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中國的經濟制度》引文及張五常2008年8月30日在會議現場的演講整理

【一】改革前的制度費用太高了

當時的交易費用奇高，怪事天天有，這些大家都清楚，如果這些費用減低，收入會飆升，就是最頑固的舊制度維護者也難以應對。

開會前一天，拿到《中國的經濟制度》。文章自“中國的問題”始。張五常列舉的部分困難包括：貪污，教育與醫療公非公私非私，有外匯管制，有互相矛盾的政策，也據說每年有6萬次動亂。他認為，“除了動亂的統計數字——不知定義為何，不同地區的朋友說他們沒有見到任何他們會認為是動亂的——其他上述的負面事項皆屬實。”

中國的難題，顯然不止于此。要素價格、國企壟斷、土地制度，無一不事關根本。中央領導也承認現在是矛盾凸顯期。挑刺容易，最根本的問題，在搞明白“為什么在有那么多的不利的困境下，中國的高速增長持續了那么久”。對張而言，經濟解釋是最重要的：“我是從事經濟解釋的，不搞經濟改革。搞經濟改革，我覺得世界上多我一個人也不算多，少我一個也少不了什么。但是我寫經濟分析，走經濟解釋的路，自己很滿意。”他用一個比喻解釋困擾了他好幾年的問題：“一個跳高的人，專家認為不懂得跳。他走得蹣跚，姿勢拙劣。但他能跳八呎高，是世界紀錄。這個人一定是做了些很對的事，比所有以前跳高的做得更對。那是什么？在不同的內容上，這就是中國的問題。”

這篇文章，是張五常找到的答案。

從交易費用講起：“中國人在早前的制度中非常熟識那無數的瑣碎麻煩，例如要背誦口號，要排隊輪購，要搞關系，要走后門。他們每天要花幾個小時做這些事。當我說如果這些費用減低，收入會飆升，就是最頑固的舊制度維護者也難以應對。當時的交易費用奇高，怪事天天有，這些大家都清楚，但我需要時間與多篇文章才能說服中國的朋友，如果制度不改，交易費用不會下降。這方面，應歸功于我。要改為哪種制度呢？不容易說服。我1979年的文章指出的觀點：市場價格是唯一不會導致租值消散的準則，那些慣于排隊數小時的人不難明白。然而，當我指出市價只能用于私有產權的制度，同志們不易接受。”

旁觀者清。回過頭看，這段簡單易懂的話，可謂點中了中國制度變革的命門。他將中國改革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80年到鄧小平退休的1992年。這階段的發展，主要是從以前的等級排列權利轉到以資產界定權利那邊去。以1987年12月1日深圳拍賣土地（國家首次）為高峰”。

只不過，兩種不同的權利界定方式的轉軌過程，或許隱藏著改革之初誰也沒有發現的地雷。改革，很大程度上就是在過地雷陣。

【二】中國帶動的“龍卷風”

龍卷風是由中國帶動的。所以，你能解釋中國，就能夠解釋這個大時代的轉變，解釋不了中國，就不能解釋這個大時代。

會場上，張五常略過了這段略嫌學理化的闡釋。或許跟其他老人家一樣，他樂于從往事出發，慢慢引向他的方法論、他對大時代的判斷，以及讓許多贊同抑或不贊同他的人都樂意傾聽的，關于中國之謎的核心發現。“從1969年到現在，我已有三十幾年不看別人的文章。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治學方法，我不喜歡看，喜歡自己想。”

這篇不帶注釋也多達兩萬八千字的長文，自然不是坐在屋子里光靠想想出來的。為了完成它，張五常花了一年多時間。但他真正研究這篇文章是從1979年開始。“幾十年了，中國的發展我知道。中國很奇特，有復雜無比的制度。哪里能遇到這樣百年難遇的題目？我平時寫過的學術文章，有七八篇可以流傳下來，三四十年后還有人引用，但這些文章沒有一篇能夠代表一個大時代的轉變。重要的經濟文章要反映一個大時代的轉變，我就寫過一篇。弗里德曼沒有寫過，科斯也沒有寫過。”

