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一帶一路”建設的深入推進, 關于“一帶一路”的學術研究和政策研究不斷深化和拓展。在此過程中, 關于中東與“一帶一路”建設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的成果, 主要表現為宏觀研究和國別研究兩大領域。宏觀研究側重于“一帶一路”建設在中東推進的態勢、利弊因素分析、產能合作等問題; 國別研究主要集中于中東國家對“一帶一路”的反應和認知、中國與中東國家圍繞“一帶一路”建設的合作及影響因素等問題, 涉及的國別包括作為整體的阿拉伯國家 、沙特等海灣阿拉伯國家 和埃及, 以及伊朗、土耳其等主要國家。但是, 以上兩類研究都對在中東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風險缺乏較為系統、深入的研究, 突出表現為在分析“一帶一路”建設的可行性、必要性、發展現狀與態勢時過于樂觀自信, 而研究風險時又存在大而化之、羅列現象、過于悲觀、對策研究薄弱等缺陷。基于此, 本文選擇中東地區最為突出的政治風險和安全風險進行分析, 并對如何應對進行思考。

一、在中東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政治風險及應對

“一帶一路”建設的政治風險可以從宏觀和微觀兩個維度進行分析, 宏觀維度主要指“一帶一路”建設在全球、地區和國別政治層面的風險, 如大國博弈、地緣政治、沿線國家國內政治風險;微觀維度主要指作為“一帶一路”建設核心主體的企業所面臨的政治風險, 有學者對其進行了如下界定:當由政治因素引起的不連續性出現于商業環境中, 導致國際投資的資產和利潤損失的任何類型的政治事件 (例如戰爭、恐怖活動、政府變化、第三國干預、交易控制和投資限制等) 都可視為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政治風險。基于本文主要把“一帶一路”視為新時期中國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的重大安排, 因此主要從宏觀維度對政治風險進行分析, 并主要側重大國關系、地區政治和沿線國家國內政治三個層面。

(一) 在中東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政治風險

1、大國關系層面的政治風險

在大國關系層面, 中國面臨的核心問題在于在中東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是否會引起中美關系的緊張或對抗。美國對中國在中東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主要有前后兩種反應。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初期, 美國擔心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建設擴大在中東的存在, 并對美國在中東的領導權構成威脅, “挑戰美國在亞洲、非洲和中東地區的影響力”。之后, 伴隨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共商、共建、共享”原則進一步明確, 美國輿論多認為中國在中東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并不會對美國構成威脅, 主張加強中美在中東事務上的合作。例如, 美國蘭德公司的報告《中國在中東:謹慎的龍》 (China in the Middle East:The Wary Dragon) 認為, 盡管中國在中東日趨活躍, 但包括“一帶一路”建設在內的中國中東政策對美國在中東的利益并不構成威脅;為確保中東的穩定, 美國應該歡迎中國更多介入中東事務, 應采取新思維和新方式, 通過與中國和該地區國家的合作保護美國在該地區的關鍵利益。美國著名中東問題專家奧特曼 (Jon B.Alterman) 認為, 在過去二十年, 隨著在世界舞臺的地位上升, 中國越來越多地參與中東事務。但中國直接參與的主要在能源、貿易、基礎設施建設和工程承包等經濟領域。從根本上說, 美國與中國在中東地區不存在天然的沖突, 兩國在安全、穩定和貿易等領域存在共同利益。即使中美之間存在競爭關系, 中國在很長時期內也難以對美國構成挑戰。“中國在中東地區的實力要趕上美國, 可能還需要數十年的時間。”

從中東問題與中美關系的現實來看, “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和推進逢美國奧巴馬政府在中東進行戰略收縮, 避亂求穩、慎用武力、可控型領導、戰略減負和責任承包構成了美國中東戰略的總體特征, 其具體表現是美國干預中東事務的意愿和能力明顯下降;更加重視通過外交談判解決中東熱點問題;更加重視通過多邊外交發揮地區盟友和西方盟友的作用。在此背景下, 中美雙方在維護地區穩定、反恐等方面都擁有廣泛的合作空間。但雙方圍繞地區熱點問題, 尤其是敘利亞問題也存在著較嚴重的分歧, 突出表現為美國的干涉主義與中國不干涉內政原則的矛盾。

