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裝革履的金融界精英，著半休閑裝的企業家和風險的投資家們云集在這里，參加27日開始夏季達沃斯論壇。

　　這樣一個商業精英界的大聚會讓王陽有點緊張。作為天津濱海股權交易所(下稱“天津股交所”)籌備組負責人，王陽計劃在這期間宣布天津股交所10月28日正式掛牌的消息——這將是天津這幾年來打造PE中心的一個標志性事件，因為有了這個非公開交易平臺，PE中心才有了實體依托，天津市之前、之后吸納各種投資基金的資源，才能“具體地、看得見地”運轉起來。

　　“我們希望在全國建立這樣一個網絡，包括主要的商業銀行網絡、全國工商聯、各地產交所以及各地的專業經紀公司，都可以匯聚在這個交易平臺上。”王陽對本報記者表示。

　　但有這樣想法的不僅僅是天津。

　　包括上海、成都、北京等城市，也都在嘗試建立非公開市場的股份交易平臺，在這其中，各地產交所成為當地非公開市場交易平臺的主導者。

　　上海產交所媒體負責人羅新宇對本報表示，上海產交所在比較早的時候就已經涉及到了非公企業的股權轉讓，例如中信資本入股冠生園以及深圳等地一些私募股權基金通過產交所的交易。

　　“目前上海產交所百分之五十的交易項目都是非公項目，主要原因是上海所處的經濟圈民營經濟比較活躍，同時資本主體比較集中、市場化程度比較高，因此形成這樣的局面。”羅新宇表示。

　　但對于PE和VC投資機構來說，產交所也好，股交所也罷，在其投資和交易中，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

　　先行者的“PE產業鏈”

　　天津可謂是最先提出打造中國的“PE中心”口號的，并在很短的時間內便出臺了針對私募股權基金在天津注冊的優惠政策，包括快速簡便的注冊流程與稅收優惠等等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全國的PE基金在天津掀起了注冊的熱潮。

　　“但光依靠政策是無法一直保持領先的，只有后續的服務與增值才可能長久吸引基金，北京與上海已經在傳統的金融方面非常成功了，要有差異性才能突出天津的特點，因此天津圍繞此打造一個PE和VC的產業鏈。”一位天津的人士表示。

　　這條“PE產業鏈”，從成立產業基金開始，到以交易平臺收尾，最初的表現，是發起國內首只產業基金渤海產業基金，到天津國際融資論壇，再到吸引PE到天津注冊的政策優惠，以及現在即將正式運營的天津股權交易所，還包括未來的OTC柜臺交易平臺——甚至還有可能延伸到對PE/VC投資人才的培養、培訓領域。

　　在這條“PE產業鏈”上，股交所和OTC被看著是標志性的里程碑。從2006年開始，天津市逐年申報成立OTC市場，但直到2008年3月“兩會”期間，才正式獲批，雖然OTC的正式落成和運作，尚還無結果，但此次股交所的成立，被看成是離OTC市場的又一個進步。

　　顯然，通過優惠政策吸納PE基金，做大資金儲量，同時借助OTC市場和股交所做活流動性和交易平臺，是天津打造資本“第三極”的主導策略。

　　“我們目前最擔心的就是未來掛牌的企業質量不夠好，這樣基金便沒有多大興趣來看。”王陽這樣對本報表示他的憂慮。

　　于是，天津的野心不僅僅局限于天津。天津股交所力圖打造一個覆蓋全國的搜尋網絡。

　　“在天津當地的商業銀行我們已經基本上簽完了，目前我們已經與招商銀行、華夏銀行總行也簽署了協議，讓他們幫著把手頭的客戶推薦過來，因為有一些企業不錯但可能銀行授信額度不夠了，就可以拿到我們這兒來；包括建設銀行等大銀行我們也在談判當中，希望將主要的商業銀行都包括在內，另外與全國工商聯進行合作，全國基本上稍有規模的中小企業都是他們的會員"，王陽透露。

