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商學院金融學教授梅建平深信，危機時刻的保護主義總是得不償失，“歷史經驗和經濟理論都證明，一旦保護主義盛行，經濟形勢只有走向更糟糕的境地”。

　　20世紀30年代初，全球經濟也如今天一樣困難，衰退蔓延深不見底。為求自保，美國于1930年6月通過了著名的“史默特—哈利關稅法案”。該法案大幅提高了進口到美國的兩萬多種產品的關稅，美國平均關稅率從38％躍升至52％。當時1028位經濟學家簽名反對它的通過。據說，汽車大亨福特在白宮待了一晚上，試圖說服胡佛總統否決這個法案，終究沒有成功。

　　“史默特—哈利關稅法案”引起60多個國家的報復，全球全面的關稅戰就此展開。數據表明，從1929年－1934年，世界貿易減少60％多；同期，美國的進出口分別從13.3億、23.4億美元下降到3.9億、7.8億元。國際需求的急劇減少讓世界經濟深陷蕭條不可自拔。“雖然不能說這都是保護主義惹的禍，但是無疑它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梅建平說。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梅新育博士告訴記者，搬起石頭連自己的腳一起砸，似乎是典型的保護主義副作用。在大蕭條中，美國《購銀法案》本來是在國內白銀利益集團壓力下制定實施的，白銀利益集團希望借此維持國內白銀生產，但結果是中國這個當時唯一的銀本位大國被迫廢除銀本位，反而減少了全世界的白銀需求。

　　鑒于大蕭條的慘痛教訓，后世經濟學對其中的機理進行了剖析。經濟學界對保護主義的危害早已形成共識：保護主義形同自廢武功。“它阻斷了國際間的比較優勢，用消費者的福利損失換取某個行業的某些企業的產出增加，結果好比強迫邁克爾·喬丹去割草，而讓割草工人去打籃球。”梅建平說，大衛·李嘉圖早已經證明了社會分工和世界貿易的意義，而他的后世子孫要求把“崗位留給英國人”的做法，只能在提高企業成本的基礎上進一步降低英國產品的競爭力。

　　中國的應對之道

　　作為全球第二大出口國，中國面臨的沖擊是巨大的。梅新育認為，貿易保護主義風潮對中國的潛在殺傷力很大，中國國內外向型經濟發達地區及其出口產業首當其沖。最近的事態發展足以印證此種說法。

　　顯然，中國不能坐視城門失火。早在今年2月16日，中國商務部發言人姚堅就堅定表示，中方反對任何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支持WTO采取行動，抑制貿易保護主義泛濫。商務部將采取有效措施積極應對，穩定中國出口市場。這些措施涵蓋信貸、出口信保等領域。他還說，商務部會高度重視應對貿易摩擦，并將切實維護中國企業的利益。

　　“輪胎特保案”、歐盟反傾銷調查中，中國政府都堅定地表達了自己的立場。中國企業則組成代表團分赴歐美抗辯。一個樂觀的消息是：隨著美國國內反對的呼聲越來越高，美國總統奧巴馬很有可能駁回美國輪胎工業聯合會關于輪胎特保案的請求。

　　李建軍博士提出，充分利用世貿組織的法律框架盡可能地為自己的產業爭取公平待遇，僅僅是中國積極應對當前形勢的第一步。“我們還要把金融危機和貿易保護主義看作是一次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良機，中國必須堅定不移地走發展自主創新之路。特別是在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方面，加大投入力度，爭取早日實現產業和經濟結構轉型，擺脫過于依賴外需的現狀。”

　　此論和梅建平頗為接近。梅建平認為，應對保護主義的治標之策是中國加大采購，而治本之法卻是拉動國內需求。“刺激內需提了很多年了，但是今天已經到了關鍵的時候。”他認為，中國政府必須改變分配結構才能真正調動國內需求。

　　此外，諸多研究者都意識到，金融危機的爆發以及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說明，發展中國家要想改變被動的局面，唯有爭取到國際經濟秩序的話語權，才能在全球化的經濟體系中實現利益的公平。 （記者 董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