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 中國與中東國家在互聯互通、產能合作、人文交流等領域取得了許多進展;中國已與十多個中東國家建立或鞏固了戰略伙伴關系, 中東國家也積極參與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等合作機制建設。盡管美國戰略界有部分精英仍對此心存疑慮, 但客觀來看, 中國在中東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并未引發中美之間的嚴重對抗, 其根本原因在于“一帶一路”建設以發展促安全的理念和方式, 有助于維護中東地區的穩定, 這與美國中東戰略并無實質性矛盾。在打擊索馬里海盜、維和等安全事務中, 中美“雙方一直基于共同利益尋求發展建設性關系”, 美國沒有干預中國與巴基斯坦 (包括建設瓜達爾港口) 建立密切關系, 也沒有干涉中國在吉布提建設海軍補給和航運設施。因此, 相對于亞太和其它地區, 中東地區是因“一帶一路”建設引發中美關系緊張程度較小的地區, 這是中國應該正視的現實, 也應成為中國在中東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信心所在。當然, 伴隨“一帶一路”建設在中東的推進以及中國對中東事務參與的擴大, 美國始終存在既希望中國發揮更大作用, 又擔心中國挑戰其中東霸權的戰略猜忌。

2、地區格局層面的政治風險

在地區格局層面, 地區大國爭奪中東事務主導權的地緣政治博弈是影響中國在中東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因素。中東地區是當今世界區域一體化發展最為落后的地區, 雖然有阿盟、海灣合作委員會等地區組織, 但它們均不具備提供地區公共產品的能力, 導致中東地區既沒有具有領導能力的地區領袖, 也缺乏有效的地區合作機制, 進而使中國在中東地區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時缺少可以倚重的核心國家和地區合作機制。中國在中東推進“一帶一路”建設, 恰逢2011年“阿拉伯之春”之后沙特、伊朗、土耳其等地區大國的地緣政治博弈不斷加劇, “中東的地緣政治對抗正在什葉派勢力伊朗、遜尼派激進勢力沙特阿拉伯和遜尼派溫和勢力土耳其三大力量之間展開。” 

首先, 以伊朗與沙特為核心的兩大陣營的民族和教派對抗以及地緣政治博弈日趨固化。過去幾年來, 沙特與伊朗圍繞敘利亞、也門等熱點問題展開了持續的博弈。2016年以來, 沙特與伊朗斷交危機導致雙方的對抗公開化、陣營化, 雙方對抗的態勢呈現出齟齬不斷但又不會走向戰爭的“新常態”。客觀而言, 教派矛盾只是雙方矛盾的表象, 其實質在于爭奪地區主導權的地緣政治矛盾和民族矛盾、教派矛盾的疊加。但是, 雙方的對抗仍有尖銳化和長期化的風險。以沙特為首的海灣國家試圖通過“什葉派陰謀論”激活地區教派沖突, 通過強化遜尼派同盟, 對伊朗和什葉派勢力進行打壓和孤立。而伊朗也將什葉派作為動員中東什葉派對抗沙特和西方的一種軟實力工具, “以教派為基礎的聯盟是伊朗確保其影響力為數不多的手段之一”。自2017年6月美國總統特朗普訪問沙特以來, 美國通過強化伊朗威脅進一步加劇了沙特與伊朗的矛盾, 而沙特在美國唆使下挑起阿拉伯國家與卡塔爾的斷交危機, 其根本目標之一仍在于削弱伊朗, 并導致阿拉伯世界進一步分裂。

其次, 土耳其基于謀求大國地位、爭奪地區主導權、國內庫爾德問題等多重目標四面出擊, 卻嚴重受挫, 而國內政治與社會轉型的危機也在不斷加劇。近年來, 土耳其在巴以問題上與以色列齟齬不斷, 在敘利亞問題上與伊朗角力, 在穆斯林兄弟會問題上與埃及塞西政權對抗, 在庫爾德問題上與伊拉克、敘利亞沖突不斷, 在敘利亞問題和打擊“伊斯蘭國”問題上與俄羅斯不斷變臉。2016年以來, 土耳其深受未遂政變、庫爾德問題、恐怖襲擊頻發等問題的沖擊, 其外交政策已經趨向謹慎和內斂。在未遂政變和推行總統制等重大政治事件不斷發生, 以及恐怖襲擊、難民問題頻繁沖擊社會穩定的背景下, 世俗與宗教、國家與社會、威權與民主、軍隊與政府、西方與東方等諸多復雜關系構成了土耳其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主要問題, 并使土耳其的政治、社會和外交都存在脆弱性和不確定性。