　　另外，其還與全國各地一些相關機構簽約，包括一些知名的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與投行、中介機構等都是其經紀公司。“當然，我們會嚴格地限制這些經紀公司的數量，只有好的合格的機構才能幫我們來尋找企業，目前簽約的經紀公司會員數量在70家左右，未來對于經紀公司的申請會比較嚴格。”王陽繼續表示。

　　“現在我們接觸的經紀公司對此很踴躍、積極。”一位股交所人士透露。

　　據了解，天津股交所目前規劃的板塊暫時分為VC、PE與機構所持有的企業股份流通三塊。

　　但股交所初步的考慮將把側重點放在PE領域，“VC投資的項目偏早期，很難去評估，雖然說我們聘請了一些知名機構的人士幫助篩選，但是沒有被選中的也有可能是下一個比爾·蓋茨；相對而言，PE投資的項目會比較容易量化一些，如財務指標如何，很容易給投資機構一個概念。”天津股交所人士介紹。

　　此外，除了股權轉讓之外，PE投資的方式靈活多樣，包括發行可轉債等多種工具，對此，“我們先解決的是提供股權轉讓的信息，這樣一個環節可以解決投融資雙方信息不對稱的問題，等到他們有具體的合作意向了，他們再具體商量是以增資或現有股權轉讓的形式來進行合作；另外我們考慮到，雖然競價的情況不多，但確實有一些好的企業，會有許多PE盯著他們，基金做調研完了以后，企業希望是誰給的估值比較高就讓誰投資，因此我們設有一個系統，在世界各地上通過這個網進行競價，我們考慮到有這樣的可能所以提供這樣的系統。”王陽解釋道。

　　王陽認為，作為股交所而言，要解決企業質量的問題，主要通過其簽約的專業經紀公司實地考察，對財務、業務等其他方面做盡職調查。

　　“我們希望通過這些前期工作，來保證交易公司的質量，吸引PE等機構前來交易。”王陽表示。

　　記者從一些主流PE界人士所了解的顧慮也在此。“如果天津股交所能保證企業的質量，搭建一個高效而且信息真實的交易平臺，這樣的渠道顯然會受到投資機構歡迎。”一位知名PE投資家對記者表示。

　　目前，天津股交所對于篩選企業的標準還在討論中，之前初步考慮前一年凈利潤至少為五百萬元，但目前在討論上調到一千萬元左右。

　　“我們并不希望一下子掛牌幾千家企業，因為如果企業質量不好，就失去了意義，基金也會感覺不好。”王陽表示。

　　目前天津股交所的基金創始會員已經有170多家，其中外資的會員大約占不到20%，包括凱雷、摩根士丹利、高盛等都是其會員。

        多地萌動

　　有著類似想法的不僅僅是天津。對私募股權投資、風險投資的吸納，如同當年的招商引資一樣，似乎已成為一項政府和政策主導的“新資本運動”。

　　今年8月14日，上海市金融辦、市工商局和市財稅局聯合發布了《關于本市股權投資企業工商登記等事項的通知》，對股權投資企業、股權投資管理企業進行規范的同時，還拋出了多項優惠政策，以期吸引更多的PE落戶上海。

　　“我們也收到上海發過來的政策，在稅收方面，與天津的政策都差不多了現在。”CDH鼎輝投資集團董事長吳尚志對本報稱。

　　事實上，除了天津正在打造的天津股交所外，包括上海、成都、北京，無一不在嘗試建立非公開市場的股份交易平臺。

　　上海產交所媒體負責人羅新宇對本報表示，“目前上海產交所50%的交易項目都是非公項目，主要原因是上海所處的經濟圈民營經濟比較活躍，同時資本主體比較集中、市場化程度比較高，因此形成這樣的局面”，羅新宇表示。

　　實際上，與天津打造的股交所專針對私募股權基金不同，上海產交所著意打造的是一個“多層次、多板塊、集團化”的模式，如產交所旗下的聯合國全球技術交易所、環境能源交易所、股權托管中心以及正在籌建的文化產權交易所。”羅新宇透露。

