和全天可用（CPMI2016,Bach et al（2017））。許多使用現金進行支付的方式正在電子化，例如在丹麥，教堂的捐贈箱和街頭藝人都已經開始使用手機支付。在中國，人們甚至可以利用面部識別，即“微笑支付”的方式來購買快餐。在美國，大學生用手機應用程序（App）來支付披薩和啤酒。同時，應用程序還會將他們的購買經歷推送給社交平臺上的好友。

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支付創新都讓以銀行為基礎的傳統支付系統倍感壓力（CPMI2015）。在一些發展中國家，發展迅速的移動支付讓其支付系統的便捷程度遠超許多發達國家。例如，在肯尼亞和一些其他地區，移動支付的使用頻次已經超過了銀行賬戶。未來，小型初創和大型企業都會瘋狂熱衷于創新，像加密貨幣和金融科技的應用，都有可能對現有的商業模式造成沖擊。此外，一些中央銀行正在考慮發行電子版現金(瑞典銀行 (2017b))。

以上這些情況都可能是阻礙現金作為支付工具的原因。但迄今為止，還沒有具體的數據能說明這一情況。根據支付與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委員會（CPMI）《紅皮書》里收集的數據，在支付、清算與結算系統中，現金的流通和卡支付的比例從2007年5以來都有所增加。只有俄羅斯和瑞典展示了信用卡和現金之間的相互替代關系（見圖表1）。

為什么現金與卡支付的需求都在增長？為什么人們對現金的需求如此強烈？為解釋這個問題，我們關注并分析了近期電子支付趨勢和跨國現金交易的需求。

我們通過研究發現，人們使用銀行卡交易的次數越來越多，交易額卻越來越小。這是由于越來越多的人選擇銀行卡作為支付工具（新型市場經濟體），市場中也出現了越來越多的POS終端（新型和發達國家）。但即便如此，全世界范圍內，除一些北歐國家，人們對現金的需求依舊強烈。而且，金融危機爆發以后，許多地區的人們也表現出對現金的興趣。針對這一情況，我們進一步研究并提供相關證據對“支付手段”和“價值儲藏”進行區分，研究表明現金需求的增加是由較低的利率(即持有現金的機會成本較低)驅動的，這是金融危機后期出現的特征。

本文從介紹銀行卡支付的使用情況開始。第二部分分析了現金支付需求的發展趨勢。第三部分主要研究現金支付需求的驅動原因。最后的結論部分列舉了一些政策建議。

卡支付正在蓬勃發展…

全世界的用戶越來越依賴電子支付作為日常支付手段。銀行卡支付的數據(定義為：在POS終端使用銀行卡支付的電子支付)是紅皮書中提供的最有可比性的跨國電子支付數據。

CPMI成員國的銀行卡支付總額從2000年占GDP總額的13%上升到2016年的25%(見圖表2)。我們不難發現，不同國家銀行卡支付的使用情況差別很大，但新興市場經濟體和發達國家之間并沒有明顯的差別。在德國、日本和墨西哥，卡支付的總額（相對GDP而言）僅占10%左右，而在韓國、沙特阿拉伯和英國占比都超過了40%。

現在，人們持有更多的銀行卡并且經常使用。在CPMI成員國中，人們持有銀行卡的平均數量從每人1.1張增長到2007年的每人2.5張。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卡發行量導致了這一結果的增長，但當時持卡數量在發達國家幾乎沒有變化，交易筆數僅從2000年每人60筆上升至2016年每人85筆。澳大利亞、韓國、瑞典和美國，人們使用銀行卡進行交易的筆數達到平均每人每年300多筆，而印度、墨西哥每人每年交易筆數還不到25筆。

與此同時，特殊卡種的交易額卻呈下降的趨勢。在過去的15年里，卡支付的平均交易額從60美元下降至不到40美元。這種下降在巴西、韓國和俄羅斯最為明顯。

銀行卡被越來越廣泛的應用于小額支付的一個原因是它已經成為人們認可，成為可以方便快捷應用的基礎設施。由于PoS終端通常需要被固定放置在收款臺上，越來越多更加方便人們使用的移動終端漸漸出現了。近期，低成本的智能手機和支持手寫功能的PoS終端出現在用戶的視野中，這種新的趨勢鼓勵著更多小型企業對其進行投資。

依據上圖可以看出，PoS終端的使用范圍有所擴大。2007至2016年，CPMI成員國使用PoS終端的用戶數量增長了1倍，使用密度也有所增加。這種情況在加拿大和中國最為明顯（見圖表3），發達國家平均每千人27臺PoS終端，新興市場經濟體每千人11臺。

