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綠

全球化智庫（CCG）聯合創始人兼秘書長

　1月，白雪皚皚的達沃斯小鎮迎來了2019世界經濟論壇。這場一年一度的思想盛宴已成為世界交流思想、國際各界闡述主張和謀求合作共識的重要平臺。今年達沃斯論壇的主題是“全球化4.0：打造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的全球架構”，而目前全球化正在遭遇巨大挫折。值此之際，全球化智庫(CCG)在達沃斯舉辦以“波折下的全球化發展新方向和新動力”為主題的午餐會，與中國商界、學界精英一起探討中國在全球化4.0階段應如何應對，以及個人、企業、國家和智庫應扮演何種角色。場外冰封雪蓋，場內熱烈討論，中國精英在達沃斯平臺上為中國和世界發聲建言。

　　2018年是充滿大變局的一年，全球化進入4.0，但貿易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在一些發達國家盛行，逆全球化思潮抬頭，貿易摩擦、經濟動蕩等因素使得全球經濟治理失去方向。盡管全球化4.0正在成型，但其新架構與過去實踐嚴重脫節，全球化4.0時代，伴隨著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到來，各種挑戰與多極化國際秩序、不斷增長的不平等、科技競爭、全球治理失衡等多種因素交織在一起，正深刻地影響著整個世界，同時也將我們逐漸引向全球化的新時代。

　　為什么全球化會出現這么多波折？

　　如今，中國在向外闡述現在我們面臨的全球化挑戰時，會出現我們說不清楚自己想要表達的意思，別人也看不懂我們的情況，互相揣測導致不信任，然而在交流合作過程中，最重要的就是信任。當前的這種不信任歸根結底來自于中西文化的差異。如何讓其他國家了解我們的善意，知道我們在全球化發展進程中是重要的參與者，能夠貢獻重要力量，而不是游戲規則的破壞者，這將是我們在反思為什么全球化會出現這么多波折時首先要思考的問題。

　　美銀美林中國區行政總裁任克英在CCG舉辦的午餐會上分析說，如今我們面臨的全球化問題實際上是更深層次的問題，不僅包括貿易貨物的流通，甚至包括了文化的沖突，以及文明的沖突，這些問題并不是短時間內能解決的。她提出，全球化受阻有歷史必然性。首先，財富極度不平衡，達到了無以附加的地步，全球最富的100個人，有全世界40億人的總財富；第二，老齡化問題；第三，發達國家都是高債務；這三個因素必然導致了強權政治和保護主義的爆發。然而，目前并沒有一種較好的解決辦法，也沒有一種較好的治理機制來解決財富不平等、老齡化和高債務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大家只能以史為鑒，規避風險，避免重蹈歷史覆轍。攜程旅行網CEO孫潔也表示贊同，她稱，對于交流合作方面，世界舞臺還是缺少中國表達。究其緣由，一可能是由語言導致的交流受阻，二是西方國家長期以來對中國的誤解。唯一能解決的辦法就是，我們中國人、企業在內的各種要素要更多地“走出去”，也要讓外界更多地“走進來”。

　　此外，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也提出了兩個導致全球化面臨多重挑戰的重要因素。第一、發達國家經濟并沒有真正從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中完全復蘇過來。根據相關數據，包括美國和歐洲在內的很多發達國家，在金融危機之前長期以來平均每年的經濟增長速度在3%-3.5%之間。現在美國的復蘇被認為是最好的，但美國去年的增長速度，即使在大幅減稅之下，也只有2.9%，而且被預測會持續乏力，美國明年的經濟增長可能會降到2.5%。歐洲國家的經濟增長從2008年以后就在1.5%上下，日本從1991年以后就在1%上下。而這大都可以歸結為發達國家沒有進行結構性改革的原因。

　　第二，逆全球化。在過去，全球化是發達國家推動的，現在，逆全球化的推力也是來自于發達國家。這反映出了發達國家內部有不少問題。例如，美國中產階級的比重在下降，并且收入分配急劇惡化，這導致了工資長期不增長。需要明白的一點是，這并不是因為工作機會在全球化的過程中被一些新興市場經濟體搶走，而是因為工人的工資水平高，發達國家的企業就用自動化替代了工人。

