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深圳網貸新規擬要求“股東援助”引爭議 會否引發國資股東退出潮還看平臺實力）

專家認為，國資、上市公司等經濟實力雄厚的股東如果對網貸平臺的合規風控有信心，就不會貿然退出網貸平臺。

隨著相關政策的陸續落地，全國網貸行業經歷了監管政策從無到有的規范過程。但近日深圳市互聯網金融協會在深圳市金融辦指導下發布的一紙新規引發了市場爭議。

9月29日，《深圳市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退出指引》（征求意見稿）（下稱《退出指引》）出臺，要求網貸平臺最大限度保障出借人合法利益。其中第十條特別提出，具有國有企業、上市公司、集團等背景的網貸機構應由國有企業、上市公司、集團等提供合理范圍內的資金援助，協助網貸機構盡量縮小不良貸款余額和待償余額之間的差額。

《投資者報》記者了解到，征求意見稿中的這一條款在業內引發了不少爭議。有觀點認為，要求國資等股東提供資金援助，與網貸平臺信息中介的定位不符，與打破剛性兌付的要求更是背道而馳，為網貸平臺“兜底”的要求可能會引發國資等股東退出網貸平臺的大潮。

對此，接受《投資者報》記者采訪的若干專家認為，具體情況如何還要看后續的解釋性規定才能得出最終結論。不可否認的是，規定的出發點是有益于網貸行業健康發展的，只要在合理范圍內予以實施，是可以避免國資等股東退出潮發生的。同時，業內人士指出，股東背景不能代表實際發展能力，網貸平臺退出與否還看自身。

未厘定合理援助范圍

眾所周知，網貸平臺一旦暴雷，投資者后續追償十分困難，《退出指引》似乎為之帶來了一線希望。

但針對其第十條提出的要求國資等股東提供資金援助的做法，中國科技金融法學研究會理事、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合伙人肖颯律師在接受《投資者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通過要求有實力的國資股東對平臺承擔責任，防止其在退出時留下遺留問題，其內在邏輯將落腳點放在保障金融消費者利益，維護社會穩定，防止群體性事件發生之上。

業內認為，這種股東“兜底”的做法會助長投資者的非理性投資，不利于打破剛性兌付。對此，肖颯律師表示，確實存在這樣的可能性，但如果《退出指引》最終只是將國資股東的出資義務限定在平臺退出階段，并對其出資范圍額度進行限定的話，他還是應當認可這一舉措的。

目前，《退出指引》的征求意見稿還未具體規定股東資金援助的“合理范圍”。蘇寧金融研究院互聯網金融中心主任薛洪言告訴記者，上述要求更多地只是一種不具法律效應的提議和倡導，以期在合規的框架下盡可能地降低出借人的投資損失。既然是倡議，也就不可能給出具體的比例要求，至于究竟多大的比例合適，更多地還是要看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國資因何退出尚無定論

由于《退出指引》于國慶節前推出，而節后關于“國資清理P2P業務”的新聞鋪天蓋地，因此有不少人士認為是相關股東受到了前述規定的影響，希望盡快擺脫網貸平臺。

10月8日，錢保姆官網發布《浙江佰財金融信息服務有限公司關于股東以及法人變更的公告》顯示，錢保姆母公司浙江佰財金融信息服務有限公司出現股權變更，因通遼市國資委要求下屬企業退出互金行業，全資控股股東內蒙古城投投資有限公司響應上級號召，將錢保姆平價出讓給浙江五松資產管理有限公司、遼寧森森農牧業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晶峰投資咨詢有限公司。

在接受《投資者報》記者采訪時，錢保姆一位工作人員表示：“跟深圳那個（《退出指引》）沒關系”、“通遼市國資委要求下屬企業退出互金行業”。但具體為什么會有此要求，對方并未作答。

目前看來，業內關于《退出指引》會引起國資股東退出網貸平臺大潮的猜想尚難以得到印證。開鑫金服總經理周治翰對記者表示，深圳的《退出指引》只是區域性質的征求意見稿。同時，有國資背景平臺的國資成份差異也比較大，既有大型國企控股的平臺，也有小型國企只以少量股份參與的平臺。一般來說，大型國企在對外設立網貸平臺前，會經歷市場調研、擬定業務發展規劃等階段，對平臺日常經營的要求也比較高，進入與退出一般都需要有比較完善的決策過程，不太可能會僅僅因為該《指引》就退出。

一位網貸行業資深觀察者對《投資者報》記者分析稱，按照《公司法》和《退出指引》，如果平臺確實出現了問題，或者預計將來出現風險，現階段的國資股東肯定會轉讓股份或者直接退出網貸平臺，因此國資股東是否退出取決于平臺今后是否能完全合規，平臺是否在業務風險或其他風險方面均可控。也就是說，“就看平臺干得好不好”。

淡化標簽回歸本源

既然如此，那為什么還會有眾多業內人士猜測《退出指引》會引發國資股東退出網貸平臺的趨勢呢？這還要從雙方的關系說起。

空中金融CEO賴效綱告訴《投資者報》記者，雙方關系可以說是既明確又復雜。國資股東之所以會入股網貸平臺，就是希望找到一個能夠打通與市場包括民間資本之間的渠道，讓國有資本能夠進一步盤活；而對平臺方面而言，國資股東除了能帶來切實的資源包括資金流之外，更能夠作為平臺的增信和品牌背書。但是，在實際操作中，一些平臺想借國資做文章，而國資不愿意過多介入平臺的具體運營，結果就演變成一種變相的掛靠模式。

但是，投資者對于真假國資欠缺專業的判斷能力。隨著部分國資背景的平臺也開始暴雷，“國資”作為網貸平臺用來增信的“大腿”也在逐漸喪失權威性。據網貸之家研究中心不完全統計，現存223家國資系平臺中，停業及問題平臺為43家，占比高達19.28%。

因此不少業內人士認為，如此一來，在投資者信任度下降的情況下，加上《退出指引》的影響，應該會有一部分國資股東退出網貸平臺，但真正的國資平臺則會在其后迎來進一步凈化的行業環境。

正如前述觀察者所說，股東對網貸平臺有信心就不會退出，前提是平臺本身要做到合規和風險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