現金在許多領域仍有影響

流通中的現金(按GDP計算)經常用來替代現金需求(如Amromin和Chakravorti (2007),Williams和Wang(2017))。自2000年以來，以CPMI成員國和22個其他國家為樣本（見圖表4），流通中的現金占GDP的比例從7%上升到9%，其增長原因是發達國家跟隨了GFC的增長。總而言之，大部分經濟體的現金流通量都較高，其中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日本的增加幅度最大(分別為GDP的9和7個百分點)。相比之下，中國的現金需求下降了5個百分點。

研究結果指出，各國的現金需求差異很大（見圖表4）。盡管人們期待新興市場經濟體有較高的現金需求，但從數據分析中并沒有得到相應的證實。最新的紅皮書介紹，2016年，瑞典流通中的現金占GDP不到2%，但日本卻比瑞典高出10倍，占GDP的20%。在經濟和社會特征方面相似的國家，例如北歐地區的國家，需求也是大不相同。21世紀初，冰島的現金與GDP之比已經低至1.2%，丹麥、挪威和瑞典總共占3%-4%左右（見圖4 ）。現金需求在瑞典和挪威出現了下滑，丹麥持續穩定，保持在3.5%左右。然而，在銀行危機過后，冰島的現金需求上漲了一倍，超過了挪威和瑞典。

與銀行卡一樣，支持現金支付的基礎設施也有所改進。1967年后，ATM已成為人們獲得現金的主要渠道。多數的ATM有了現金存款的功能，有些還提供他行服務，比如賬單支付。

隨著時間的推移， ATM終端鋪設力度加大，數量激增。在CPMI國家中，2007年以來增長了50%，從2007年的0.4%上升到2016年的0.6%以上。同一時期，提現金額在GDP的占比從12%上升到20%，其原因是由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快速發展推動的，在新興市場經濟體中，ATM的數量和提現的金額顯著增加(見圖表5)。相比之下，發達國家ATM的鋪設密度自2007年以來幾乎沒有變化。有趣的是，在荷蘭，其ATM的鋪設密度在一定程度上下降了，部分原因是由于在出售點(荷蘭銀行(2017))轉向使用“返現”期權。發達國家，ATM取款的金額顯現了不同的趨勢。荷蘭、瑞典和英國在GDP中所占份額下降，比利時、法國、德國和瑞士保持不變，意大利則有所增加。

ATM和現金需求之間的關系并不簡單(見圖表5)，ATM可以同時促進并抑制現金需求。一方面，因為便利，ATM的存在增加了人們對現金的需求。另一方面，ATM的廣泛鋪設可以減少消費者持有的現金的數量，因為他們可以根據當時需要，隨時提取現金。此外，很難確定人們對現金較高的需求是否會需要鋪設更多的ATM，反之亦然。

推動現金需求的因素是什么？

“錢為其屬”(希克斯(1969))。現金和其他形式的貨幣一樣，被用作支付手段和價值儲藏手段。打個比方，被人們縫在床墊里的鈔票可能是為了保值，但很難說在錢包里的鈔票就不是為了保值。為了證實這點，需比較并記錄他們的支付方式(如Esselink和Hernandez(2017),Greene和Schuh(2017))。然而，這樣的調查代價高昂，而且在方法論上的差異使各國數據的比較變得復雜。此外，負責比較和記錄的人往往會忽略小額交易(主要是現金) (Ilyes和Varga(2017))。因此可以采用一種假設方法，即假設人們持有大額紙幣主要是作為價值儲藏，而小額紙幣的用來支付(Amromin和Chakravorti(2007))。

在貨幣持有人看來，什么是決定“大額”貨幣的標準？即什么是大額貨幣？目前由CPMI成員國發行的最有價值的貨幣是瑞士的瑞郎，面值1000的瑞郎約等于1060美元14，面值為1000的新加坡元約等價于760美元15。相比之下，那些面值較大，價值卻較小的貨幣有中國的人民幣，面值100的人民幣約等于16美元，南非，面值200的南非蘭特約等于17美元。(見圖表6)。

在這里，我們使用一個統一的閾值，75美元(購買力調整后)來區分現金需求的兩個組成部分16。我們發現，在流通現金總額中，紙幣所占的相對份額在各個CPMI國家之間差別很大。在墨西哥和瑞典，面值較大的紙幣所占流通現金的比例不足10%，而在香港特區、日本和沙特阿拉伯，這些紙幣占總流通現金的75%以上(見圖表6中圖)17。

大、小額紙幣的演變表明，現金越來越多地被用作價值儲藏，而非支付。在過去的十年中，人們對大額紙幣的需求已經超過了小額紙幣。事實上，許多國家（韓國和俄羅斯）經歷了小額紙幣需求的下降，大額紙幣需求的上升。瑞典又一次成為特例，自2007年以來，瑞典對所有面值紙幣的需求都下降了18。

