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莊主

來源：國行智庫（ID：jinrongjianghu123123）

【正文】

解決中小企業之道在于首先幫助中小企業置于大型企業一樣的平等經營地位，而后再考慮其它（如融資地位）。

一、中小企業受到的沖擊將無法估量

武漢疫情之下，源于三駕馬車中消費需求的大幅下滑，市場對今年一季度中國經濟增長開始擔憂，而我們也相信2020年上半年的經濟增速破6近5（一季度甚至有可能會破5）幾乎是確定性事件。除此之外對不確定性風險抵御能力較弱的中小企業將要面臨的生存窘境也頗讓人憂慮，這主要是因為作為中小企業的主要載體，批發零售業、住宿餐飲業、旅游業等受疫情沖擊最大的行業主要由中小企業構成，同時開工延遲以及民工延遲就業使得制造業也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

（一）我國中小微企業的數據特征

只有充分了解到我國中小微企業的實際情況和數據特征，才能更明白中小微企業所處的困境。這里使用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的數據（目前應該是最可靠、最權威的數據來源），我國中小微企業的數據特征如下：

1、中小微企業數量達到1808萬家，占全部企業數量的99.80%。同時吸納就業人數達到2.33億，占全部企業數吸納就業人數的79.40%。擁有總資產402.60萬億、貢獻營業收入達188.20萬億元，分別占全部企業的77.10%和68.20%。

需要注意的是，中小微企業的戶均總資產和營業收入分別為2228萬元和1041.51萬元，看起來規模很高，但實際上主要集中于中型企業，因此微型企業的戶均規模實際上要小很多。

2、我國中小微企業主要以微型企業為主，微型企業數高達1543.90萬戶，占全部中小微企業數的85%以上，且增長速度和更新頻率也最為明顯，遠遠超過中型企業和小型企業。

3、我國中小微企業主要集中在東部，東部中小微企業數高達1115.10萬戶，占全部中小微企業數的62%左右（中部和西部分別為21%和17%左右）。

4、我國中小微企業主要以批發零售業、住宿餐飲業、旅游業、商貿業等勞動密集型以及輕資產的行業為主，占全部中小微企業數的比例超過70%。其中，中小微企業中的制造業僅324.30萬家（占比不到18%）且增長速度也較慢，信息類中小微企業數僅200家（占比不到12%）但數量增長速度較快。

5、我國中小微企業主要以私營和內資類為主，私營類中小微企業數和內資類中小微企業數分別為1526.50萬和1786.40萬，分別占全部中小微企業數的84.48%和98.86%。

（二）中小企業面臨的困境并不局限于中小企業本身

前面的分析已經告訴我們，我國中小微企業主要以勞動密集型以及輕資產的行業為主，恰恰是此次武漢疫情沖擊最嚴重的領域，同時也是較難從金融體系獲得融資的行業。由于此次武漢疫情適逢中國春節，多數務工人員已滯留在家中，每個村莊幾乎均采取了諸如封路、封村以及不得隨意走動的舉措，并且滯留在城市中沒有回家過年的務工人員也不得隨意走動，使得批發零售業、住宿餐飲業、商貿業、旅游業事實上處于嚴重萎縮的狀態中。

考慮到我國的中小微企業具有微型企業為主（占比超過85%）、東部地區為主（占比超過60%）、私營為主（占比接近85%）、內資類為主（占比接近99%）等幾個特征，同時還吸納了全國2.33億的就業人員（占全部企業就業人數的80%），再加上中小微企業所處的行業大多是基礎性行業（是其它行業得以正常運行的基礎），因此一旦中小微企業本身受到嚴重沖擊，全部行業所受到的影響以及就業情況的嚴峻性是難以估計的，其它行業的正常運轉不得不借助國家的力量，財政負擔也會更加明顯。

