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并不是最高院對“保兌倉交易”進行的首次確認。2014年6月23日最高院發布的五起典型案例中，興業銀行濟南分行訴山東鋼鐵和福建旺隆等公司保兌倉業務合作合同糾紛案被普遍認為國內首單保兌倉業務案例。2016年11月30日最高院公布的第八次全國法院民事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商事部分）第八部分“關于保兌倉糾紛案件的審理問題”也有專項描述，內容包括：一是要依法認定保兌倉交易模式下相關合同的效力；二是要正確適用《合同法》和《物權法》，確定各方當事人權利、義務和責任；三是要理順審理程序，為認定保兌倉交易中當事人權利義務提供程序保障。從內容比較上可以看出，此次《會議紀要》是對“保兌倉交易”這一創新型金融模式在定義、流程、主體、關系和責任等方面的再次確認和總結，并為此類業務糾紛的法院審判提供明確的法理依據。

“保兌倉交易”是供應鏈金融中商業銀行依托于產業鏈核心企業的信用和履約能力針對其下游經銷商提供的融資業務常用模式。但在具體業務實踐中的叫法和稱呼并不統一，如廠商一票通、三方協議、未用退款承諾、差額回購、階段性回購+動產質押、保購、調劑銷售等多種基本意思表示清晰的“其他約定”，本次《會議紀要》也給予明確：只要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效力性強制性規定，這些約定應當認定有效。

監管人的概念是隨著商業銀行動產質押融資業務的開展而產生，在以動產質押作為主要擔保方式時，商業銀行多采用委托第三方的倉儲或物流企業作為質押監管人，通過簽署質押監管協議的方式約定監管人的權利義務。但是，在法律層面之前只有《合同法》第十九章保管合同對保管人的約定，而對監管人要承擔什么責任并未明確。

但是通過不斷發生實際判例逐漸明晰對監管人的法律責任，如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提字第40號案中“出質人虛構質物，債權人放款前未審查的，債權人應承擔相應責任”；（2016）最高法民終650號案中“監管人提供虛假監管報告配合展期質押，被判承擔補充責任”；（2019）最高法民終330號中“質權未能依法設立時，不支持監管人承擔賠償責任”。

在業務實踐中判斷質權是否有效設立的核心是動產轉移占有是否完成，如果監管人是受出質人委托行使動產監管，則容易被認定為質權無效，但這樣也會對以動產質押擔保為主的業務模式產生若干影響：

一是簽署的協議中關于監管費的支付方是否要明確約定由債權人來承擔；

二是在監管倉庫的選擇優選質權人或監管人自有倉庫，而出質人自有倉庫的輸出監管模式因監管人很難實際占有而導致存在質權的無效性會逐漸退出市場；

三是業務開展中出質人、監管人和債權人之間除了《質押監管協議》外，能夠證明質權有效性的文件資料必須要保存齊全。

《合同法》第23條規定，當事人采用合同書形式訂立合同的，自雙方當事人簽字或者蓋章時合同成立。在借款合同中，蓋章的有效性是主合同和附屬合同是否有效的關鍵因素。但在實際業務操作中蓋章行為包括蓋章人、印章和權限等內容，蓋章人包括法定代表人、代理人、授權經辦人和無權人等主體；印章包括真印章（備案）、假印章（私刻、偽造）；在權限方面包括有權、超權和無權等情況。在業務實踐中，常見的案例是擔保責任方以簽字、印章偽造為由拒絕履行擔保責任，此時往往需要專業鑒定機構給予鑒定，導致整體的業務成本大幅增加。

這次，《會議紀要》對“蓋章行為的法律效力”給予明確，強調了簽約人在蓋章時作為蓋章主體的權限是否存在來確定合同的效力，如果主體蓋章時有權限代表法人簽約，即使事后出現無代表權、加蓋的是假章、所蓋之章與備案公章不一致等情況，法院也會支持此蓋章行為的法律效力。

《物權法》在《擔保法》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了抵押權（第十六章）和質權（第十七章），《物權法》第199條規定“同一財產向兩個以上債權人抵押的，拍賣、變賣抵押財產所得的價款依照下列規定清償：……抵押權已登記的先于未登記的受償;抵押權未登記的，按照債權比例清償”。但沒有明確規定當同一財產的質權和抵押權同時存在時如何判斷孰優的細則，因此關于動產抵押權和質權的有效性爭論長期存在。在之前的判例中多是根據《擔保法司法解釋》第79條第一款關于“同一財產法定登記的抵押權與質權并存時，抵押權人優于質權人受償”審判，如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2016）贛執異7號判定“**銀行對原煤享有的已登記的抵押權優于**銀行對原煤的質押權”。

這次《會議紀要》不僅明確了同一動產同時設立抵押權和質權的有效性原則，還明確了“根據《物權法》第178條規定的精神，擔保法司法解釋第79條第1款不再適用”。

浮動抵押對應的是《物權法》第181條規定的內容，優勢在于即擴大擔保物的范圍又兼顧正常經營和融資的需要，但劣勢在于抵押標的的不穩定性不利于債權人利益的實現，但《會議紀要》對動產浮動抵押登記的定義、效力再次明確，在實際業務中，根據需要辦理的動產浮動抵押登記在法律上優于登記在后的動產抵押，因此，選擇動產浮動抵押也是一種有利的擔保方式。

典型的擔保類型主要指《擔保法》和《物權法》中的保證、抵押、質押、留置和定金等幾種方式。但在供應鏈金融業務實踐中，為了滿足市場、核心企業和借款人等各方利益的需要，簽署約束各方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中經常會出現非典型的擔保類型，這次《會議紀要》明確了只要是簽署了具有擔保功能的合同，即使屬于非典型擔保類型，其擔保功能在法律上應認定有效和應予肯定。

當擔保合同中約定以登記作為公示方法但因無法定的登記機構而未登記時，無物權效力，但法院支持可以擔保物處置后的價款來清償債務，如果存在其他對此擔保物請求權利的情況時，此無登記的擔保方式無優先性，這就告訴我們，在以抵押為擔保的方式中，必須要到法定的機構進行抵押登記，來保障債權人的優先受償權利。

供應鏈金融中經常存在“貿易融資”和“融資貿易”的爭論，“貿易融資”是基于真實貿易需要的融資行為，而“融資貿易”主要為了融資而建立的形式上的貿易實質上的擔保關系。在“融資貿易”中，債權人通常擔心為了融資而簽署的貿易合同被法律上認定為無效行為，進而影響到債權的實現。

這次《會議紀要》明確的了在保兌倉交易中無真實貿易背景情況下的借款合同如不存在其他合同無效情況，應當認定有效。這項內容對“融資貿易”類借款糾紛的審判具有借鑒意義。

“讓與擔保”作為一種豐富傳統擔保方式的非典型性擔保內容，以前在“物權法定”思路下，擔心讓與擔保不符合現有的擔保制度，在“禁止流質”的規定下，擔心可能存在擔保物處置的困境。但在司法實踐的相關案例已逐漸明確“讓與擔?！钡男ЯΓ缃K高院（2014）蘇商終字第0205號中“當事人約定的讓與擔保條款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不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亦不違反物權法定主義立發意旨，且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具有促進交易、對抗風險、融通資金等價值與功能，應當認定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