這個大時代怎么轉變？有人說是高科技，有人說是恐怖活動，但他認為，“是中國的開放，還有蘇聯的瓦解。多了20億的貧困人口參加國際競爭，這個地球一定要改變。我1991年在瑞典對弗里德曼說，這才是大時代的改變。上了年紀的人都清楚，30年前哪里有飯吃？跟年輕一輩的人談中國，他們很難明白。龍卷風是由中國帶動的。所以，你能解釋中國，就能夠解釋這個大時代的轉變，解釋不了中國，就不能解釋這個大時代。”

站在一個相對大的視野回顧歷史，張五常談到：1776年斯密發表《國富論》，因為他看到市場的轉變、市場的重要，是大時代影響了亞當·斯密；到1867年馬克思寫他的“國富論”（1867年《資本論》第一卷出版），也受到大時代的影響，但他沒有解釋大時代，因為他不能解釋財富不均的現象；到1936年凱恩斯寫“通論”，他也解釋不了大時代，“通論”不能解釋經濟大蕭條；后來弗里德曼寫很厚兩大本《美國貨幣史》，想解釋經濟大蕭條，現在看來，也還是解釋不了。為什么？中國的現象提供了反例，貨幣供應不足，未必一定帶來大蕭條。

讓張五常覺得疑惑的是：中國在1990年代有很嚴重的通縮，政府的統計數字說是負百分之三，可產品質量、服務態度的改進，最快就是那時。所以，實質的通縮率應該是兩位數以上。同時，樓價跌了三分之二以上，中國的經濟卻還在繼續飆升。他當時認為，可能是因為中國的合約自由，沒有像美國1930年代的那種福利制度、工會制度，沒有最低工資的嚴格要求。

鑒于中國在1990年代后半期的情況，弗里德曼對大蕭條的解釋已經不能成立。“我跟他說了很多次，但我當年很難說服他，因為當時我不知道中國發生什么事，為什么可以飆升呢？在同樣的時期，長江三角洲，在八九年的時間內超過珠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比長江三角洲發展得要早，為什么長三角超過了珠三角？合約的自由選擇，市場的自由發揮，不應有這樣的效果，在沒有任何通縮的情況下，都沒有這種神奇功能。”他最后提出來的解釋是，“縣的競爭制度剛好在那時形成，開始發揮效應了。”

在張看來，中國的改革，由此真正進入第二階段。

【三】歷史沒有過的“農轉工”

任何歷史上的奇跡都沒有中國這么奇。最近北京的老先生杜潤生，還擔心農轉工能不能轉成，其實已經轉得七七八八了。

與其他研究者不同，為了真正跟進中國改革，張五常在中國好幾個地方投資工業，有些地方也投資農業。

機緣湊巧，他父親在香港有工廠是做工業用蠟的，自己發明一種蠟，應該是最好的，比同樣的蠟要貴五倍的價錢——“因為成本貴”。張的哥哥在香港管理這個蠟廠，做不好，不希望蠟廠在他手上關門，就給了張五常。1997年的張五常沒有那么多錢，就把這個蠟廠辦在內地，拿200萬美金的本錢，全中國到處找地方，“現在這個蠟廠在昆山，不虧了，沒錢賺，但我父親的事業還在。”

“我是這么做經濟研究的，把自己的錢放上去，不是希望賺錢，但一有問題，現實就不能不回答我。”他發現，2000年，通縮在中國結束。另一個奇跡，又出現了。“從2000年起，農轉工的速度難以置信，我的統計，五年之間，農民70％的勞動人口都轉去工商業了。很多報告不這么說，我相信我自己的報告。明治維新的經驗我知道，臺灣土地改革的經驗我也知道，任何歷史上的奇跡都沒有中國這么奇。這個爭論很厲害，最近北京的老先生杜潤生，還擔心農轉工能不能轉成，其實已經轉得七七八八了。我叫人逐家逐戶數人頭。有人說80％還是農民，不要看人口數量，而要看勞動力人口數量。我去貴州參觀農村，跟村長爭論起來。我問你們農村的人離開了多少？他說三分之一。我說全中國的農民已經轉出去四分之三了，你們怎么才走了三之一，你在騙我。他把人名冊拿出來，再研究，他也對，我也對，總人口是走了三分之一，勞動人口卻走掉了70％，剛剛好。剩下的是老弱病殘和小孩，全部農民都轉成全職了，耕田、收成完全是一畝一畝算工資的，轉成機器耕種了。”

