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國的情況看，中小企業面臨的技術困境更加突出。首先，我國中小企業實力遠遠低于發達國家，研發和利用技術的能力更弱。二是我國技術市場不完善，中小企業通過市場比較容易獲取先進設備，如以現金或融資租賃等方式購買先進設備、電腦系統等，但很難獲取設計技術和工藝技術。三是我國企業面臨知識產權的壓力。我國作為追趕型國家，中小企業處于技術追趕階段，面臨國外知識產權的阻礙。

　　公共政策是解決中小企業技術困境的必要手段。西方發達國家大力發展應用技術研發機構和技術中介服務機構，解決中小企業的技術來源缺乏和技術應用能力不足的問題，取得了較好效果。

　　發達國家中小企業技術服務的經驗

　　德國和日本的經驗表明，中小企業技術服務需要具體政府部門落實，同時科學的政策實施機制有利于提高政策實施效果。

　　以德國和日本為例，兩國都建立了完善的中小企業技術服務體系，針對中小企業缺乏技術研發能力和技術應用能力兩個突出矛盾，引導技術研發機構為中小企業開發應用技術，設立技術中介服務機構提升中小企業吸收技術能力。兩國的做法在微觀組織建設和宏觀政策管理等方面為我們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服務中小企業的應用技術開發

　　中小企業技術研發能力普遍不足，需要外部應用技術研發機構提供技術來源。德國和日本存在大量的為社會服務的獨立應用技術研發機構，它們為中小企業發展提供了大量應用技術。

　　德國的應用技術研發體系非常完善，在公共財政支持的750個研究機構中，大部分研究機構主要從事應用技術開發，包括：主要由聯邦政府資助的66家弗朗霍夫恩學會研究所、86家萊布尼茨學會研究所、16家赫爾姆霍茲協會研究中心，聯邦和州政府共同資助的約350家高校研究機構，主要由州政府資助的167家地方研究機構。德國的應用技術研發機構一般為非營利組織，如協會、基金會等，具有很強的獨立性，經費來源多元化。多重機制引導和激勵應用技術研發機構為中小企業研發技術：一是機構樹立 “為企業提供技術服務”的使命，一般不會直接將自己研發的新技術商業化，而是轉讓給其它企業。二是機構建立合理的治理機制，如成立多元化的外部成員為主的理事會，或者由企業和行業代表參加的理事會，理事會掌握組織發展戰略和批準重大事項，保障組織使命的實施，防止機構被內部人控制。三是政府的引導，政府官員作為理事會成員參與研發機構決策，更重要的是政府資金引導，如政府將部分資金交給中小企業為主的行業協會管理，代表需求方的行業協會通過科研合同引導研發機構與中小企業合作。四是市場交易，德國中小企業實力較強，常常委托科研機構開發企業需要的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