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和“現金貸”有關的各項治理新規次第出臺， 目前網絡小額信貸和互聯網借貸所熱衷的特定市場——個人消費貸款(下稱“消費信貸”)成為輿論焦點。難以遏制的擴張沖動、奢侈消費的浮華誘惑、裹挾著大數據的高科技概念、暴力催貸的“嗜血”情節以及監管的強力介入制造了足夠張力，賺足了眼球，也足以讓我們徹底忽視消費信貸這個細分市場背后的核心議題。

作為一個后發市場，中國金融市場上發生的絕大多數熱潮都可以找到對應的發達市場的過往故事，所不同的是名稱、規模、包裝形式，以及表現形式。這一次，用來包裝的道具是新經濟、互聯網和大數據。

本質上，現金貸即無擔保抵押個人消費貸款，也就是金融業內非常熟悉的消費信用貸款。而貸款作為一種金融安排，從來都直接對應著還款風險。沒有足夠風險度量的房貸(次債)直接催生了2007~2008年發端于美國的金融危機，美國人用了整整10年修復負的家庭資產負債表，修正過往過度不節制的消費習慣，剛剛走出金融危機。

說到消費信貸，亞洲的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都分別在過去60年經歷了不同程度的與之相關的金融和社會危機。筆者今天推出一組報道，深入回顧了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所經歷的消費信貸危機的來龍去脈，以及隨后的監管治理、社會創傷。

回到中國當下的現金貸。現金貸所對應的核心議題不是互聯網金融和大數據所催生的新的商業模式，現金貸帶來的監管挑戰也絕非當下的協調監管、統一征信的組合拳就足以應對。事實上，中國版的“消費信貸”正站在十字路口，公眾和決策者對其的認知取向和深度將直接決定中國會否重蹈日韓的“消金地獄”悲劇。

我們認為，現金貸的核心議題是消費文化，即“花自己掙的錢”和“借錢消費”兩種截然不同的消費文化觀。一旦“借錢消費”的價值觀占據主流，消費文化就會和金融業與生俱來逐利的擴張沖動彼此呼應，相互加強，并通過精準的風險定價模型(不管是過去銀行業基于厚數據的模型還是今天互聯網公司基于大數據的模型)來形成商業模式。

以日本為例，行業估算的年均衡利率是29%，其中隱含了軟暴力催收。也就是說，在軟暴力催收的條件下，不需要任何擔保和抵押，幾乎不依賴信用數據的消費貸款模式就可以賺錢。而當軟暴力催收受到制約或者最高利率低于均衡利率的情況下，這種商業模式的空間就會受到不同程度的擠壓。

而在監管松弛的大背景下，具有逐利沖動的金融業(無論是傳統銀行業還是互聯網金融)會充分運用廣告等方式影響消費者，植入消費觀念，鼓勵借貸消費文化(例如將其標榜為“高尚的行為”)，鼓勵民眾大量使用;同時對監管和決策者進行多方“游說”，一旦各方進入正反饋，消費信貸就會迅速野蠻生長，最終局面不可收拾，銀行和金融機構釀成危機，家庭出現悲劇，社會陷入動蕩，經濟停滯。

發生在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的故事無一不是如此。在這些故事中，監管機構在危機后亡羊補牢，制訂了一系列規則，包括嚴格準入、設定從業條件、令貸款者提供收入記錄、限定借款上限，等等。然而，令人擔憂的是，即便是在上世紀60年代經歷過“消金地獄”的日本，今天消費金融熱潮又通過銀行再次還魂，對“銀行貸款地獄”的擔憂成為今天日本從最高政治層面到各個社會角落的焦點。

回到中國。好消息是，中國的監管者已經出手；壞消息則是，公眾和決策者還沒有意識到此中消費價值觀的核心角色，對此尚未展開討論。我們認為，只有決策者和公眾對此形成了足夠認知，才可能從根本上避免消費金融過度膨脹所必然導致的金融危機和社會動蕩。

正如我們的報道所描繪的那樣，“危機留給社會的震蕩遠非一朝一夕能夠化解，一些卡債家庭長大的兒童不得不面對殘缺的家庭、討債公司的侵擾，以及冰冷的社會”。希望悲劇不在中國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