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檢測網

《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出臺已有一年。一年來，“一帶一路”戰略實施成果豐碩，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風險和問題。本文基于世界銀行報告、《人類發展報告》、《全球競爭力報告》中的相關指標和數據，對沿線國家的投資需求、投資風險等進行了分析研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國內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國家PPP投資的對策建議，以供讀者參考。

“一帶一路”沿線66個國家中，既有富裕發達的國家也有貧窮落后的國家。對于發達國家而言，其基礎設施存在著不斷更新升級的改擴建投資需求；對于貧窮落后的國家而言，基礎設施是制約其經濟發展的短板，更需要引進國外資本加快建設。

2015年中國人均GDP約8000美元，人均GDP低于中國的有保加利亞、白俄羅斯、塞爾維亞、伊拉克、印度等36個國家，這些國家的GDP之和為6.3萬億美元，總人口約26.5億人。若按照中國2015年人均的投資強度計算，上述36個國家要想在人均GDP追趕上中國，未來每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潛在投資需求約為17萬億美元，投資的現實需求約為5萬億美元。人均GDP高于中國的有日本、卡特爾等29個國家，其GDP之和約13.2萬億美元，按照發達國家固定資產投資與GDP30%計算，上述29個國家固定資產投資需求約4萬億美元。也就是說，除了中國，“一帶一路”其他65個國家未來每年的固定資產投資需求介于9萬億美元－21萬億美元之間，投資需求巨大。

2015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落后于中國的國家有51個，城市化率低于中國的有斯里蘭卡、尼泊爾、柬埔寨、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孟加拉國、馬來西亞、印度、越南、也門等27個國家，而中國的城市化率也僅為53.6%。特別是也門、緬甸、敘利亞、伊拉克、阿富汗等國家經過了戰爭的破壞，基礎設施重建的需求更大。應該說這些國家未來城市化的空間較大，基礎設施投資需求巨大。按照中國2015年的交通、水利、市政等基礎設施投資約占全社會固定資產總投資的20%來計算，“一帶一路”其他65個國家未來每年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介于1.8萬億美元－4萬億美元之間。

教育和衛生落后于中國的有烏克蘭、伊朗、波黑、沙特、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約旦、俄羅斯、越南等48個國家（如表3所示），這些國家教育和衛生領域的投資需求較大。如按照中國2015年的教育、衛生領域固定資產投資約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3%來計算，“一帶一路”其他65個國家未來每年的衛生和教育的投資需求介于0.27萬億美元－0.6萬億美元之間。

按照國際慣例中PPP項目總投資約占整個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投資的20%來計算，“一帶一路”其他65個國家未來每年的PPP項目投資需求介于0.4萬億美元－0.9萬億美元之間，投資需求還是非常大的。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為開拓全球市場、并購國外資產、獲取國際優質資源和先進技術，我國企業積極開展對外投資，不僅走向發達經濟體，也走向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但更多的還是面向那些政治社會環境相對穩定、投資收益較為豐厚的國家。從現實情況看，沿線國家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基礎設施建設比較薄弱，相關法律法規不健全不完善，加上大多數PPP項目投資又以道路、港口等基礎設施建設為主，其投資回報率較低且回本緩慢，有時甚至連能否盈利也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

從過去項目實操看，投資風險從經濟上來說源于三個方面：

第一，大國之間的惡性競爭帶來的招標價格過低、條件過于苛刻。現在尤其明顯的是中日之間的惡性競爭。例如，如果沒有中日之間的惡性競爭，我國在泰國、印尼、印度獲得的鐵路項目有可能價格比現在高一些。

第二，工程完成后運營的經濟風險。基礎設施投資收益率偏低，成本回收時間長，因而存在是否能夠順利收回成本并盈利的風險。

第三，財政金融風險。印度、以色列、阿爾巴尼亞、塞爾維亞、烏克蘭、斯里蘭卡、匈牙利、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約旦、埃及、新加坡、不丹、黎巴嫩、日本負債率都超過了70%，日本甚至超過了200%；阿富汗、烏茲別克斯坦、愛沙尼亞、巴勒斯坦、馬爾代夫、塔吉克斯坦、尼泊爾、敘利亞、伊拉克、緬甸、巴林、馬其頓、也門、黑山、阿爾巴尼亞、不丹、黎巴嫩等國的外匯儲備很少甚至沒有儲備，在這些國家投資如果以本幣計算存在巨大的投資貶值風險。