二、解決中小企業困境的本質之道在于降低其生產經營成本以及所面臨的不確定性

（一）因為沒有規模效應所以成本高、因為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大所以風險高

當前內外交困的環境下，市場應該更理性一點，起碼不能徒增憂慮或老調重談，為本已脆弱的中小企業添堵。

事實上中小企業的問題不始于過去，也不會終于現在；中小企業的問題不在于融資難，更不在于融資貴。中小企業真正的問題在于無法像大型企業一樣形成有效抵御風險和持續降低生產成本的規模經濟效應，更在于其面臨的較多不確定性所帶來的生產經營上的不穩定性。所以對于中小企業而言，因為其小無法形成規模效應所以成本高、因為不穩定性大不確定性因素多所以風險高，因此解決中小企業困境的關鍵在于降低中小企業面臨的生產經營成本（經營地位上的平等）和不確定性（融資地位上的平等），這才是本質之道。

（二）經營地位上的平等：政策層面給予適度或較大程度傾斜是最關鍵的一步

由于中小企業無法通過規模經濟效應來降低生產成本，而事實上規模經濟效應是大型企業的專利，因此生產經營成本才是中小企業和大型企業之間形成不平等競爭的癥結所在，顯然中小企業無法通過自身努力來消除這種差距，這就需要從政策和制度層面給予幫助。具體來看生產經營成本大致包括物流運輸成本、物料成本、人工成本、稅費成本以及融資成本等五個方面。除融資成本之外，對于其它四類成本，政策層面均可給予幫助，特別是涉及到交通運輸領域的物流運輸成本以及稅費成本，甚至相較于大型企業而言，國家給予適當或較大程度的政策傾斜也無不可，這是根基也是解決中小企業困境最關鍵的一步。

（三）融資地位上的不平等：不確定性因素的存在

如果中小企業與大型企業不平等的經營地位（請注意這里并非指融資地位）能夠得到解決，那么中小企業的問題也就解決了一大半。在經營地位之外，可以進而關注融資地位，也即融資成本的高低。融資成本差異的本質在于風險溢價因素的存在，其本質上在于中小企業經營上所面臨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

當然，有一些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并非中小企業獨有，大型企業也會有，比如金融危機、武漢疫情、中美貿易戰等等，中小企業也正是由于沒有規模經營效應才使得其在面臨不確定性時往往束手無策或被動退出市場。

三、單純增加授信規模和降低授信利率的政策導向值得商榷

目前渤海銀行、中信銀行武漢分行以及央行重慶營業部均明確要求對轄區內的企業授信利率在現有水平上降低1個百分點，同時之前的政策還明確要求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授信力度，那么我們不禁要問目前的政策導向（如增加授信規模和降低授信利率）是否有利于降低中小企業所面臨的種種不確定性呢？答案是否定的，也即我們認為目前的政策導向可能值得商榷。

（一）目前小微企業獲得資金的規模和比例已經不低

目前國內小微企業獲得的融資規模和比例已經不低，屬于債務承受較大的市場主體。

1、小微企業貸款余額超過35萬億，普惠金融貸款余額超過11萬億

最新數據顯示，小微企業貸款余額和普惠金融貸款余額已分別超過35萬億和11萬億元。

（1）截至2019年三季度，銀保監會口徑的小微企業貸款余額達到36.39萬億元，較2018年凈增3萬億元左右。其中，銀保監會口徑的小微貸款包括小微型企業貸款、個體工商戶貸款和小微企業主貸款。

（2）同樣是截至2019年9月，央行和銀保監會口徑的普惠金融貸款余額分別達到11.27萬億和11.31萬億元，均超過11萬億元。其中，國有大行、股份行、城商行和農商行分別3.16萬億元、2.09萬億元、1.66萬億元和4.23萬億元。

2、金融機構信貸資源的1/4投向了小微，且中小企業貸款規模和結構已經明顯優于主要經濟體

可能看絕對數字沒有太多感覺，我們來計算一下相關比例，來更好地理解小微企業貸款情況，

（1）2019年9月底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余額達到150萬億元，意味著小微企業貸款和普惠金融貸款占比分別達到24.25%和7.33%。也即金融機構近1/4的信貸資源投向了小微企業、7%左右的信貸資源投向了普惠金融領域。

