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一名外國乘客正在刷支付寶二維碼乘車。 

近日，在“移動支付領跑中國新經濟研討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賀強在向新京報記者介紹其兩會提案時表示，政府應支持企業進行具有社會價值的有益創新，鼓勵中國企業牽頭制定國際支付行業標準，增強“中國標準”的話語權。 

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高鐵網絡、電子商務、移動支付、共享經濟等引領世界潮流”被首次提及，成為中國新經濟發展的名片。事實上，“高鐵、支付寶、共享單車和網購”，已經成為去年5月由“一帶一路”沿線的20國青年評選出的中國“新四大發明”。 

以支付寶為代表的移動支付，近年來發展迅速。從市場規模來看，我國移動支付規模穩居世界第一，2017年第三方移動支付交易金額約100萬億元，未來預計將維持高速增長態勢。全球知名調研公司益普索數據顯示，中國移動支付滲透率高達77%，遙遙領先于美國、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和地區。 

同時，移動支付又帶動和支撐了新興經濟創造的多個業態，比如共享單車、共享充電寶、市政繳費、大出行等，很多新興經濟模式已經離不開移動支付。 

支付推廣“中國標準”助力“彎道超車” 

中國剛加入WTO時，在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郭田勇的記憶中，大家把外資銀行的進入稱為“狼來了”。“但現在看外資銀行在我們國家占的份額也并不太大，對我國金融業并沒有發揮鯰魚效應。恰恰就是這波第三方移動支付平臺的出現，提升了整個中國金融業的服務能力，甚至推動了中國金融業有可能站上世界巔峰，有可能真正實現‘彎道超車’”，郭田勇表示。 

已連續三屆當選全國政協委員的賀強，認為保持并增強中國移動支付產業的全球領先地位，不僅應該鼓勵中國的移動支付產業在國內迅猛發展，國際領域也到了謀求建立“中國標準”、謀求國際話語權的階段。 

他建議：第一，將移動支付作為推進數字普惠金融國策的核心戰略，繼續為移動支付創新提供賦能的政策環境。政府應支持企業開展具有社會價值的有益創新，如試點生物識別應用于偏遠農村地區的遠程開戶等。支持國內發展同時，也為“走出去”完善配套政策，使之更好服務跨境電商、跨境旅游等產業。 

第二，支持將移動支付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一部分，鼓勵中國企業與當地機構合作。中國移動支付具備領先優勢，又恰逢周邊國家迫切需要移動支付建設，政府應從政府間合作、外匯管理、信貸政策等方面鼓勵中國企業與當地機構合作，造福沿線居民。 

第三，鼓勵中國企業牽頭制定國際支付行業標準，增強“中國標準”的話語權。政府應鼓勵中國支付企業全球推廣“中國標準”，爭奪未來發展“制高點”，避免“西方標準”阻礙中國移動支付“走出去”。 

第四，加速深化粵港澳大灣區不同移動支付標準融合，建立區域級移動支付互聯互通的世界標桿。 

在去年11月16日“第六屆中國支付清算論壇”上，央行副行長范一飛曾強調，要充分認識支付產業對外開放的重要意義。他提出，參與國際市場支付產業競爭是一種更高層次的經營歷練，也是更大范圍內市場資源的優化配置，要鼓勵越來越多的國內支付產業特別是非銀行支付機構走出去參與國際競爭，獲得可持續發展動力。 

移動支付是軟性基礎設施 

從產業格局來看，商業銀行（如工行）、支付機構（如支付寶、微信支付）、清算組織（如銀聯）均在大力推廣各自的移動支付業務，包括采用掃碼、NFC（近場通訊技術）等不同模式，從而呈現出參與主體多元化、產品形態多樣化、市場良性競爭等特點。 

從應用場景來看，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移動支付不但應用于線上，且全面向線下滲透，基本覆蓋人民群眾的衣食住行，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甚至可以做到不用帶錢包出門，日常消費基本不需要使用現金或銀行卡。 

但中國移動支付業者并非安枕無憂，特別是走出國門之后。賀強坦言，中國移動支付產業面臨國際標準制定上的話語權缺乏的問題。 

他說，長期以來國際上支付標準是由維薩、萬事達卡等西方銀行卡組織起來的一個聯盟制定的，全球銀行和商戶必須遵守這個西方的標準。 

“我們現在跟人家形成了一種競爭的格局。中西兩種標準的技術金融難度都很高，一旦西方聯盟標準成為了國際主流，將會使中國移動支付產業在國際競爭中可能處于劣勢地位，這是我們有關部門應該高度重視的現象。如果他們成為主流就形成了巨大的壁壘，我們在國際競爭中將處于劣勢，這也將會制約中國移動支付在國際上的發展，領先地位就沒了。”賀強表示。 

“你可以想象，如果全世界60億人，有一半人都使用中國的移動支付，那會是一種什么力量，它已經不僅僅是經濟問題了。”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殷劍峰則從研究人民幣國際化的視角延伸了話題的討論。 

他認為，一個國家的貨幣要成為國際貨幣，甚至成為關鍵性的儲備貨幣，像美元那樣，必然意味著這個國家的支付體系向海外向全球的延伸。“我們可以看到美元作為全球的主要貨幣有很多原因，但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現在的支付體系是美國人主導的，萬事達、維薩、美國運通，全都是美國的。所以要推動中國經濟金融走出去，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使人民幣也成為主要貨幣之一。在互聯網時代，我們就應該將移動支付的標準向海外推廣。” 

殷劍峰表示，“現在我們推‘一帶一路’，主要靠的是基礎設施，像高鐵這種基礎設施，英文叫做硬件基礎設施，我們支付體系也要推，它是軟性的基礎設施，它構成了我們人民幣國際化和金融非金融企業國際化的一個基礎。” 

業內人士建議，監管應為創新留空間 

“我們希望金融監管部門在下一步監管的政策中間繼續采取包容并實施適當寬松的監管政策，來支持移動支付領域的規范發展、有序發展”。全國政協第十一屆、第十二屆委員梅興保表示。 

對此，賀強結合當前互聯網行業的金融風險與監管提出自己的看法：監管宜分類實施、區別對待。 

他認為，“近些年由于假P2P、假現金貸等等企業引發了一系列風險案件，為此我們管理層加強了互聯網金融的監管，這個監管確實還是前所未有的，相當嚴厲的。那么在加強監管的過程中確實有效地降低了互聯網金融的風險。每種業務它的風險特點是完全不同的，具體說有的風險很小、有的風險很大，但是如果采取一刀切、無差別的監管，把總體的風險是降低了，但也制約我國移動支付的創新和發展。” 

賀強說，“我們不能因為防范金融風險而限制了移動支付的創新發展，防風險不是目的，促進它的健康發展這才是目的。” 

央行金融研究所互聯網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書長伍旭川曾對記者講過一件趣事，他陪美國學者到四川一個比較偏遠的小城市，對方相當吃驚于路邊小吃店的店主都可以用掃碼方式收賬。在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如何讓中國移動支付，在對外開放新格局中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需要政府、企業與有關方面共同推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