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工難”呈現的新特點

　　1.大企業內遷造成沖擊。過去兩年，一些勞動密集型大企業如富士康等內遷，有效提高了當地工人工資水平，對其他企業招工起到了沖擊效應。

　　2.就近就業。安徽、河南農民工省內就業轉移已超過省外轉移，四川、陜西回流呈上升趨勢，勞動者就近就業趨勢明顯。調查數據顯示，2013年廣州外來務工人員人數首次出現下降。2013年在廣州實名登記就業的414.47萬外來務工人員中，來自外省的務工人員為290.4萬，較2012年同期減少了2.73萬人。其中，來自勞動力輸出大省四川、河南的務工人數呈現較明顯的下降趨勢。

　　3.供需同比下降。隨著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進入到中速增長階段，近兩年來勞動力市場供需雙方數量都在下降，中國宏觀經濟下行對企業用工決策的影響明顯。

　　4.勞動力市場摩擦加劇。勞動者春節后返工返崗時間普遍推后，城市生活剛性成本上升，勞動者就業收入期望普遍提高，而中小企業消化成本上漲的能力有限，求職匹配摩擦加劇。

　　5.新生代工人“短工化”明顯。新生代務工人員擇業期望普遍提高，不僅為了賺錢，也更看重就業質量和生活體驗。部分企業招聘的新生代工人在三至六個月內辭職的占到一半，甚至出現什么都不要的“裸辭”現象。結構性“招工難”反映了“兩個成效、五個滯后”

　　“招工難”具有明顯的結構性成因，主要發生在以青壯年農民工為主要勞動力、利潤較薄的中小企業群體范圍，東部沿海出口加工型企業居多。招工難實質是中小企業和農民工這兩個弱勢群體在當前經濟轉型時期摩擦性勞動力市場的博弈困境問題。大企業、科技型中小企業對大學生不存在招工難問題，表現為大學生的“就業難”。

　　“招工難”反映了兩個成效：（1）轉方式、調結構取得一定實質性進展。區域性、行業性“招工難”常態化說明產業梯度轉移和區域協調發展有所進展。事實上，在中西部地區產業發展、工資水平和工作環境逐步改善的情況下，不少原來在北上廣等城市工作的外來務工者，選擇了返鄉就業。（2）國家的惠農政策確實取得了成效，使部分農民選擇了留鄉務農。

　　結構性“招工難”也反映了五個滯后：（1）城鎮化滯后于工業化。地方注重產業園區工業生產基礎設施建設，對產業工人聚集區生活基礎設施配套不夠。（2）公共服務體制改革滯后于經濟體制改革。在城鎮就業農民工缺乏相應社會權益，在公共服務方面存在巨大的差異和不公平。（3）企業用人觀念滯后于經濟轉型步伐。招工難是相對于過去農村年輕勞動力無限供給、農民工“招之即來、揮之即去”時期相比較而言。在中國步入高收入社會進程中，依靠大量廉價勞動力發展的模式難以為繼。（4）勞動者技能訓練滯后于經濟發展需要，這種結構性矛盾反映了教育系統的戰略性失誤。（5）社會保障全國統籌滯后于勞動力全國流動需要，阻礙了勞動力在全國范圍內有效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