（2）這里我們還可以使用《中國小微企業金融服務報告（2018）》（央行發布）提供的數據進一步說明。具體來看我國中小企業貸款占GDP的比例達到56.80%，已經明顯高于主要經濟體；中小企業貸款占全部企業貸款的比例也和日本比較接近，并且遠高于馬來西亞、法國、巴西等經濟體。

因此，如果從規模和部分結構上來看，我國信貸資源投向中小微企業的比例已經相對可觀，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短期貸款占比較高，融資利率依然明顯高于日本、美國等經濟體等等。

3、授信覆蓋面已經接近70%

2018年初、2019年初、5月以及三季度末，單戶授信總額1000萬元及以下的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戶數分別為1268萬戶、1723.24萬戶、1928萬戶和2086.4萬戶，可以說整體授信覆蓋面已經接近70%。

（二）監管層面已經很努力，市場不能對其有更多苛求

從監管層面來看，2019年以來可以說是各類動作及政策頻出，在目前的政策導向和框架下已經足夠，市場對其不應該有更多苛求，應該給予更多時間，否則會適得其反。

1、推進組織架構變革

2017年以來銀保監會不斷推動大中型商業銀行設立普惠金融事業部，支持開發性、政策性銀行以批發資金轉貸形式（與商業銀行合作）為小微企業提供金融服務，督促地方性銀行服務地方及小微企業、農商行和農信社等縣域法人機構重點向縣域和鄉鎮等地區服務。截至目前國有大行均已完成普惠金融事業部的掛牌，如工行441家二級分行中多已設立普惠金融服務機構、并成立258家小微中心，農行設立了八個中后臺支持中心并在“雙創”示范基地、各類園區、專業市場、特色商圈等小微企業集聚地設立100家小微金融服務示范運行，中行在中小企業部和普惠金融事業部的基礎上組建新的普惠金融事業部。

此外已有10家股份行在總行也設立了普惠金融事業部或服務中心，如民生銀行、中信銀行、華夏銀行、浙商銀行、招商銀行等等。當然地方性銀行中也不乏跟隨者，如北京銀行設立了47家科技、文創及小微特色運行等等。

2、變革信貸資源配置模式

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武漢疫情以來，各類監管部門明確加強對疫情地區和受影響較在原行業給予信貸政策傾斜，如增加信貸投放和降低授信利率（渤海銀行、中信銀行武漢分行以及央行重慶營業部的要求等）。

（2）提升監管容忍度，支持商業銀行發行專項金融債、小微企業貸款支持證券等方式用于支持小微融資，并對單戶500萬元以下的小微企業貸款適用優惠的風險權重和資本監管要求

如符合條件的小微企業貸款在權重法下可適用75%的風險權重，內部評級法比照適用零售風險暴露的計量規則；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不良率高出自身各項貸款不良率3個百分點以內的可不作為監管評級和銀行考核評價的扣分因素；對貸款、擔保損失或計提的損失準備金在所得稅前扣除以及其它定向、普惠型減稅措施；財政部對金融企業提供的中小企業貸款占比超過20%的加1分、超過25%的加1.5分、超過30%的加2分、超過35%的加2.5分、超過40%的加3分等等。

（3）提出一系列量化指標，即從2013年提出“兩個不低于”到2015年調整為“三個不低于”，再到2018年增加“兩增兩控”，并要求銀行單列全年信貸計劃，不得擠占、挪用。

此外，鑒于目前銀行業金融機構的小微企業授信利率已經相對較低、后續的政策將主要以降低小微企業從小貸公司、典當行等機構獲得的融資成本為主（如溫州民間融資綜合利率為16.45%、P2P平臺監測借貸利率為13%等）。