　　因此，當全球化遭遇挫折時，我們不應該責怪全球化本身，而是去思考其實現的方式，并根據時代的變換進行不斷改革，這亦是全球化4.0構建新框架的意義所在。

　　另一方面，中國在綜合實力得以提升后，也從積極地適應全球化規則到了參與制定規則，甚至變成了主導者。這一轉變是影響全球貿易變化、亟需構建全球化新框架的重要因素之一。京東集團首席戰略官廖建文也認同此觀點，他表示，2017年中國的GDP占全球GDP的15%，中國變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崛起，使得整個世界貿易秩序被重構。其次，他指出，科技發展是中國之崛起的一個強有力的驅動力。但與此同時，由于技術的原因，如今的貿易問題已經不再僅是貿易問題，其背后更是指向金融、技術、IT、理念等問題，這使得貿易問題解決起來變得更為復雜。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學終身教授金刻羽也表示，中國在經濟方面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現在在全球經濟中也顯得愈發重要。當前由于中美貿易摩擦而造成的全球貿易波折也證實了中國的這一重要性及其影響力，但同時也反映出中美貿易問題，不僅僅是貿易問題，而是關于中國發展模式、中國科技發展和中國想在全球帶來怎樣的影響的問題。對此，京東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認為，只要中國繼續推動全球化，全球化就不會停止。雖然貿易爭端使中美之間在貿易和全球化發展方面出現了波折，但中國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不應用消極態度來應對全球化帶來的挑戰，反思這些挑戰能幫助我們構建更合理的國際秩序，促進全球化的發展。在反思如何重建新的國際秩序、實現更好合作的過程中，中國可以發揮很大作用。

　　在種種因素的影響下，在全新的全球化4.0版本中，中國必然會有全新的對外格局和發展策略。但具體如何實施？這就是我們接下來需要思考的問題。

　　中國企業應更多地“走出去”

　　● 堅持改革開放是關鍵

　　面對全球經濟形勢的轉變，中國企業一直以來砥礪前行，推動了中國經濟全球化發展?，F如今，中國的影響力在全球已不斷提升，全球化也期待著中國的新作為。中國應積極參與到全球化4.0進程并在其中發揮影響與作用。

　　縱觀歷史，雖然全球化歷經波折，卻始終在人類歷史中起到很大程度的推動作用。經濟全球化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一些發達國家為了擺脫經濟社會困局，錯誤地將困境歸罪于經濟全球化，一些貿易大國甚至舉起了貿易保護主義大旗。這些不同程度的逆全球化行為是不符合歷史潮流的。開放是人類社會每一次取得重要進步的根本原因，這一點不會改變。因此，在全球化4.0時代，我們也應進一步擴大更深層次的改革開放，積極推動中國企業“走出去”。

　　對此，清華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閻學通認為，中國在過去的幾十年，靠的就是改革開放，改革開放的核心是開放，開放決定方向。改革是按照開放這個大方向去落實，如果不改革，就有可能倒退，只要封閉，就只會被淘汰。所以中國要想跟上人類歷史浩浩蕩蕩的潮流，那只能真開放。中國與印度在發展上的差別，不是由于印度人沒有中國人聰明，也不是由于印度的管理者比中國的差，其實原因就是印度不開放。

　　● 與跨國企業發展更深入、更高層次的合作

　　除了更深層次的改革開放，作為集生產、貿易、投資、金融、技術開發和轉移以及其他服務于一體的經濟實體——跨國企業，其推動了國際企業的合作與交流，是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的主要動力。因此，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還應注重與跨國企業的合作。

　　中國建材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宋志平在午餐會上就分享了現如今中國與跨國公司的合作方式。他稱，中國現在正在從高速增長，走向高速發展。但中國企業和跨國大公司還有很大的差距，要完成中國的高速增長、高質量發展，就離不開國際化，離不開與跨國公司的合作，更重要的是要進行深入的合作，進行高層次的合作。其次，中國企業在國際化過程中，也應同時融入全球的產業鏈和價值鏈，進行全球采購，向跨國公司釋放出合作的積極信號。同時這樣也可減少其他國家對“一帶一路”倡議的誤解，增進合作機會。值得注意的是，國際化是雙向的，所以中國應在國際化發展過程中向發達國家要求同等以及公平的待遇，包括規則的制定。

