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工的供應鏈雛形

　　早在20世紀，廈工便以其“廈工模式”蜚聲業界。廈工廠史中曾有這樣一段記述：“當初，若有人給他們錢，有人給他們徒弟，他們肯定不會走上社會化協作的道路。廈工的外協率高是被逼出來的。”

　　廈工自1965年成功試制中國第一臺裝載機直至改革開放時期，多數情況面對的是固定的、封閉的計劃經濟市場格局，生產規模甚至是銷售收入都是一成不變的統購統銷模式。

　　改革開放之后，我國的鐵路、公路、港口、礦山等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城市改造快速發展，尤其是對于工程施工市場的放開，更是給國內的工程機械企業帶來了良好的發展機遇，幾乎是一夜之間，廈工發現自己面前竟是一個需求極大卻力所難及的市場，而制造能力不足則成為此時廈工的一大“瓶頸”。此時的廈工，面對著這種環境的突變，如何組織生產以適應市場的需要便成為決策者面前的一大難題。由于難以獲得國家的“計劃”，更不用考慮拿到政府的投資，廈工先天的短板迫使其只能另謀出路。而以當時區區1000余人、5萬m2局促窄小的場地、有限的金切機床和資金，幾乎不可能贏得市場，甚至會因條件差而落得關張大吉。

　　因此，廈工模式“啞鈴型”結構的一端—社會化的生產協作應運而生。

　　社會化的生產協作，通俗地講，就是將部分零部件的生產擴散到一些相關的加工企業，借助社會化大生產的力量完成企業產能的擴張。這樣的方式讓廈工在無資金、無場地自主發展零部件的被動局面下，發現了“借雞生蛋”的協作模式，使得產能得到迅速提高。從最初的十幾家外協廠發展到最多時的五六十家，廈工的這種橫向經濟的聯合及專業化的協作，打破了地區、行業、所有制的界限，一個龐大的、長期的、半緊密型的、相對穩定的橫向經濟技術協作的組織形式，也幫助廈工滾了一個大大的“雪球”。

　　廈工的外協加工量從1978年的5%猛增到1996年的65%，而他們的各項經濟指標更是突飛猛進，一段時期內平均每兩年便要翻上一番。裝載機的產量由1980年的300臺到后來的900臺、1500臺，甚至到90年代初突破2000臺大關。顯然，廈工這條路走對了。

　　進入20世紀90年代的中后期，“廈工模式”在全國得到快速推進和發展，同期的其他國內企業也紛紛效仿，并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加以繼承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