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住在上海的弄堂里，經常會有貨郎搖著撥浪鼓跑來販賣小東西，我記得經常是用塑料臉盆換糧票，不過在之前是用糖換雞毛和牙膏皮，但那些在郊區多一點，市區沒那么多雞，也沒那么多毛。隱約中只知道這些貨郎很多都是從浙江來的，但具體是哪個地方我不知道。這次來浙江義烏，終于發現當年那些貨郎的大本營了。

說到浙江義烏當然第一反應就是小商品了，其實要論行政級別義烏只是一個縣級市，但它可能是中國最有名的縣級市了，名聲甚至超過了它的上級——金華市。據說義烏是中國權力最大縣（義烏已有1000余項地級市權力中的618項）；義烏還是全國最大的內陸港，去年出口標準集裝箱51萬只；全國豪車密度最高的城市；全國人均私家車最多的城市；全國現金流量最密的縣級市，浙江每天1/3的現金在義烏流通。

三十多年前，義烏還是浙江中部一個貧困的農業小縣，人多地少（多為紅壤丘陵），資源貧乏。由于這里地處浙江的中央，四方交匯之地，義烏人自古就有經商的習慣，著名的“雞毛換糖”就是計劃經濟時代義烏貨郎的傳統謀生手段，雞毛換糖的人又被稱為敲糖幫。當時雞毛換糖成為被打擊對象，說雞毛換糖是“棄農經商”、“投機倒把”、“資本主義尾巴”。農閑時，義烏貨郎們便搖起撥浪鼓，挑著裝滿敲糖的籮筐（義烏的紅糖是一絕），行走在浙江及其周邊省份的城鄉換取雞毛和牙膏皮（以前的牙膏皮是鋁，現在都是塑料）等廢品，回家后再把換來的雞毛當作農田的肥料，或制成撣子賣給供銷社，牙膏皮等則賣給廢品回收站。

改革開放之后商品經濟逐漸開始解凍，各地逐漸開始允許農民將自留地的農產品和手工制品拿出來賣，但是長途販賣以及去城市里擺地攤做生意還是被看做投機倒把行為，加以打擊。1979年開始實施的《刑法》籠統地規定了投機倒把罪，一直到1997年新《刑法》才取消了投機倒把罪。此時義烏的商人已經不再滿足于僅僅靠走街串巷的“雞毛換糖”來解決生計，而是開始小心翼翼的販賣起日用小商品了。

1982年5月的一天，這是值得所有義烏人銘記的日子。那天農婦馮某鼓足勇氣來到義烏縣委門前想要討個說法，她有5個孩子要養活，家里的主要收入就是在縣城偷偷摸摸擺地攤，可是兩年來她的貨物屢屢被沒收。新來的縣委書記足足和這位農婦爭論了一個下午，最后告訴這位農婦：你回去擺攤吧，從此有關部門不查你們。1982年8月，義烏縣委、縣政府做出了一個在當時頗為大膽的決定：允許農民經商、允許從事長途販運、允許開放城鄉市場、允許多渠道競爭。于是，第一代小商品城就這么誕生了。此后的20多年間，義烏小商品市場數次易址、擴建，逐步轉變提升為現代化、國際化的商貿城，發展成全國性小商品流通中心和國際性小商品采購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