　　對于項目渠道而言，上海產交所主要是一些企業主動來掛牌，而且其面對的群體并沒有特別地針對私募股權基金，而是面對更多的豐富的投資機構與實體。

　　而對于建立相關資本市場來推動經濟，成都市官員先前對外表示也有建立一個西部OTC市場的考慮，希望能盡快獲得批準，在此之前天津棋先一著，其建立OTC市場的方案得到國務院的批準，但目前來看，其實際的運作仍需要等待較長的時間與推動。

　　對于建立這樣的交易平臺，各地的考慮主要是促進企業融資與股權交易的便利性，以促進經濟發展，先行者無疑會占得先機，從而在后續的發展中取得優勢，但一些實際的因素使得OTC這種形式目前在國內發展起來難度較大，因此業內仍在觀望其下一步可能的實際操作，這種背景下，天津股交所的設立無疑是一個更現實的解決方案，上海則試圖打造一個綜合的交易平臺，以體現其交易在綜合性的背景下體現專業化。

　　無論是天津股交所的特定針對PE群體以打造其地區的差異性，還是上海產交所以其大范圍下的細分專業化，都是其試圖在目前國內金融市場并不完善與發達情況下建立其獨特的競爭優勢。

　　但不管怎樣，雖然面臨著競爭，“我們相信這樣的建立是一件好事情，因為融資平臺的建立會更完善，同時對經濟發展會更有利”，羅新宇對本報稱。

　　“我們相信不可能只有一個這樣的股權交易平臺，而是多平臺共存共發展。”王陽最后表示。

　　股交所還是產交所？

　　與天津的股交所同樣熱鬧的還有各地的產交所。

　　隨著股權交易的日益頻繁，各地的產交所正摩拳擦掌，爭當PE收購兼并和股權交易的新“溫床”。

　　在日前舉行的“2008中國產權市場發展論壇”上，一些聲音認為：產權市場已成為中小企業投融資、企業并購和上市輔導的重要平臺。

　　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總裁蔡敏勇指出，目前制約國內PE發展的主要問題是投融資信息不對稱和退出渠道不通暢，而產權交易所恰恰可以解決這兩個難題。一方面，產交所可以為投資方提供豐富優質的項目來源，另一方面，產權市場的規范化、國際化轉型也能為各類資本提供良好的舞臺。

　　不少較為知名的并購案例便是通過產交所渠道進行的，包括凱雷收購徐工，高盛收購雙匯，強生收購大寶等。

　　公開數據顯示：2007年，在上海產權市場中，由各類投資機構參與收購項目334宗，占總受讓成交宗數的12.85%；投資機構出讓項目為375宗，占總出讓成交宗數的14.42%；同時，根據《中國產權市場年鑒》統計，全國產權市場的成交宗數和成交金額正穩步放大，去年較前年同比增長了9.99%。

　　除去為國企服務和扮演“中介商”的角色，一些產交所也在探尋新的突破點。江西省產交所總裁任勝利就表示，交易所正在籌建首只億元規模的PE基金，基金將“邀請專業的投資團隊擔任無限責任合伙人，江西省產交所則擔當投資顧問的角色”。

　　但產交所不斷拋出的媚眼，也被一些PE機構和中介公司認為是“一廂情愿”。

　　由于政策因素，國有股權的轉讓必須通過產交所進行，但民營企業則很少去那里掛牌。“據我所知，目前還沒聽說哪家PE是在產交所里找到投資項目的。”漢理資本合伙人錢學鋒告訴記者。這其中不乏咨詢、評估等相關配套措施的缺乏，而各地產交所的零散經營、信息不暢也是制約其發展的因素。

　　“好的項目用不著進產交所，早期項目PE又不感興趣的情況也一直存在。”一位投行人士稱。

　　事實上，對于天津市本身而言，產交所和股交所二者的功能細分，也是頗為微妙的。

　　按照之前的相關規定，在產交所掛牌是國有股權轉讓的必經之路，于是產交所內的項目以國有企業居多，但也部分涉及到民營企業，但股交所成立之后，其二者的分工和定位又如何界定？