最后, 傳統地區大國權勢異位, 其力量重組遠未到位, 但埃及和以色列的地位仍不容小覷。從埃及、沙特、伊朗、土耳其、以色列五大地區支點國家的力量對比態勢看, 除上述伊朗、沙特、土耳其三強爭奪地區主導權的復雜態勢外, 埃及因國內動蕩和經濟不振地位大降, 但塞西政權正在謀求重振埃及地區大國地位, 其內外政策漸趨理性, 埃及成為地區大國的基礎仍在;以色列自中東變局以來不斷被邊緣化, 在巴以問題上的政策更加頑固保守, 但其安全環境大幅改善, 經濟和科技實力雄厚, 使其成為中東地區大國中的另類穩定國家。

3、沿線國家國內政治層面的政治風險

2011年中東變局以來, 轉型與動蕩并存構成了中東國家的典型特點。總體看來, 中東國家可以劃分為陷入嚴重動蕩和沖突的國家、艱難轉型的國家, 以及在沉重壓力下尋求轉型的國家, 但它們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動蕩, 因而使其作為“一帶一路”的合作對象國都存在著程度不等的政治風險 (參見表1) 。

表1“一帶一路”沿線主要中東國家的政治風險 (2013)

資料來源:轉引自李鋒:“‘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風險與應對策略”, 載《中國流通經濟》2016年第2期, 第118頁。數據來源于PRS (Political Risk Service) 集團年度風險評估指南 (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 簡稱ICRG) 。該指南從政府穩定性、社會經濟條件、投資執行狀況、內部和外部沖突、軍隊干預政治、腐敗、法制、宗教與民族沖突、民主程度、行政效率等12個方面對全球146個國家以打分的方式綜合權衡政治風險, 總分100分, 并按照不同分數段劃分為五個風險級別, 分數越高說明政治風險越低;括號中的數字代表2013年各國的政治風險得分。

首先, 敘利亞、伊拉克、利比亞、也門等國成為陷入嚴重動蕩和沖突的國家, 目前尚處于內部沖突 (教派沖突、族群沖突、部族沖突、政府與反政府力量對抗等) 、外部干預、極端恐怖勢力猖獗 (“伊斯蘭國”和“基地”組織等極端力量活動的重點區域) 等多種危機之中, 其政治、經濟與社會重建遭遇嚴重挫折, 安全環境十分險惡。

其次, 艱難轉型的國家主要以埃及和突尼斯為代表, 即在中東變局中以相對和平的方式實現政權更迭的國家。它們基本上已通過選舉和制度建設初步完成國家體制重建, 并致力于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打擊恐怖主義, 維護社會安定等經濟與社會重建, 但世俗與宗教勢力對抗、經濟復蘇緩慢、失業率居高不下、極端勢力活動猖獗等問題仍十分突出。

再次, 在沉重壓力下尋求轉型的國家。海灣和北非阿拉伯國家, 如沙特、阿爾及利亞、蘇丹等國, 雖然在中東變局中未發生政權更迭和嚴重動蕩, 但都不同程度地面臨高失業、高通脹和低增長等經濟困難和政體脆弱等問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沙特, 低油價導致沉重財政壓力, 外交上軍事干預也門、挑起卡塔爾斷交危機等激進行為, 都使沙特內政外交面臨嚴峻挑戰。沙特一旦陷入政治動蕩, 將嚴重威脅地區穩定。此外, 曾經作為中東現代化樣板的土耳其也陷入了深刻危機。經濟增長放緩、恐怖襲擊頻發、外交困境加深以及2016年未遂政變的發生, 都表明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執政以來的十余年繁榮穩定正在走向終結。當前, 土耳其政治與社會矛盾十分尖銳, 并有可能陷入經濟衰退和政治動蕩的雙重困境。

