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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還是難。
從年初開始,寧波星辰紡織有限公司財務經理王武垚就發現企業的運營變得越來越艱難,他的唯一希望就是企業不要再虧損。“過去的一年,棉花的價格、勞動力成本、人民幣匯率和融資成本都噌噌往上漲,我們已經不奢求盈利,只要別虧損就謝天謝地。”王武垚說。
成本高企已經將王武垚們的企業“逼上梁山”,它們因此不得不試圖通過轉型升級來完成華麗蛻變。但大家心知肚明,從A到Z,并非一步之遙。
近期中小民營企業的“倒閉潮”再次將它們的生存狀況推到媒體的聚光燈下,這些具有頑強生命力的企業在成本壓力面前顯得無能為力。比國有企業更加靈活的特性曾經讓它們無拘無束地旺盛生長,但也從此埋下粗放發展的禍根。正如某業內人士所言:這一問題不解決,企業的生存都成問題;這一問題解決了,轉型升級也就有了基礎。“在市場競爭日益加劇、產品利潤率相對較低的情形下,企業就必須要用專業的管理人員采用精細化管理模式,嚴格控制生產和管理成本,只有這樣才能抵抗各種風險的沖擊。”中國皮革協會副理事長、溫州市鞋革行業協會執行會長謝榕芳說。
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突破口也許從企業的自我改造開始。
被動生存的無奈嘆息
位于紹興經濟開發區的曹江路上,紹興啟明制衣有限公司的車間里依舊傳來機器運轉的轟鳴聲,但這并未舒展公司經理沈國榮緊鎖的眉頭。從十幾年前國企下崗到此后白手起家,這個廠凝聚了他的全部心血,但如今各種壓力都在進一步壓垮企業本就不直的“腰板”。其中,招工困難成了沈國榮不想面對但又無法逃避的問題。
“每天我都提心吊膽,生怕又有哪個工人來我辦公室撂下一句‘老板,我不干了’。”
曾經停滿車輛的100多個停車位如今一半都空空如也,讓這座原本有些擁擠的工廠顯得格外空曠。擺在沈國榮面前的顯然已不僅僅是人力成本上升帶來的經營壓力,“盡管我們的工資已經上漲,但是很多人被它們招去,管都管不住。”
沈國榮所指的“它們”,是在浙江一帶因用工荒而興起的勞力輸出公司,專門為企業做輔助工種。目前,浙江已經出現類似的大大小小幾十家隊伍。但正確引導和必要規則的缺乏讓這些做“人荒”生意的公司自由扎根,水平自然良莠不齊。“這些公司不僅僅輸出勞力,也開始跟我們爭搶生意,但它們有的不用交稅,也不給員工上保險,用的又是便宜的民用電,你說怎么跟它們競爭?”
這些最初從事勞力輸出的“應急隊”變成直接與沈國榮們同臺打擂的對手。在拼成本的惡性競爭中,倒是守規矩的沈國榮最終從競技場上敗下陣來。
面對“應急隊”的夾擊,沈國榮沒有任何法子。“只要有人來我就收,不管他以前做沒做過。”沈國榮坦承,企業并沒有詳細的招人計劃,往往是東一棒子西一榔頭。
可令他更加無奈的是,常常辛辛苦苦培養起來的一名熟練工人很可能呆不了幾天就跳槽。“之前來的一對母女,剛在我這兒培訓完就跑到別家做了。”他在這上面吃過虧,“我們沒有更好的管理制度了,因為工人都不聽你的,說走就走,你拿他們根本沒轍。”
于是,招人和留人成為沈國榮最擔憂的兩件事。
需要企業應對的還有人民幣匯率。
“人民幣升值當然是大勢所趨,但對加工貿易企業來講,人民幣升一點,我們的利潤就降一點,而且企業目前規避匯率波動風險的手段還比較少。我們近期也開始買一點遠期的外匯,但也不敢多買,市場多變,會有違約的風險。”王武垚說。
他坦言,公司曾計劃聘請專業人士專門管控人民幣升值等經營風險,但由于雇人成本的問題,此事被公司一拖再拖。在許多企業看來,財務經理就是萬金油,一切與此相關的事情皆由一人負責。“畢竟我們公司不大,不需要分工分得那么細。”王武垚說。
在一輪輪“主動出擊”成為奢望之后,“湊合著過”往往變成這些企業的生存法則,但正是這些“湊合”讓中小企業的抗壓性大大減弱。紹興市貝斯特紡織品有限公司經理陳國平對記者透露,去年年底,因為沒有提前的防范措施,當年紹興的大部分中小企業都不堪成本壓力紛紛虧損。
更令企業陷入被動的是,隨著央行不斷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作為融資的主動脈——銀行已被牢牢掐住,這令大多數企業尋錢無路。
被譽為全球紡織品之都的小小紹興縣,工業產值是全國百強縣的第五位。但現在,這個生機勃勃的地方似乎正在經歷著比金融海嘯更艱難的時期,因為很難貸到錢了。“外貿公司融資是非常難的。我們在銀行里只能做到信用證融資,其他的融資是借不出來的。”陳國平對記者說。
雖然國家收緊銀根的同時仍然保證中小企業的貸款數量,但企業貸款異常艱難。“因為銀行更愿意貸給那些動輒幾十個億的國企項目,貸給中小企業的風險則要大得多。”記者了解到,一些企業有銀行的貸款授信額度,但銀行沒有貸款規模的情況下,只能利用國內信用證和承兌匯票。
此外,許多并無固定資產的企業也因無法擔保而達不到貸款資格,陷入資金鏈斷裂的困境。于是,資金不得不從枝枝蔓蔓的更小的血管里不斷流向饑渴的經濟肌體——民間信貸便是其中重要的一支。
但在許多人看來,依賴民間借貸無異于飲鴆止渴。民間借貸市場的暴利,不僅吸引民間各路資金進入,即使是正規的金融機構,例如保險機構、小額貸款公司、擔保公司,甚至是一些銀行資金,也繞道進入民間借貸市場,變相發放高利貸。目前,有抵押的貸款月息高達3%~4%,無抵押貸款月息低的也高達5%~6%,純信用貸款月息高達10%。
盡管如此,一些地方政府的指標性征稅使得企業的負擔愈加沉重。一家紡織企業負責人對記者表示,雖然現在很困難,但當地政府對征稅指標有硬性規定。“你必須保證把3%的利潤上繳政府,否則你這個廠就不用辦了,直接倒掉。而且現在的情況是,你即使沒有利潤也得交稅。”“現在真的很煎熬,你說要把廠子倒掉吧,這么多年下來了,實在舍不得。如果不倒吧,硬撐在那里,誰都不能體諒你。”沈國榮無奈地搖搖頭。
沈國榮現在看不到希望,自己也沒有信心繼續把工廠辦下去,“我也不知道我們還能堅持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