回歸分析

圖表分析有助于進一步分析驅動現金需求的因素。繼凱恩斯（1936）之后，我們開始關注三種用戶持有現金的動機：交易性、預防性和投機性(或投資組合)。然而，我們的小額數據集合(少于20個國家，以及16年每年的年度數據)需要一個簡單明了的模型將其演算出來。

經濟計量模型如下：

Yi,t = βOpportunityCosti,t +πUncertaintyi,t + γAgei,t + δGDPPerCapitai,t +θi +εi,t (1)

模型使用了三種不同的因變量：現金總需求、小額紙幣需求(交易性)和大額紙幣(庫存價值或投機性)需求。

機會成本（OpportunityCosti,t）是央行政策的產物。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人們持有現金的興趣增加，價值儲藏的需求下降，與之相反，對利率政策變動的敏感程度也可能會降低。Uncertaintyi,t代表了一些國家特有的金融和經濟的不確定性。如果人們是出于預防性動機持有現金，不確定性越強，越會增加人們對現金的需求，不確定性包含對金融中介機構信任感的降低和對未來支付需求的不確定性。但如果是這樣的話，Uncertaintyi,t對現金需求而言就是積極的，特別是小額紙幣。除了國家固定效應外，我們還將年齡列入了分析要素，Agei,t (人口的平均年齡)和GDPPerCapitai,t，其他條件都相同的情況下，人口平均年齡和人均GDP越高，現金需求越強（老年人更加傾向使用現金）。

回歸結果通常證實了我們對變量的解釋（見表1）。在有些國家特征尚未被注意到的情況下，人口的平均年齡和現金總額以及交易需求之間的關系為正相關(見表第1、第2列)。這與調查后所得到的結論一致，年輕人傾向于電子支付，而年長的人則更傾向于現金(如Stavins(2001),Esselink和Hernandez (2017))。現金總額和交易需求(見表第1、第2列)也與GDPPerCapitai t成反比關系。

非常有趣的是，我們并沒有發現在回歸分析中不確定性在統計數據上的重要影響，導致這一結果的原因有很多，例如我們的系數估值反映了各個國家的不加權平均數。同時，這個結果反映出，在一些大國，即使不確定性與現金需求成正相關，也有可能在各國的平均估值中體現不出來。除此之外，在樣本中的一些與全球現金需求相關的重要組成部分，可能更多受外國而非國內不確定性的影響。最后，我們的不確定性測度可能沒有完全抓住與支付需求相關的不確定性。

非常重要的是，從回歸分析得出，現金的使用需求上升，機會成本下降。從統計上來看，OpportunityCosti,t，對于總需求和大額現金的影響很重要，但對于小額現金就并不那么重要了。這個結果這和我們的預期一致。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我們研究的結果受到了小樣本的影響。例如，為保持模型的簡潔，變量如ATM鋪設密度、腐敗和偷稅漏稅(如Drehmannet al(2002))以及未被觀察到的時間效應都沒有被納入變量考慮。

結論

歷史上，支付可能不是中央銀行的唯一起源(如奎因和羅伯特(2007), Schnabel和Shin(2018))，但卻一直是技術創新首先影響到金融系統的因素，甚至可能是創新帶來改變最大的領域。Paul Volcker曾經說過，ATM機是唯一讓社會進步的金融創新。

目前，支付產業正在經歷新一階段的快速創新和轉型。電子支付蓬勃發展，科技公司和金融機構都在大舉投資，他們都將成為未來支付服務的提供者。支付方式越來越數字化，關于“現金面臨死亡”的消息不斷被夸大(Williams and Wang (2017))。事實上，大多數國家，流通中的現金并沒有下降。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發達國家對現金的持續需求尤為顯著，這可能是由價值儲藏而非支付需求驅動的。

對于中央銀行的從業者來說，現金支付是一個永恒不變的話題。鑒于目前圍繞數字貨幣的爭論(Carstens(2018))，包括央行可能發行的貨幣(如Skingsley(2016)、Bech和Garratt(2017)、Mersch(2017)、CPMI市場委員會(2018))，了解到的成本和需求的驅動原因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基于這個分析，我們需要更加及時、全面的使用現金和電子支付數據的比較，紅皮書里最新的調整已經朝著這個方向邁進了一步。但是，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努力，以便在管轄范圍內收集更詳細、準確的數據，并確保這些數據在各國之間具有可比性。擁有更好的數據，我們或許才能夠最終回答下面這個問題:紙幣和硬幣是否會繼續留在我們身邊，如果會的話，還會持續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