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央廣網

據經濟之聲《央廣財經評論》報道，《愛評論：新時代百人對話錄》本期推出：經濟之聲首席記者馮雅對話京東數字科技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

沈建光，現任京東數字科技副總裁、首席經濟學家。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成員，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曾任瑞穗證券亞洲公司董事總經理、首席經濟學家，是首位進入歐洲央行工作的華人資深經濟學家。

經濟學家幫助企業“順勢而為”

馮雅：您最新的身份是京東數字科技的副總裁，之前您是首位進入歐洲央行的華人經濟學家，同時您在貨幣基金組織和芬蘭央行也擔任過經濟學家，另外您還擔任過瑞穗證券公司的董事總經理。多重身份疊加，您本人最喜歡哪一個身份？

沈建光：我最喜歡的還是經濟學家，我在京東數字科技雖然是副總裁，但是還有一個頭銜叫首席經濟學家。我開玩笑說做了一輩子經濟學家，其他的都不會做，只能做經濟學家，而且我覺得經濟學家越做越有意思。做經濟研究是需要經驗的，不是用公式就可以套用。比如金融危機之后，對中國如何應對金融危機就越來越有前瞻性和預見性。

馮雅：您除了經濟學家研究宏觀經濟方面的工作以外，還有沒有其他一些具體的企業事務要做呢？

沈建光：我是大型互聯網公司的第一位首席經濟學家，之前沒有設立過這個崗位。其實在美國的互聯網公司，特別是大型互聯網公司，經濟學家的作用越來越大。亞馬遜有150名擁有博士學位的經濟學家，是僅次于美聯儲的第二大經濟學家的雇傭者。現在公司對經濟學家的需求越來越大。在公司里面，除了做經濟分析，對公司的前瞻性戰略判斷和指引是非常重要的。任何大的企業的投資決定、業務擴張決定，哪些領域要進入，哪些領域要退出，哪些資源要整合，這些大的決定都離不開對宏觀經濟形勢的判斷，以及對政策形勢走勢的判斷。

中國的大型企業也開始在雇用經濟學家。對我來說，宏觀跟微觀，研究企業的決策、企業的經營，怎么更好地跟國家的宏觀經濟形勢、國家的需求結合起來，對企業的發展也是非常有好處的。因為一個企業的資源配備、投資決定如果順應著國家的方向走，很多事情就很容易成功，逆著方向走，肯定很麻煩。按照中國的話就是要“順勢而為”。

大型企業對經濟學家的需求將越來越大

馮雅：剛才您也提到了，亞馬遜聘請的經濟學家多達150多位，是僅次于美聯儲的。在中國我們也注意到有這么一種趨勢，頭部企業逐漸地愿意花錢去請經濟學家。您怎么看待這種現象，或者說這個趨勢又說明了什么？

沈建光：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現象。一方面說明經濟學家的作用越來越被社會所認可。他對前瞻性的指導，對宏觀形勢、經濟形勢的判斷，對企業的作用越來越明顯。比如互聯網公司，特別在中國，過去其實并不需要經濟學家，因為他們覺得，中國的發展對互聯網公司就是個黃金發展期，很多是微觀層面的，只要把客戶服務好，采用新的模式或新的技術，可能企業很快就能成長。但是一旦發展成比較大的頭部企業，那它不光要關注中國的宏觀政策，還有全球的宏觀政策，因為這些政策其實對他們已經有影響了；對中國企業本身來說，是去杠桿，還是穩杠桿？現在貨幣政策是逆周期調控，是收縮，還是放松？這些政策的影響都越來越大了。所以我感覺，中國企業慢慢也在跟國際接軌。首先是有需求，然后是有作用，就是一個品牌效應。

最主要的還是你可以為公司的戰略決策提供好的參考意見，這樣避免走彎路。比如京東，我發現有很多獨特的優勢。中國有快接近四億的消費者在京東和京東金融購物或者接受金融服務。這些數據，你要把它用來做經濟分析，是一個非常前沿、有意思的新嘗試。比如說消費升級還是降級，哪些地方消費是升級，哪些地方消費是降級，這種消費的分層情況，還有人口遷移的結構等變化，可以得到非常清晰的畫面，可以對決策依據提供很好的幫助。如果用傳統的宏觀數據分析，是分析不出來的。要用大數據和微觀結合起來，有些可能甚至用最新的機器學習，用這個來做經濟分析。這對我自己來說也是一個新的突破和嘗試。

