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英文詞語都包含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意思，因此，就有可能產生歧義或含糊不清的情況。以信用證為例，copy既可翻譯為副本，亦可翻譯為份數。如信用證要求Commercial invoice in 3 copies，究竟是要求3份正本還是3份副本？正因為含義不清，而copy這字又經常在信用證出現，所以國際商會在ISBP745第A29(d)段中做出解釋，以減少分歧。但UCP和ISBP不可能窮盡所有可能產生歧義的情形，以致當信用證出現含糊不清的條款時，各方可能因為持不同的解釋而發生糾紛。本文就是對信用證含糊不清的條款做出分析，希望讀者能有進一步的認識。

參考澳洲的上訴庭案例Burn Philip Hardware Ltdv Howard Chia Pty Ltd，ambiguity含糊的定義是：一個普通人在考慮了文件的前文后義后，可得出兩個或以上的解釋，而每個解釋都是可行的，這便是含糊條款了。

在國際商會的意見中，有時會看見要求開證行對含糊條款負責的結論。其實這種說法起源自英國的Contraproferentem（不利解釋原則），意指當出現意義不明的詞語或條文時，起草者要為其負責。此說法應用在信用證上， 即由于信用證是開證行開出的，開證行需對開出的條款負責，所以開證行要承擔含糊不清的后果，亦即解釋權的利益歸于受益人。

但要考慮的是，信用證條款是開證行根據申請人的申請書條款開出的，有時候開證行可能會根據情況做出修改，但大多數情況下，開證行都會盡量跟從申請人的申請書。 申請人申請書的內容，主要是根據買賣雙方的合同擬訂，所以申請書的條款有可能其實是出自買方，若要求開證行為受益人的過失負責，實在有違針對性原則的原意。

不利解釋原則雖然源自英國，但現在法官只在沒有其他辦法的情況下才會運用這一原則。引用澳洲Kirby法官的話說，現在法庭一般都將不利解釋原則視為最后的手段之一。大多數人都認同法官應就每個個案的用詞，在其獨特的情況下，根據案例的邏輯下結論，并不是使用機械法的公式去解決。所以我們有理由懷疑是否每遇到含糊條款時， 都要應用不利解釋原則去解訣問題。

有些時候，“含糊不清”會被錯誤地引用，如信用證要求空運單收貨人為to order，在Gary Collyer所著的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under UCP 600 (VolI-IV) 問題G49就認為開證行要為含糊不清的指示負責，不可對此空運單拒付。根據定義，要求收貨人為to order只有一個解釋，十分清晰，雖然這明顯是條款出錯，但絕對不是含糊不清的條款。

美國的案例Tradax Petroleum American v CkralPetroleum Inc 878 F 2d 830 是關于備用信用證的。買賣雙方交易的商品為sweet oil，但買家卻在申請書上誤寫為WTNM SO or SR即sour oil。受益人沒有察覺到這個錯誤，以致無法滿足信用證的要求。受益人在法庭上承認單據和信用證不相符，但絕對相符原則只適用于無含糊條款的信用證。由于信用證含有內部矛盾才導致單據不符，所以開證行理應為此負責。但法庭認為信用證條款清晰，無任何含糊之處，受益人因疏忽而沒有發現信用證中包含自己不可能符合的條款，應承擔對其不利的后果。

國際商會亦發出過類似的意見。在R749，信用證要求海運提單顯示捷克為港口，但事實上是捷克并沒有港口。對受益人來說，這是個不可能完成的條款，但國際商會認為， 受益人應要求信用證修改，若受益人按信用證所列出的不可能的路線發運，就應接受拒付的風險。筆者認為，遇到類似問題，首先要找出錯誤條款的根源，看其是否來自開證行，若是開證行出錯，開證行便不可拒付。

有時候信用證出現表面看似含糊不清的條款，但其實是對條款的理解比較困難。英國的European Bank vPunjab Bank [1983] 1 Lloyd's Rep 611就是一例。案例中所涉及的可轉讓信用證，兩條有問題的分別如下：

(6) Letter of credit should be advised through European Asian Bank ...n should be divisionable nunrestricted for negotiation（信用證應通過歐亞銀行……信用證沒有限定具體銀行議付）

(9) We hereby engage with the drawers......Negotiations under this credit are restricted toABN ……（我們特此與開票人……現指定議付行為ABN銀行……）