但是, 在正視中東國家政治風險的同時, 也要看到中東國家由亂而治的可能性和尋求發展與穩定的努力。首先, 許多中東國家都制定了長遠發展規劃, 探索推動經濟與社會發展和穩定的治理之道。例如, 土耳其提出“2023百年愿景”, 沙特提出“2030愿景”規劃, 阿聯酋制定“2021戰略規劃”, 卡塔爾制定“2030國家發展規劃”, 都是中東國家尋求改革和發展的集中體現。其次, 在經歷“阿拉伯之春”的劇烈動蕩后, 尋求發展、維護穩定已成為中東國家和人民的共同愿望, 尤其是阿拉伯國家追求發展和穩定的愿望更加強烈。有民意調查顯示, 無論是阿拉伯民眾還是知識精英, 都強烈渴望國家實現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例如, 一項名為《阿拉伯輿情指數》的調查顯示, 對“阿拉伯之春”持積極態度的阿拉伯民眾的比例已經從2013年的61%下降至2015年的34%。2016年的《阿拉伯青年調查》數據顯示, 53%的阿拉伯青年認為“穩定比民主更重要”, 持相反態度的比例僅為28%。 

因此, 中國在中東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與阿拉伯國家強烈的發展訴求有高度的契合性。2016年1月, 中國政府發布的《中國對阿拉伯國家政策文件》, 以“一帶一路”建設為主軸, 全面規劃了“中阿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合作格局”, 即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 推進中阿共建“一帶一路”, 構建以能源合作為主軸, 以基礎設施建設和貿易投資便利化為兩翼, 以核能、航天衛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領域為突破口的“1+2+3”合作格局, 推動務實合作升級換代。文件還圍繞產能合作、投資合作、貿易、能源合作、基礎設施建設、航天合作、民用核領域合作、金融合作、經貿合作機制和平臺建設提出了一系列可操作性的方案和舉措。

(二) 應對政治風險的若干對策思考

第一, 在大國關系層面, 中國應加強中美在中東事務上的相互理解與務實合作, 避免因中東事務和“一帶一路”建設導致的中美關系緊張或對抗。

首先, 中國應對參與中東事務的能力進行準確定位, 爭取美國的理解。中國應通過多做解釋工作使美國認識到中國在中東推進“一帶一路”建設, 以及參與中東事務的角色定位是發揮建設性作用, 而不是謀求控制和主導作用, 更不是挑戰美國的中東霸權。這也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言:“我們在中東不找代理人, 而是勸和促談;不搞勢力范圍, 而是推動大家一起加入‘一帶一路’朋友圈;不謀求填補‘真空’, 而是編織互利共贏的合作伙伴網絡。” 事實上, 美國戰略學界也十分清楚, 在中東地區, “中國的戰略一直是適應現有環境, 而不是取而代之。中國不謀求形式上的帝國統治, 中國也不謀求意識形態霸權。” 

其次, 加強中國與美國圍繞中東事務的務實合作。雙方應進一步加強中美戰略對話機制下的中東事務磋商機制建設, 切實加強雙方在熱點問題、反恐、反海盜等領域的磋商與合作, 共同維護中東地區穩定。

最后, 塑造有利于中美圍繞中東事務進行合作的輿論環境。在中東事務與中美關系問題上, 中美雙方輿論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零和博弈的思維, 中國輿論有時過多強調利用中東動蕩對美國的戰略牽制作用, 而美國輿論則過多強調中國力圖削弱美國對中東事務的主導權。因此, 雙方都應避免從零和博弈的角度看待中東事務對中美關系的影響, 積極尋求中美在中東的利益匯合點。