宏觀政策的靈活性決定了中國經濟總能化險為夷

馮雅：您的新書《變革，新時期中國經濟的機遇與挑戰》，在序言里盛贊了中國在過去十年彎道超車的成績，但是我們也知道這是過去的成績，莎士比亞有一句話說，凡是過去，皆為序章。您怎么預判中國經濟的未來？

沈建光：首先我認為，2019年比2018年要好，有兩個原因，第一個是2019年其實中國的外部環境會比2018年好，比如中美經貿關系可能會改善，經貿談判應該有進展，這是最主要的原因。第二個很重要的原因，2018年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其實都在收緊，但是2019年我認為會不一樣。

特別是在財政政策上面，這次政府下了決心減稅，增值稅也下調，最大的制造業下調了3個百分點，力度比較大。而且對社保繳費，企業從20%降到了16%，又是幾千億元，增值稅又是6000多億元。而且我覺得做法也越來越高明，不是把錢都放到基建上面，這就是供給側改革很重要的體現。以減稅為主的財政政策放寬，不再像以前把大量的錢投在基建上面，這種變化其實也反映了決策層對今后10年經濟的思考，要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所以今后10年，沒必要悲觀，其實可以做的事情非常多，可以挖掘的潛力也非常大。

從全球比較的角度來看，中國還處在一個非常有利的地位，就是我們還在戰略機遇期里面，還有巨大的發展空間。現在有些人比較悲觀，因為他只看到中國的問題，如果跳出中國看全球，其實中國的問題比很多國家的問題要少。

馮雅：每隔一段時間，國外就會出現一個中國經濟崩潰論的聲音，但是到最后，可能也讓他們感到很吃驚，中國經濟總能化險為夷，而且總是走向更好的發展。以您的分析和思考，這主要是什么原因呢？

沈建光：我其實一直在為這個問題尋求答案，因為我過去不管在歐洲央行工作的時候，還是在貨幣基金組織到投行的工作，面對的都是海外投資者、海外的政策制定者，越到后面很多海外的人就越感覺到，中國完全不像他們教科書講的那樣。教科書講經濟是有周期的，經濟危機每隔10年要爆發一次。而且中國經濟增長了40多年，沒有經歷過真正的經濟危機，也沒有特別大的波折。海外的很多人都覺得不可能，不可思議。

為什么中國能避免國外的覆轍，我覺得最核心的還是改革開放的政策，中國領導人能夠牢牢地抓住大方向，同時也不教條，就是我們說的實事求是。中國的宏觀政策非常靈活，比如去年上半年去杠桿、緊縮，但到下半年，發現可能有點做過頭了，馬上就轉回來了，這種政策上的靈活性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多國家所不能比的。

中國經濟的“近憂”和“遠慮”

馮雅：這說明中國政府在化為危機方面，很有自己的智慧，也很有中國特色，積累了很多的經驗。中國有一句古話，叫“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如果我們要去分析當前經濟的近憂和遠慮的話，我不知道您會怎么看？

沈建光：我覺得作為經濟學家，有點憂患意識其實是好事情。我也覺得，正是因為中國政府和中國領導人有很強的憂患意識，才使得中國經濟就是沒有爆發大的危機。

如果我們看近憂，就是我們的逆周期調控，我們在減稅的同時，我們的基建也沒有減少。很明顯，這樣我們的支出壓力會不斷地上升，那么財政赤字肯定會上升，我們怎么彌補這個財政缺口，這是個重要的問題。

遠慮就是我們的經濟發展到了目前這個階段，經濟增長能不能進一步地以創新為驅動，而不是繼續過去那樣依靠第一個是人口紅利、勞動力優勢，第二個是我們的基礎設施優勢、資本優勢。現在如何把我們的知識技術優勢展現出來，這其實也面臨全球的競爭，包括5G、高科技企業面臨國際上的挑戰，這是主要的遠慮之一。在這方面，我們必須把尖端的科技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能受制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