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化金融監管，是金融危機后世界各主要經濟體開出的藥方，承諾嚴懲金融機構，也成為許多西方政要贏得民心的重要手段。然而，各國出臺的監管方案，尚不能徹底解決“大而不能倒”的難題，而監管和創新、監管和競爭之間的矛盾，以及全球層面的監管協調，都是擺在各國監管機構面前的棘手問題。

　　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FSA）主席特納勛爵（Lord Turner）5月18日在北京接受《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金融監管改革的核心是監管的國際化，各國監管機構無需對本地區金融業競爭力負責，他們應該關切的是維系良好的監管體系，維護全球金融市場穩定，保護客戶利益。

　　就“大而不能倒”難題，特納表示，金融穩定委員會（FSB）正在討論制定的全球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G-SIFIs)將限制大銀行冒險的能力，而延時支付高管獎金的做法，將限制其冒險沖動。

　　如何限制銀行高管的冒險沖動

　　《財經》：金融危機以來，世界各主要經濟體加強了對市場的監管，倫敦金融城的競爭優勢是否會因監管強化而削弱？

　　特納：我想強調的是，監管者不應該有這種信念——即監管部門應該在保障地區產業競爭力中發揮重要作用。如果我們要求監管者在維系一個良好監管體系的同時，對區域競爭力負責，那么就很可能面臨各地區在監管標準上“競次”的風險。

　　對金融業競爭力負有責任的是政府，金融監管者首要關切的應該是維系良好的監管體系，維護金融市場穩定，保護客戶利益。而且，對金融監管而言，最重要的一點是監管國際化，也就是說，監管改革追求的是全球金融體系的穩定，而不應局限在各國自身利益上。

　　金融危機以來，倫敦金融城加強監管的手段并沒有影響其核心競爭力。倫敦金融城的資本充足率標準和流動性標準已經為世界認可，銀行出于對金融城監管的憂慮，而將自身業務移出倫敦的可能性很小。

　　《財經》：你剛才提到了監管國際化的重要性。但即便在有統一貨幣和統一監管標準的歐元區，嚴格執行監管標準還是有很多困難。那么在全球層面，應該如何協調監管問題？

　　特納：在全球政府缺位的情況下，運作一個全球資本體系、全球金融體系或全球自由市場確實是有困難的。這將是一個我們不得不接受的問題，并將持續很多個世紀。

　　在這一前提下，我們不應該做的是，就此否定全球化，并讓各國重新聚焦各自經濟發展，以避免全球監管困境。我們應該做的是，建設一個負責“全球治理”的協調機制。

　　2009年成立的金融穩定委員會（FSB）就是一個有效的全球金融治理機制。當然，委員會各方有不同的利益出發點，各國監管負責人也花費了很多時間討論，以改進全球監管標準，但這些耗時耗力的討論在過去兩年里還是取得了成果。由FSB和巴塞爾委員會共同推出的巴塞爾協議III就很好地證明，各國監管機構可以在重要問題上達成一致，并在全球范圍內付諸行動。

　　FSB等機制并不完美，但這些機制的出現還是表明，全球金融監管已經取得了顯著進步。其中一個重要的進步是監管機構成員范圍的擴大，在金融危機之前，巴塞爾委員會，以及FSB的前身金融穩定論壇（FSF）的代表性都不足，而FSB則增補了中國、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等主要新興經濟體為其成員國。

　　《財經》：強化監管帶來的另一個問題是，是否會削弱金融業的競爭。巴塞爾協議III要求銀行大幅提高其核心資本充足率，并準備防護緩沖資本和反周期準備金?？紤]到大小銀行不同的融資能力，這是否意味著監管將相對強化大銀行的競爭力？

　　特納：全球范圍內的監管者都在要求銀行提高自己的資本充足率，銀行則不得不通過在資本市場上融資，并保障營業收入等手段，積累更多資本以滿足要求。雖然大銀行在市場上的融資能力強，但其需要的絕對資本也多，我認為二者最后將達到一個平衡。

　　此外，各國監管機構正在討論制定全球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G-SIFIs)列表，并為這些最大的銀行制定額外承損能力標準、額外資本標準?，F階段大銀行有“太大而不能倒”的優勢，并迫使各國政府在其處于危機時出手相救，因此，相比小銀行和不那么重要的銀行，大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標準應該更高。

　　《財經》：各國納稅人最后承擔了拯救大銀行的任務，銀行家卻依然可以在享受高額獎金的同時，用納稅人的資金賭博。英國央行行長默文·金(Mervyn King)不久前指出，英國還沒有解決銀行“大而不能倒”的問題。G-SIFIs固然能從客觀上限制大銀行冒險的能力，但如何限制銀行高管的冒險沖動？

　　特納：根據FSB有關銀行薪酬的規定，高管年度獎金將不再完全以現金形式即刻兌現，而將部分以股票期權等有一定風險的資產形式在幾年后兌現。在英國，我們很嚴格地執行這一規定，英國所有大銀行在發放獎金時都必須向FSA說明獎金構成，得到我們的批準后，才能發放。FSA并不干預英國銀行發放獎金的總額，但我們關心獎金形式。

　　延時支付意味著，如果高管在隨后幾年里從事風險過高的業務，他們將面臨損失自身獎金的風險。2006年、2007年不少銀行高管因為當時看起來獲利的業務而獲得高額獎金，而接踵而至的金融危機表明，這些業務給后繼者留下了一系列有毒資產。因此，我認為，延時支付的方向是正確的，雖然監管機構在具體條款制定上還需要變得更激進點。

　　《財經》：金融監管和金融創新總是一對矛盾，本輪金融危機揭示了太多失敗的創新。在你看來，什么是正確的創新途徑？

　　特納：金融創新的困局在于，最簡單的創新辦法是利用各種稅收制度和監管制度的差別套利。當然，我們知道這種創新沒有帶來任何實際價值。

　　因此我們需要做的是克服這類創新的誘惑，而促使從業者將創造力用于真正有價值的創新上，例如，發明一種和GDP相關的債券就是有價值的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