　　TPG中國合伙人孫強也贊同這個觀點，同時他表示，跨國公司在前一輪全球化中的確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但未來全球化也可能不是大公司來主導，而是有活力的小公司、中小企業以及無國界的企業。因此，他建議政府提倡雙創，鼓勵中小企業走出去，不光是應用研發，還要增加、增強基礎研發，這樣才能使企業更有活力，也會更容易地走向全球化。正大集團副總裁曾勁松也建議在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中國政府也應同時帶著規則“走出去”，這將有助于加強對實施“走出去”企業的支持。

　　的確，隨著互聯網的普及、應用和發展，一直以來被邊緣化的中小企業已能通過互聯網平臺積極參與到全球化進程中，并發展成為了推動經濟全球化的重要載體。因此，如果政府能發揮好積極推動作用和協助功能，定能加速促進中小企業全球化。例如，政府可透過建立先行區與示范區，并且保障投資環境的安全穩定性，協助中小企業在海外投資。

　　● 冉冉升起的“新星”——數字經濟

　　說起互聯網，中國目前擁有全球最大的電子商務市場。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最新報告顯示，中國的互聯網三巨頭（百度、阿里巴巴和騰訊，合稱BAT）建立的豐富數字化生態圈已經在不斷拓展延伸。其次，中國市場體量龐大，擁有眾多年輕網民，為數字商業模式迅速投入商用創造了條件。另外，中國政府對數字化企業和機構的態度是“先試水、后監管”，積極推動了數字化的發展。在這三大因素的推動下，中國的數字化發展不斷取得新進展，使得中國在世界數字化舞臺上扮演著愈來愈重要的角色，同時也說明中國在這方面可以更廣泛地參與甚至引領全球治理。

　　東軟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劉積仁認為，互聯網經濟，或者說數字經濟未來在中國全球化4.0里能發揮較大優勢，因為中國的互聯網已經構造了一個基礎設施，這個基礎設施是在其他基礎設施上，搭建的一個新框架和新層次。在這個領域里，不僅衍生出了數字貿易、數字治理、數字安全等產業，還促進了相關領域的就業，因此應繼續促進其在中國企業全球化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京東集團首席戰略官廖建文也支持數字經濟的發展并稱，中國互聯網企業已經積累了非常豐富的基礎設施，然而在對外輸出時不應僅僅只是簡單的產品輸出，更重要的是產品、服務和技術的共同輸出。比如，在構建“一帶一路”時，當前我們比較注重的是基礎設施建設，但我們仍然缺乏數字化基礎設施，未來應注意這方面的補充與發展。

　　● 中國企業全球化需要新理念

　　全球化4.0時代，中國企業全球化對新理念的需要顯得格外迫切。換言之，隨著全球化新趨勢的形成及不斷更新，中國企業需要全面審視全球經貿走向、及時調整發展戰略、應對潛在風險和挑戰，同時中國全球化各主體應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更高層次開放型經濟的新理念，這對中國主動參與和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具有重要意義。

　　對此，萬科集團副總裁劉肖表示，理解全球化企業也是理解本地化的過程，這些企業非常具有全球資源特征，同時又能夠貼近本地需求。理解在網絡時代權力和消費者權力的變化，才能深刻理解全球化的趨勢，并推出順應新趨勢的適合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新理念。

　　而正如廖建文先生所提到的，在過去，中國企業在全球化進程中把全球化視為市場概念，當時主要就是把產品帶向全球。自2000年中國加入WTO后，也一直都秉承這個理念，但全球化發展至今已不再是全球市場的概念，而是全球資源整合的概念，想要更好地應用全球人才、技術、資本等資源從而提高中國企業的資源整合能力，就意味著要從過去的貿易思維，轉換到整合思維。其次，隨著世界對中國企業的期望變得越來越高，如果還停留在早期貿易時代的理念，可能會造成越來越多的問題，因此中國企業當前更重要的是要把商業、社會、人文放入考慮范圍內，然后積極思考如何跟其他國家更多地形成共識層面的合作機制。