第二, 在中東地區格局層面, 妥善處理與地區大國的關系, 避免卷入中東的地緣政治爭端, 加強風險研判。

從中東地區格局層面看, 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面臨的難題在于如何在各派力量之間, 尤其是在沙特陣營和伊朗陣營之間進行平衡, 雙方的陣營分化勢必給“一帶一路”建設帶來巨大的風險。 但同時也要看到, 沙特與伊朗的對抗具有代理人競爭的特點, 雙方并不會走向全面的沖突。針對這種風險, 中國應盡量在沙特與伊朗之間保持平衡, 避免卷入二者的政治爭端。中國應以“一帶一路”建設和能源、經貿合作穩固中國與沙特、伊朗關系的根基, 同時應加強對沙特和伊朗內政與外交風險、危機的研判;中國應適度增加對伊朗的戰略投入, 將伊朗納入中國中東、南亞與中亞外交的全局中加以統籌, 在“一帶一路”建設、上海合作組織擴容、參與阿富汗戰后重建、防范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等方面加強與伊朗的合作。此外, 埃及、土耳其和以色列也是中國在中東推進“一帶一路”的重要支點國家。但埃及的政治風險依然很高, 土耳其政治動蕩有進一步加劇的可能, 應進行充分的研究和預警。

第三, 面對“一帶一路”沿線中東國家的政治風險, 中國應根據風險程度的差異精準施策, 繼續在中東推進“一帶一路”建設。

首先, 海合會國家、伊朗、以色列為較為安全的國家, 應是中國在中東推進互聯互通、貿易投資便利化、金融合作、產能合作的重點對象國, 并以高鐵、新能源、航天、核能、高端制造業為重要合作領域;其次, 在埃及、突尼斯等已經逐步趨于穩定的轉型阿拉伯國家, 中國應重點推進與民生關系密切的經貿與投資合作項目, 并配合適當的經濟援助和優惠貸款, 助力轉型阿拉伯國家的社會穩定。

《中國對阿拉伯國家政策文件》在社會發展領域推出了一系列合作計劃, 更多著眼于解決當前阿拉伯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面臨的嚴重困難, 其目標是通過發展項目合作與力所能及的援助, “幫助阿拉伯國家改善民生、提高自主發展能力”; 最后, 對于伊拉克、敘利亞、也門、利比亞等動蕩國家, 在政治上勸和促談的同時, 中國應積極支持和參與其經濟重建, 為將來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創造條件。

二、在中東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安全風險及應對

在中東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面臨的安全風險既包括地區沖突等傳統安全威脅, 也包括恐怖主義、海盜、跨國犯罪等非傳統安全威脅, 以及源自中東的極端主義、恐怖主義在中國周邊地區擴散、滲透乃至向國內輸入產生的安全威脅。限于篇幅所限, 本文主要討論地區沖突和恐怖主義兩大最突出的風險。

(一) 以地區沖突和恐怖主義為主的安全威脅

1、地區沖突對“一帶一路”建設的安全威脅

中東地區沖突頻發是殖民主義歷史遺產、西方頻繁進行武力干涉、民族與宗教矛盾復雜、中東民族國家構建和國家治理存在嚴重問題等內外因素交互作用的產物, 并突出表現為內部沖突、國際沖突、大國軍事干涉等地區熱點問題。中東變局以來, 新老熱點問題的相互交織與復雜聯動, 構成了中東熱點問題的典型特征。近幾年來, 敘利亞內戰、伊拉克危機、利比亞戰爭及其后遺癥、也門內部沖突以及沙特空襲胡塞武裝、打擊“伊斯蘭國”的反恐戰爭、南北蘇丹沖突等新生的地區沖突頻發, 以及巴以沖突、庫爾德問題等傳統熱點問題的升溫和復雜化, 都是中國在中東地區推進“一帶一路”必須面對的安全風險。

地區沖突對“一帶一路”的威脅突出表現為部分國家和地區處于嚴重的沖突之中, 使得作為“一帶一路”交匯地區和中樞環節的中東難以被完整納入建設規劃之中, 同時也可能使聯通東亞和歐洲的絲路腹地出現“梗阻”現象。例如, 法國學者埃里·梅桑 (Thierry Meyssan) 認為, 敘利亞沖突將使中國進入地中海的“絲綢之路”被部分切斷。此外, 在地區安全中發揮建設性作用, 增強中國提供地區安全公共產品的能力, 同時為“一帶一路”建設塑造安全環境, 成為中國外交面臨的長期性挑戰。

