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年的中國Fintech（金融科技）行業，風波頻頻。 監管、政策、變數，是其中的關鍵詞。行業焦點在政策環境上，這說明Fintech在中國還處于起步階段，行業和監管部門還在彼此認知和磨合的過程中，行業自身發展和它吸引投資的能力還都充滿了不確定性。

然而，中國金融行業的所有制結構，非公有制企業與政府之間的關系，以及金融科技在中國雖短暫但疾速的發展，共同決定了：變，是監管方面的一個長期邏輯。預判政策的走向就如仰望浩瀚星空。既然仰望星空帶來的是不確定性，那么我們不妨腳踏實地，回歸到對金融科技這一新興技術類別的審視，看看它究竟可以改變什么——何以能驅動金融創新，對企業以及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有何潛在威脅?？萍冀鹑谄髽I以及風險投資如果吃透了這個問題，中長期戰略也就有了——可以做什么，不應該做什么——也就能夠相對從容地應對政策環境的變化。

我們知道，資金融通謂之金融。簡單來說，就是把一部分市場主體閑置的資金輸送到另一部分需要資金的市場主體那里去。主流經濟學認為，這一融通過程中，最重要的問題是對于金融風險的評估和定價，也就是說錢從A借到B處后，有沒有可能還不回來？如果肯定能還回來，那應該以多少利息借給B？這些焦點問題主要反映了一個傳統金融機構比如銀行、券商的視角。倘若換一個視角：金融產品和服務對用戶的意義何在？答案當然是他們通過金融機構，快速籌措到了來自四面八方的資金。也就是說，金融是一種幫助用戶突破時間和空間限制來使用資金的社會經濟行為。比如，小額消費貸款可以讓一位發燒友憑借非常低的首付款買到最新型號的博世耳機，而不用苦等到年底發年終獎攢足全款之后。在這個新視角下，最重要的問題變成了:金融如何以用戶為中心，重構他們的“消費時空”和“金融時空”。

在新金融時代，幾乎所有的創新商業模式都是圍繞著這“一個中心、兩個時空”展開的。這里提供一些來自美國金融科技領域的例子。

跨境支付公司Ripple，它的目標用戶是來自世界各地有“往老家匯錢”需求的移民。他們希望自己在美國的辛苦勞作能讓還在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家人盡快過上更好的生活。因此他們對“金融”的需求是：跨境、安全、快速、多幣種轉化以及操作簡單。基于區塊鏈技術，Ripple 在兩年內從南、北美之間的業務擴展到覆蓋30多個國家的跨境支付網絡。

再比如SoFi，他們的目標用戶主要是美國的名校大學生，從為他們提供低息助學貸款開始，逐漸增加用戶對SoFi的黏著度，隨后是租房、買車。2014年4月， SoFi宣布進入住房抵押貸款和個人信貸市場，同時也鎖定了專注于為早期的精英人群提供“終身金融服務”這塊市場。

還有比較小眾的Talech，主要服務于中小企業/商戶，特別是餐飲和服務行業，為它們提供基于iPad的智能POS系統。這一系統囊括了點單、收銀、支付、叫貨等所有運營和管理環節，并且可以幫助用戶整合數據，以便隨時查看庫存，控制成本和瀏覽顧客消費信息。

再比如，以智能投顧(Robo-Advisor，或者AI Advisor）為核心業務的QPlum，主要面向所謂的理性人群——主要特征為中產或準中產家庭、有小額投資需求且對自己的投資目的、風險成熟能力有相對清醒的認識。銀行的理財門檻對他們來說太高，全職工作的狀態也不允許他們過多關注金融市場。而QPlum基于深度學習技術而開發的專利軟件，幫這樣的用戶平均完成一筆投資的時間僅為7分鐘。同樣是做智能投顧， Legg Manson卻定位在和主流金融機構合作，推動銀行的理財顧問來使用它的專利軟件。在功能設置和覆蓋的基金類型上，它與QPlum也迥然相異。

要捕捉到用戶群，并且掌握他們與金融資本之間的時間、空間關系，就需要細致觀察社會變遷，深入思考不同社會群體的消費形態。在此筆者概括了三大趨勢。

其一:讀懂“00后”。2017年的Money2020盛會上，Fintech精英們驚喜而又沮喪地發現，三分之一的成年消費者是“00后”。驚喜的是他們的消費力和精力一樣旺盛，對新興另類金融的接受度很好，App使用方面沒有技術門檻；沮喪的是，要了解和把握“00后”的習慣、偏好，需要有廢舊立新的決心——企業要用新人，管理層要自我革命。

其二，讀懂“網絡”。這里既指技術網絡，也指社會網絡。前者是指在技術架構層面，不同節點的相關性和可擴展性。后者是用戶與用戶，用戶與非用戶，用戶與周邊物聯網之間的關系路徑。現實情況是，這一復雜的網絡越來越非人力所能解讀。目前美國金融科技領域里的新興企業，25%以上的數據庫都是由人工智能技術生成和處理的。

其三，讀懂“平臺”。短短5年時間，美國和中國各自形成了由幾大巨頭主導的平臺經濟。其他企業的自我定位，不僅要考慮用戶，還要從已經存在的幾大平臺出發?？购馄脚_，被平臺兼并，還是找到一個切口從而與平臺并存？這關系到Fintech企業是否可持續發展的問題。

要做到三個“讀懂”，需要有效地結合技術和市場這兩個環節。技術為我們了解新生代用戶群體提供了渠道（比如數據收集和沉淀），為企業生成Fintech產品(比如精彩紛呈的App），也是平臺經濟的基礎。但更重要的是需要企業決策者、政策制定者去思考，如何利用科技發展有效、合理、公平地重構用戶的消費時空和金融時空。

從2017年開始，美國的科技金融領域對用戶、市場以及產品的關注迅速取代了對技術的膜拜。筆者在2016年夏天走訪的幾家公司，都在強調自己“獨特”的技術優勢，特別是區塊鏈。一年后再探硅谷，很少有公司再打技術牌了。創新的硅谷，已經從技術創新轉變為商業模式創新。產品背后的核心技術可復制性很強，同質化越來越高，真正讓一家公司勝出的，是它識別、鎖定用戶且讓用戶有高黏著度的產品策略。

說了很多“可以做什么”，最后談一點“不應該做什么”。在產品策略制定過程中，不應該降低或者喪失對風險的判斷和把控。這時候，我們又要從“用戶為中心”的視角，跳轉回到傳統金融機構視角。金融機構只有控制了風險，才能為資金提供者創造價值，只有為客戶創造了價值，金融機構才能生存下去并持續發展。此外，對用戶和商業模式的重視，并不意味著無視政策環境。過分強調政策，會止步不前；但像其他市場主體一樣，科技金融公司必須始終保持對經濟環境的觀察和思辨。不僅看清楚具體政策條款“令”什么，“禁”什么，還要讀懂政策制定者“揚”什么，“抑”什么。

（作者系美國羅格斯大學信息與傳播學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