　　貿易投資應堅持對外開放，讓經濟全球化可持續發展

　　歷史已證明，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導致落后，甚至淘汰。經濟全球化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勁動力，促進了商品與資本流動、科技文明進步、各國人文交往。如今很多全球問題，如國際貿易摩擦、氣候變化、網絡安全與治理等，根源并不是經濟全球化。相反，推進經濟全球化，構建經濟全球化新秩序，促進各國合作共贏、共同發展才是對這些問題的解決之道。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積極推動自由貿易，支持多邊貿易體制，構建互利共贏的全球價值鏈，對全球經濟、貿易、投資的帶動作用不斷增大，為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聯合國貿發組織企業貿易投資司司長詹曉寧對此表示，全球的貿易在增長，全球的GDP也在增長，但與此同時全球的直接投資在不斷下降。如果將現在的全球貿易增長率，與上一輪金融經濟危機前的增長率相比，其遠遠低于危機前的水平。而沒有直接投資，全球價值鏈就會停滯發展，所以近幾年來全球貿易的發展情況不容樂觀。對此，他提出跨國投資是建立全球化體系重要的連接，也是全球價值鏈的重要支撐，未來可以增強跨國投資領域，為全球價值鏈注入新動力。此外，詹曉寧先生就投資治理提出，國際投資體制跟國際貿易體制不一樣，有多邊貿易體制，也有多邊貨幣體制，但是國家多邊投資體制從來沒有建立起來。目前的國際投資體制是碎片化的，其中一些貿易協定都已稍顯過時，并且90%以上的協定都沒有提到可持續發展，所以這其中有很多弊端，需要實行改革。而改革方向很簡單，就是可持續性發展。

　　詹曉寧先生的觀點正是反映出了目前大家的擔憂，即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對此，我們應積極思考讓經濟全球化的正面效應更多釋放出來，消解其負面影響，面對伴隨全球化發展而來的挑戰，中國需順應大勢、主動作為，積極推動更高層次的對外開放，促進經濟全球化的可持續發展。厚樸投資董事長方風雷所指出，全球化格局已形成，不可逆轉。未來幾十年，對全球化的拉動是關鍵，全球化的主動權掌握在中國手里。要想得到進一步發展，就需要更大程度的改革，更深層次的開放。因此，只要中國堅持對外開放的政策，全球化趨勢就仍有希望。但同時，中國在參與全球化發展以及在發展多邊投資、多邊貿易、多邊合作時，在數據、人才、經驗等方面仍需加大力度。

　　建立全球治理對話平臺與機制，積極參與全球治理規則制定

　　要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就離不開參與全球治理。新的形勢需要新的全球治理理念。正如蓋茨基金會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李一諾所提出的，現如今，全球治理問題已經不僅是政府間的治理，也包括社會治理。在當前的中國環境下，開放是社會治理的開放，一些治理問題的背后其實是經濟結構的問題。因此，當務之急是建立一個行之有效的全球治理對話平臺與機制，增進國際交流，加強全球合作，減少全球治理上的誤判。創新工場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李開復對此觀點也表示贊同并稱，中國應積極參與國際與社會的各種政策治理、標準制定以及全世界的各種理事會，不應讓歐美替中國定制規則，而是深度參與其中，發出中國聲音，提出中國方案，在全球治理中展現中國智慧。

　　但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只有當我們正視全球治理遇到的挑戰時，才能“對癥下藥”，找到中國能積極參與甚至主導的全球治理新方案。首先，從治理對象來看，從一開始的貨物到資本，現在到技術，本質上已到了價值觀。而價值觀層面是很難求同存異的，因此這些問題并不是短時間內能夠被解決的。其次，對于治理主體方面，傳統的治理主體已經失去了繼續主導的意識和能力，未來新興經濟體以及非政府組織才是全球治理主體的新趨勢。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院長薛瀾表示，國與國之間通過協議來解決問題，因此二戰之后有了布雷頓森林體系，但這套體系發揮的作用已經逐漸減少。薛瀾教授建議，今后像CCG民間智庫這樣的主體能發揮更多作用，但目前的問題是并沒有找到合適的方法，把這些力量組織起來。