2、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對“一帶一路”建設的安全威脅

恐怖主義的強勢反彈和極端主義的泛濫構成了威脅“一帶一路”建設最典型的非傳統安全威脅。近幾年來, “伊斯蘭國”已取代“基地”組織成為國際恐怖主義的核心, 其現實威脅主要包括:首先, “伊斯蘭國”的泛濫使東地中海地區的民族國家體系面臨嚴峻挑戰, 并對中東乃至整個伊斯蘭世界的民族國家體系構成潛在威脅;其次, 在國際反恐聯盟打擊下, “伊斯蘭國”采取內線陣地戰與外線襲擾戰并重的策略, 導致全球恐怖主義進入新的活躍期;最后, 極端分子與難民問題相交織且不斷外溢, 構成全球治理和地區治理的難題。在意識形態上, “伊斯蘭國”特別強調建立所謂“哈里發國家”, 頑固堅持反對什葉派的極端思想, 強調打擊“遠敵” (西方) 和“近敵” (世俗的阿拉伯政權及其支持者) 并重的“進攻性圣戰”, 這種宗教極端主義對于極端分子具有巨大的蠱惑力。 

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泛濫對“一帶一路”建設的威脅主要包括:首先, 許多中東國家恐怖襲擊頻發, 使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產能合作等“一帶一路”建設項目面臨嚴重安全風險; 其次, 恐怖主義泛濫使中國在中東的海外工程承包項目、企業人員、海外僑民等海外利益安全面臨嚴峻威脅;最后, “一帶一路”建設促進了中國與中東地區的經貿往來和人員交流, 但也使極端主義勢力利用經貿與文化交流對中國進行滲透的風險擴大。伴隨“伊斯蘭國”等極端組織在中國周邊中亞、南亞和東南亞地區的組織擴張和意識形態滲透, 極端主義向中國邊疆地區滲透和輸入風險隨之擴大, 并威脅中國的邊疆穩定和意識形態安全。

(二) 應對安全風險的若干對策思考

第一, 要堅持唯物辯證法的兩點論, 客觀準確地評估中東地區的安全風險。一方面, 要正視中東變局加劇地區動蕩和恐怖主義威脅嚴重等地區性安全風險;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轉型阿拉伯國家“亂后求治” 、中東重大安全問題政治解決步伐加快 (如伊朗核問題最終協議達成、敘利亞危機政治解決的可能性加大) 、打擊“伊斯蘭國”國際合作加強等積極性因素的出現。長期以來, 中國媒體對中東地區安全的認知存在以偏概全、以點帶面的缺陷, 其突出表現是把局部動蕩和沖突夸大為整體性、地區性動蕩, 使中東沖突與動蕩成為在中國深入人心的片面認知。這種情況與媒體熱衷于報道中東地區沖突、恐怖襲擊等轟動性新聞有密切關聯, 使中國社會對中東大部分國家和地區保持穩定的情況知之甚少, 這是必須正視和解決的問題, 也應成為中國與中東國家通過加強民間、媒體等人文交流加以解決的問題, 真正通過“民心相通”夯實“一帶一路”建設的民意基礎。

第二, 倡導中國的新安全觀, 對中東地區進行安全理念塑造, 掌握安全話語主導權。“一帶一路”倡議本身就是以發展促安全的新型安全理念, 明顯區別于西方民主輸出和軍事干涉的安全治理模式。因此, 中國要著眼長遠, “倡導在中東實踐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 支持阿拉伯和地區國家建設包容、共享的地區集體合作安全機制, 實現中東長治久安與繁榮發展。”這也恰如習近平主席所言:“面對重重挑戰和道道難關, 我們必須攥緊發展這把鑰匙。唯有發展, 才能消除沖突的根源”; “中東動蕩, 根源出在發展, 出路最終也要靠發展。” “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以發展促穩定、促安全理念的集中體現, 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中東國家尋求發展和穩定的核心訴求。因此, 中國應積極在中東地區倡導新型安全觀, 掌握中東安全建設的話語權。