4、加強跨部門合作

跨部門進行合作，如銀保監會、稅務總局、市場監管總局以及發改委聯合開展的“銀稅互動”“銀商合作”“信易貸”，銀行與保險合作試點推廣的信用保險、小額貸款保證保險等業務以及配合財政部設立國家融資擔保基金、與地方政府合作完善政府性融資擔保體系等等。證券監管部門也在不斷創新新三板融資機制、規范區域性股權市場，以推動增強私募股權基金、天使投資、創業投資在服務小微企業方面發揮更大作用，央行則在MPA考核以及定向降準等方面給予貨幣政策上的配合。

四、如何解決中小企業面臨的不確定性困境？

（一）市場化的風險定價是解決之道

融資難在于經營地位的不平等，融資貴在于基于不確定性的風險定價差異，市場化的風險定價才是解決中小企業融資貴的根本之道。如果政策層面強行改變商業銀行的風險偏好，壓低商業銀行對中小企業的授信利率，很有可能導致商業銀行的積極性不高或者在授信規模以及持續性上大打折扣，反而不利于解決問題。我們應該要明確政策導向的目的是希望所有企業能夠從銀行體系平等地得到相應的風險授信以達到競爭中性的目的，這就需要對風險較高的中小企業要提高利率而不是一味地或一致地降低利率，需要商業銀行本身要有選擇的主動性和能動性，而政策層面能做或應該做的是幫助商業銀行辨別、識別風險較高或較低的企業，而進一步督促商業銀行實行風險差異定價，這樣才能做到優勝劣汰，才能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

事實上監管層面在這方面已經做出很多努力，如通過跨部門的合作加強信用互聯互通以識別不同風險類別的中小企業，幫助商業銀行進行風險定價，但問題在于這種風險定價是否會受到監管部門的干擾，需要特別關注。

（二）通過信用保證保險等手段盡量幫助中小企業減少經營上的不確定性

在幫助中小企業置于和大型企業一樣經營地位的基礎上（當然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應全力幫助中小企業盡量降低不確定性帶來的不穩定性影響。不確定性是市場主體需共同面對的風險因素，不僅僅局限于中小企業，但是由于大型企業的抵御風險能力更強，所以其在面臨不確定性時受到的沖擊較小或回旋的余地更大。對于中小企業而言，則難以有這種幸運，不確定性的沖擊往往是致命的，需要有更多的呵護，如中美貿易戰、金融危機、武漢疫情、地緣政治等突發事件帶來的震蕩便是不可承受之重。

這種情況下，政策層面能夠做什么呢？那么信用保證保險的功能便可以得到充分發揮。例如對于外貿類中小企業，則可以借助出口信用保險來降低不確定性；而對于非外貿類中小企業，則各類保險公司以及其它金融機構也可以齊上陣。

2017年7月11日保監會印發的《信用保證保險業務監管暫行辦法》和2019年11月22日銀保監會發布《信用保險和保證保險業務監管辦法（征求意見稿）》對信用保證保險業務均有明確規定，但是我們認為目前保險機構的信用保證業務并沒有真正發展起來，且對保險機構承接的信用保險業務有明確限制，如11月22日的征求意見稿明確保險機構不得承保主體信用評級及債項評級在AA+以下的債券業務、債權轉讓業務（銀行作為被保險人的保理業務除外）、資產證券化業務等等。

（三）避免銀行做私募的事情

監管部門對銀行提的要求以及市場對銀行的期待大多是在推動銀行做私募的事情，即提高對中小微企業中長期授信和信用授信的比例，實際上中長期授信和信用授信的本質和股權融資并無太大差異，而這恰恰是私募機構在做或應該做的事情。由于商業銀行自身的風險偏好和行業分析能力與私募機構相距甚遠或者說差異明顯，因此單獨要求商業銀行這樣做是沒有道理的，這需要有私募機構的配合或賦予商業銀行如同私募機構一樣的風險對價，否則商業銀行便無法向股東、存款人交待，也是對存款人和股東的不負責任，畢竟商業銀行特別是地方性銀行的股東很多也是中小微企業，強行改變商業銀行風險偏好、提高中長期授信和信用授信的比例無異于是拆東墻補西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