　　事實上，隨著智庫的不斷崛起，目前智庫已經發展成為新時代的中堅力量，為社會、經濟、科技等方面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但同時伴隨著全球化帶來的挑戰，全球智庫也面臨著互聯網時代、大數據和后金融危機時代帶來的挑戰，而創新是智庫保持“長盛不衰”的關鍵。中國特色新型智庫要真正發揮“資政啟民”的作用，就應在“新定位”、“新格局”以及“新角色”的基礎上進行“新探索”，成為全球治理的新助力。

　　另一方面，關于治理機制，薛瀾教授認為傳統的治理機制已不再適用現在的境況，目前并沒有找到一個有效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但正如詹曉寧先生提出的治理機制需要實行可持續性發展的改革，因此以國際多邊貿易規則為核心價值的WTO已提出進行改革。但當前WTO改革面臨的形勢和矛盾極為復雜，對我國來說，WTO改革是一場復雜艱巨的多邊博弈，任重道遠。所以，或許WTO的升級版、以更低關稅和更高自由貿易為目標的CPTPP未來發展更值得期待。此外，為應對當前緊張復雜的國際局面，中國正在加快擴容自己的“朋友圈”，包括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倡議，加速RCEP的簽署等。一方面，借鑒CPTPP的貿易規則可以有效提升“一帶一路”國際參與水平，另一方面，CPTPP還有利于與第三方合作并消除各方的疑慮從而減少推進的阻力，同時成為全球化4.0的重要推手。對此，正大集團副總裁曾勁松先生也表示認同并提出，在全球化發展過程中，中國在多邊投資、多邊貿易、多邊合作中，從數據、人才到經驗，還是要加大力度。

　　中國要發展科技全球化，就一定要走出國門

　　科技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的核心和重要組成部分，經濟全球化必然要求科技全球化，而科技全球化在更深層次上推動了經濟全球化發展。李開復指出，全球化4.0就是中國參與頂級科技國家行列、提供更多解決方案和競爭的過程。劉肖也認為，現如今貿易競爭的實質就是科技的競爭。李開復對此表示，在人工智能時代，人工智能的價值就在于有多少數據，而中國的數據在世界范圍內占有優勢。他認為，五年以后，中國在AI方面的應用和價值產生會超過美國。他強調，要達到全球4.0，首先中國一定要走出國門。他相信只要中國走出國外，像移動互聯網軟件投資和AI投資等領域可能會比美國做得更好。

　　關于如何讓技術走出國門？李開復先生提出，之前在美國科技統治的時期，我們別無選擇，在壟斷下只能用他們的技術。所以現在中國應吸取經驗教訓并保持同理心，在中國技術走出國門時愿意特質化，愿意定制，甚至愿意跟當地建立合作關系。中國軟件走出國門時，不只是中美的競爭，而是中國扶持科學技術方面較弱的國家，讓他們都有自己的機會打造自己的軟件，這樣也讓我們成為一個更好的合作者，吸引更多合作機會。對此，任克英女士補充道，中國想要真正成為強國，就要將數據、技術、貿易、產品等結合起來，形成更加包容、更加有責任、更加透明地發展。

　　因此，開放還是中國科技全球化的關鍵詞。

　　無論從企業、經濟、貿易投資、全球治理還是從科技的角度，只要中國開放，全球化就有希望，全球化的主動權掌握在中國手上。新興經濟體是全球化的再平衡，是波折下發展的全球化4.0的新方向和新動力。未來，中國應更加開放、更加積極地去思考改革開放40年以來，我們從哪里來又要往何處去？

　　那列從西班牙出發的船隊在浩瀚無垠的大海上顛簸著，前方是無盡的地平線，歷經千難萬險，船隊最終抵達了“新大陸”。而在浩浩蕩蕩的人類發展歷史長河中，全球化也幾經波折進入全新的發展階段。來到全球化4.0時代，我們面前依然是星辰大海，我們依然面臨著同樣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