　　天津市政府一位人士告訴記者，二者的分工是，產交所將以公有制股權交易為主；而股交所則以非公有制股權交易為主；“不排除二者之間有輕微的交叉”。

　　機會還是雞肋？

　　一個基本邏輯是，VC、PE投資一個項目，因為市場不太好，投資人想退出，就可以把這部分股權拿到產權市場來掛牌，其他有意的投資人可以接手這個項目。如此一來，VC和PE在獲取項目源的同時也多了一個退出的渠道。

　　的確，在二級市場進入調整期后，PE在項目上市和并購方面的退出期限大大拉長，不穩定性因素增多，投資回報也相應減少。前途未明的時候，放棄上市，轉向產權市場或許是無奈下的選擇。

　　而對于項目方來說，國內的6000萬個企業中，如今達到上市標準的企業是72萬家，而每年能夠成功IPO的企業不到100家。如今，二級市場的不景氣也會促使監管部門放慢上市審批的節奏，對于那些急于融資的企業來說，上市之路漫長而艱辛，“等不起的，就要靠產權市場來實現”。

　　事實上，經濟形勢的嚴峻，客觀上也為PE提供了不少投資機會。據了解，前兩年民營經濟高速發展時，產交所中幾乎沒有人愿意割舍好的項目，企業也較少存在融資難的問題。如今，在資金短缺、現金為王的狀況下，不少多元化發展的國企會被迫以較低價格轉讓一些好項目，以求充裕的現金流“過冬”。

　　這似乎是樁一拍即合的事，但結果卻并不樂觀。出乎人們意料的是，此時的投資方也逐漸“矜持”起來。一位投行人士告訴記者，“眼下，投資人手中已投的項目也出現了資金短缺的現象，投資方自己都忙不過來，也不肯輕易地再把錢拿出去。”

　　這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前兩年投資人選擇較為激進的投資方式，是為了盡快把錢用完后募集新的基金。如今，經濟形勢的變化使得LP不再肯輕易出資，于是GP便“把手中的錢看得特別重”，投資風格也趨于謹慎保守。

　　紀源資本合伙人符績勛坦言，“不太會去產交所尋找項目”。在他看來，產交所里的項目涵蓋了各種各樣的企業，不太具有針對性和目標性。相比之下，他更傾向于“經過深刻的行業研究后挖掘到的項目”，只有事先選好了特定的行業和領域，才會“去產交所里看一下”。

　　除此之外，相關配套機構的缺乏也是制約產交所發展的因素。業內人士指出，成熟的資本市場必定有一系列相配套的服務機構，包括咨詢、評估、擔保、法律等，目前，這些工作在國內都是由交易者去做，這也加大了國內產交所與國外柜臺市場的差距。

　　但這些還不是最重要的。往更深一層看，大部分國企在掛牌之前就已經與投資方私下談好了交易，隨后只是去產交所“走個程序”罷了。

　　“我們也接觸過一些掛牌企業，有的甚至連面都不愿和你見。有的即使見了，很多信息都不愿提供，我們對它連一個基本的了解都很難做到。”吳克忠稱。還有的情況是，一些企業為了走個程序，故意在描述中扭曲事實，將良好的經營狀況說成不良的，一來為了不引人注意，二來為了避免項目爭搶。

　　在這種狀況下，真正主動掛牌的民營企業成了交易所中的陪襯，一些滿以為能在產交所中找到PE的民企最后不得不失望而歸。“由此看來，國內的產交所離真正成熟還有較長的路要走。”吳克忠表示。

　　在他眼里，國內的產交所，以及股交所的建設，要向國外的三板市場靠攏，首先要做到透明化、公開化和真實化。當下掛牌的企業中不少都沒有經過審計與核實，描述中也沒有涉及到公司的財務報表、法律架構和商業模式，這種情況下，達成交易的可能性就很小。

　　再者，打破區域隔閡，也是使得產交所和股交所能更有效發揮作用的做法。在這方面，天津股交所已經開始著手建設“全國性的網絡”，各地的一些產交所也已經開始“抱團”經營。據悉，包括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在內，長江流域的40多家機構目前已經實現了信息共享和游戲規則的統一。此外，泛珠三角區域的9個省區也聯手構建了區域產權交易的共同市場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