第三, 創造性運用不干涉內政原則, 積極勸和促談, 積極貢獻“中國方案”和“中國平臺”。不干涉內政原則是中國參與中東事務的基石, 是中國贏得中東國家信任, 保持外交主動性的根本保障。“中國不可能卷入地區國家沖突, 甚至結盟或選邊站隊, 而是要在中東地區勸和促談, 發揮增進地區和解與和平的作用。” 在具體的外交實踐中, 中國既要勇于就中東問題貢獻“中國智慧”, 提出“中國方案”, 提供“中國平臺”;又要繼續遵循不干涉內政原則, 處理好不干涉內政與建設性介入的關系。在中東熱點問題上發揮建設性作用, 既是對中東和平與安全的貢獻, 也是為“一帶一路”建設塑造安全環境。例如, 中國在伊核談判過程中發揮了包括美國都承認的重要建設性作用, 這不僅有利于中國在伊朗推進“一帶一路”建設, 而且也使“一帶一路”建設的地區安全環境大為改善。

第四, 堅持中國特色的反恐政策, 以幫助中東國家增強安全能力建設、加強雙方去極端化合作為重點, 彰顯中國標本兼治的反恐理念和反恐政策。2014年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組織興起以來, 國際社會形成了美國、俄羅斯和地區國家沙特主導的三大反恐聯盟, 其主要方式是以空襲的方式打擊“伊斯蘭國”, 并且圍繞打擊“伊斯蘭國”和敘利亞問題展開了復雜的博弈。在此背景下, 西方要求中國軍事打擊“伊斯蘭國”的呼聲不斷高漲。例如, 有法國學者指出, “敘利亞戰爭加大了恐怖主義傳播的威脅。中國應該保障‘絲綢之路’全程的安全并向敘利亞沖突地區派遣本國軍艦, 以對抗恐怖主義威脅。”但是, 由于反恐斗爭背后的復雜政治博弈以及受中國在中東軍事存在缺失等因素的制約, 軍事介入中東反恐對中國而言不具現實可能性。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需在反恐問題上袖手旁觀, 而是要從自身的實際出發發揮建設性作用。

在中東反恐問題上, 中國承諾“支持阿拉伯國家的反恐努力, 支持阿拉伯國家加強反恐能力建設”;加強同阿拉伯國家的反恐交流合作, 建立長效安全合作機制, 加強政策對話和情報信息交流, 開展技術合作和人員培訓;搭建雙多邊宗教交流平臺, 倡導宗教和諧和寬容, 探索去極端化領域合作, 共同遏制極端主義滋生蔓延。在2016年在埃及阿盟總部的講話中, 習近平主席做出了更加具體的承諾:在中阿合作論壇框架內召開文明對話與去極端化圓桌會議, 組織100名宗教界知名人士互訪;加強中阿網絡安全合作, 切斷暴力恐怖音視頻網絡傳播渠道, 共同參與制定網絡空間國際反恐公約;提供3億美元援助用于執法合作、警察培訓等項目, 幫助地區國家加強維護穩定能力建設。這一切都是中國參與中東反恐合作的具體體現, 也應繼續成為中國參與中東反恐的努力方向, 這有助于彌補西方軍事反恐方式的不足, 避免采取“頭痛治頭、腳痛醫腳、以暴制暴”的方式, 而“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內容就是通過幫助沿線國家加快經濟社會建設、緩解社會矛盾。增強中東國家的治理能力, 這無疑是通過標本兼治達到弱化和消除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的長久之計。

第五, 以國際維和、反海盜等方式積極參與中東地區安全機制建設, 增強中國軍事力量在中東的適度存在, 服務于“一帶一路”沿線安全和海外利益的保護。伴隨中國海外利益的不斷拓展和國際責任的增加, 合理運用軍事力量維護中國海外利益, 承擔國際維和、護航、救援等國際責任的需求不斷加大, 中國軍事力量的適度海外軍事存在已經成為無法回避的課題。當前, 亞丁灣和索馬里海域護航編隊、國際維和部隊和海外軍事培訓項目等構成了中國海外軍事存在的具體形式, 它們既出于維護中國海外經濟、能源和僑民安全的考量, 又是在聯合國框架下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手段。從“一帶一路”建設的現實和長遠需求出發, 中國應循序漸進地增強海外軍事存在及海空軍遠程投送能力建設, 加強“一帶一路”沿線, 尤其是“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補給基地建設, 增強維護海外利益和履行國際責任的能力建設, 更好地為“一帶一路”建設保駕護航, 并為中東地區安全提供中國特色的國際公共產品。

（本文轉自：《國際觀察》 2018年第2期）

作者簡介：

劉中民，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 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