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2015-2016全球競爭力報告》顯示，斯洛文尼亞、緬甸、以色列、埃及、塞爾維亞、烏克蘭、巴基斯坦、保加利亞、印度、摩爾多瓦、波黑、孟加拉國、黎巴嫩、泰國、尼泊爾等國家的政黨輪換頻繁或政局不穩，對投資等商業活動的影響較大，給國內企業參與沿線國家的PPP投資帶來了較大的不確定性及風險。

這主要是來自美、日、俄、印等大國的全球性、戰略性的防范和挑戰。任何一個大國都有自己的對外戰略，特別是周邊戰略、地區戰略，如美國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印度的季風計劃、俄羅斯的歐亞聯盟等。各大國對我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在思想上是高度警覺的，行動上也是以防范和阻礙。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社會制度和法律各異，我國企業以PPP模式參與其基礎設施投資，可能面臨的法律制度問題包括環境保護、勞工、知識產權、投資管理、稅務等多個方面，有些國家在上述領域的管理還是非常嚴格的。如在對待外資投資管理上，有的國家沒有太多限制，但在反壟斷上的審核非常嚴格，如日本等國；有的還存在領域和合資比例限制，在西亞的一些國家表現得非常明顯；再比如，在PPP項目的管理上，有的是參照英國的PPP模式，有的則是以特許經營權管理為主。基于以上問題，投資者要提前做好投資目標國的各類投資制度的盡職調查，規避投資的制度風險。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數與歐美國家不同，在文化、宗教上有著自身的特點。尤其是陸上絲路經濟帶涵蓋的區域，是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和中國等四大文明發祥地，同時也是伊斯蘭、佛教、基督教和道教等多種宗教的起源地，在宗教信仰和文化上有自己的特征。特別是一些宗教國家有著許多不為國內企業所熟悉的文化禁忌。例如，伊斯蘭金融作為一個特殊的金融系統，有著禁止利息，禁止投機行為，禁止投資煙類及博彩業等禁忌。如果到這些國家投資，就必須提前學習和了解相關風俗文化，避免投資風險。

對于城市化率較高、經濟較發達的卡塔爾、新加坡、阿聯酋、科威特、文萊、以色列、日本、韓國、巴林、沙特、斯洛文尼亞、捷克共和國、愛沙尼亞等國家，其基礎設施較為完備，主要是需要加強改造升級投資，建議國內企業可重點關注這些國家存量設施資產的投資；而對于經濟不是很發達、城市化率不高的國家，建議國內企業可以了解其PPP制度，并考慮以BOT的模式參與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的投資，但同時也要關注這些國家的外匯儲備。如果其外匯儲備過低，投資存在較大的匯率風險，需采取相關風險對沖舉措。

目前，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為促進發展中國家加快基礎設施建設，開始與歐盟委員會合作，成立了PPP國際研究中心，共同推動以PPP模式投資建設基礎設施，促進人類社會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今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估計將以PPP模式為主，而公路、鐵路、港口等大型基礎設施的PPP模式相對成熟。為此，建議國內企業可以提前關注那些人口眾多、經濟發展潛力較大、基礎設施薄弱的國家在公路、鐵路、港口等領域的項目投資需求，提前介入并及時與項目方溝通，做好參與競爭、拿到項目的各項準備工作。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眾多，各國的制度不盡相同。建議國家組織相關智庫，針對每一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情況以及其PPP項目投資需求、投資風險、PPP制度等作詳細的研究，形成國內企業參與沿線國家PPP投資的務實操作手冊，提高國內企業投資的針對性、有效性。

目前，國內投資咨詢機構眾多，咨詢規模偏小、咨詢水平差異巨大。但也有一些中字頭、地方國企主導的咨詢機構，其市場化程度較高，包括一些民營的咨詢機構，都擁有一批咨詢人才，具備開展海外咨詢的基礎。中國企業“走出去”參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PPP投資，其市場前景廣闊，投資咨詢的市場較大。為此，建議國家整合一些有實力的咨詢機構，形成一兩家大型的咨詢機構，開展海外投資咨詢業務，為國內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國家的投資提供專業支撐。

目前，“走出去”參與海外投資的中國企業越來越多，但由于有價值的投資項目是稀缺資源，這樣可能發生國內多家企業在同一項目上競爭。為此，建議國家相關部門加強在這方面的協調，防止國內企業在海外投資過程中發生惡性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