表面看來兩條款互相矛盾，不能協調。條款6聲明此信用證沒有限制到那一家銀行去議付，但條款9卻指定ABN為議付行。 雖然法庭認為這信用證的條款草擬得十分拙劣，但仍然接受開證行的解釋。因為開證行希望第二受益人可以不用經過第一受益人或指定的議付行亦可向開證行索償，所以必須在信用證中另外說明。但由于第二受益人的身份還未確定，所以不能指定某一銀行作為第二受益人的議付行，唯有加進條款6，允許自由議付 。

法庭的判決是符合條款解釋原則的。就以國際商事合同通則2010 (Unidroit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 為例，參照第4.5條，解釋合同條款時，應對所有條款都給予解釋，不應排除部分條款的效力。通則條款的背后原理，就是合同中每條條款的引入都有其目的，當其中的條款出現問題，和其他的條款有沖突時， 合理的做法就是找出解釋， 以使各條款都可以發揮其功效，而不是隨意宣布其中一條條款無效。普通法國家對條款的解釋， 亦是采用和通則條款相同的原則。

英、美法庭曾處理過不少含糊條款的案例，其中英國的Credit Agricole Indosuez v Muslim Commercial Bank [2000] 1 Lloyd's Rep 275是當中的經典案例。案中的開證行Muslim Commercial Bank在信用證中并沒有要求受益人提交重量證明和產地證，但卻要求保兌行Credit Agricole把全套單據包括重量證明和產地證以快遞寄往開證行。開證行以沒有遞交重量證明和產地證為由拒付，法庭判處開證行敗訴。法官也認為信用證所要求的單據是否包括重量證明和產地證含糊不清，但基于單據要求中沒有列出這兩份單據，所以法官認為開證行應該付款。表面看來，此案例是支持開證行要為含糊不清的條款負責，但案例中的信用證簽發日期和最后船期為此案帶來不明確的情節。信用證于1997年9月5日開出，而最遲裝運期是9月10日，前后只相差5天。法庭指出， 相信保兌行沒有足夠時間向開證行澄清條款，所以保兌行唯有對信用證條文做出合理的解釋，并根據此解釋處理單據。若保兌行有充足的時間向開證行澄清條款，判決是否不同？

筆者認為關鍵在于受益人或銀行是否對含糊條款做出了合理的解釋。在The Commercial BankCo of Sydney v Jalsard Pty Ltd [1972] 2 Lloyd’ s Rep 529中法官認為應對含糊的條款做出合理的判斷(constructed in a reasonable sense)，而在MidlandBank v Seymour [1955] 2 Lloyd’ s Rep 147中，法官則認為應就含糊的指示采用合理的意思(a reasonable meaning)。大家應留意到兩個案例的法官都提到合理一詞，所以可以推斷，當面對含糊條款時，不能隨便選擇一個解釋，然后便要求開證行負責，受益人或銀行須就含糊條款做出一個合理的選擇。何謂合理，參照美國的Bank of Montreal v Federal National Bank 622 F Supp 6一案，當條款可以有兩個解釋，一個為公平，合乎慣例；而另一個為不公平，有異于尋常的。一個普通人肯定會選擇前者，前者就是合理的解釋。要留意的是法庭所注重的，是合理的選擇，不是要正確的選擇。正如在Jalsard案， 法官曾說過，雖然法庭經過再三考慮后，會得出和受益人或銀行不同的決定，但只要受益人或銀行的選擇是合理的，開證行便無權拒付。

要留意的是銀行開立信用證，會因應內部的需要，將信用證條款更改或加入額外的條款。若含糊條款是由此而引起，無論受益人或指定銀行，對含糊條款的解讀合理與否，開證行也不應以含糊條款來拒付。 因為受益人從信用證收不到貨款，便會向申請人追討，而申請人則可以開證行違反申請人的指示向開證行索賠。所以從利益和聲譽考慮，開證行在這種情況下都不應拒付。但作為受益人，可能無法得知含糊條款是否出自開證行，所以不應依賴這種觀點， 以免自己處于不利的位置。

當受益人遇到含糊不清的條款時，為避免發生不必要的爭辯，應向開證行澄清并要求發回修改。但有時因時間緊迫或審閱信用證條款時出現遺漏，或者信用證表面正常，直至準備單據時，問題才呈現出來。在這些情況下，受益人應對含糊條款做出合理的選擇，否則便有可能失去向開證行索償的權利。

來源：《中國外匯》副刊《金融與貿易》2015年9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