為了確證他的推斷，張五常叫他雇的一個阿姨——“從河南不毛之地來，飛機都沒見過”——打電話問家鄉情況：也是七成半左右的勞動人口離開。他在貴州遇到一個專家，也是去數人頭的，說應該不只75％，應該是80％。

但是張教授的這幾個案例，并未說服在現場的幾位經濟學家。會后的爭論之一，正是由此而起。不過，關于現在農民工返鄉的現象，大家還是基本一致。

“現在有一個很不好的消息。以東莞為例，我調查了幾間工廠，最近這半年，因為人民幣升值，加上新勞動法，差不多5％的工人開始回家耕田去了。以中國的情況來說，再增加10％，農轉工就差不多了。但是，在這么重要的關口，這些人往回走了。我在1996年發表過一篇文章，推斷世界會缺糧。我認為農產品價格上升是一個大好的事情，農產品價格不上升，怎么可以幫助農民呢？這個發展是非常好的。但是，現在突然遇到工人回家的問題。”

【四】縣際競爭的興起產生“中國奇跡”

中國是縣與縣之間的競爭，產生了和歐洲奇跡一樣的效果。為什么1990年代通縮這么厲害，而發展卻這么快，就是這個原因，因為大家競爭。

“農轉工”的規模再大，也只是有待解釋的經濟事件。親自在大陸投資的經歷，則使他觀察到另一個特別重要的現象。“我去昆山，看到很不尋常的一個情況。200萬美金投資不是很多，但他們搶得很厲害。蘇州等各方面都想爭我過去，只要我愿意去，什么條件都可以。這種地區競爭我是第一次看到。最近去芝加哥開會，他們說這種競爭制度到處都有。地區招商的確到處都有，但是‘搶’這種現象是沒有的，他們就是在搶生意。給你地，廠房可以幫你建，外國沒有這種現象。這個現場不是我一個人看到，不去投資，你不會看到這種現象的。為什么這樣呢？這種無形的競爭，生意的競爭，非常奇怪。”

在《中國的經濟制度》中，他如此追問：“中心問題仍在：為什么縣與縣之間的競爭會是那樣激烈呢？其他國家不是也有不同層面的地區劃分嗎？”

到了2003年，張五常才有一個突破性的發現：原來競爭主要是縣跟縣之間的競爭，而不是省跟省、市跟市之間的競爭。經濟權力在縣的手上，他們可以非常獨立地使用。“我曾在一個縣里，他說張教授，你一年來一次吧，你選一塊地，我給你建一個房子在那。我說你有什么權？他說我有權力把這個地給你，我說這不是貪污嗎？他說不是。隔了一個小時，他說我真的有這個權力，可是你每年要來一次，我可以有一個借口把這個地給你。再繼續問下去，我說經濟權力是在你的手上還是在市級，他說市是沒有經濟權力的，除非市里面有一些土地要發展。但是他們比我們高，這是很大的沖突。村、鎮、省，都沒有這種經濟權力。我問權在哪里？他說土地的使用權在我這里。地怎么樣交出去，租什么價錢，建什么東西，都是他們管的。這使得我第一次體會到，縣等于是一間公司，科斯的理論里面的公司。”

談到縣際競爭時，張提到很多年前有一本書叫《歐洲的奇跡》，這本書，就是解釋為什么歐洲那么成功。在張看來，在文藝復興之后，嚴格來說歐洲比美國成功很多。那本書的主要解釋是有道理的，說因為歐洲有很多小國家，國與國之間競爭，所以就有這種奇跡的發展。“中國是縣與縣之間的競爭，產生了和歐洲奇跡一樣的效果。中國是一個國家，當然中間還有很多問題，不要看這些問題，我們看這個結構。整個中國就是一個合約組織，上下之間是層層承包，然后完全通過佃農分成制度，上下相連，左右不連，因為縣有經濟權力，所以他們競爭得最激烈。為什么1990年代通縮這么厲害，而發展卻這么快，就是這個原因，因為大家競爭。”

不過，同樣是縣際競爭，國內有學者認為，在“鐵腕降低交易費用”的情形下，它也造成當地資源的過度開采使用，當地百姓的低權利生存狀態。伴隨“中國奇跡”的大量矛盾，真的只是不那么重要的沙石嗎？這又是會議次日爭論的焦點之一。

【五】腐敗沒那么嚴重

每一次整肅貪污，經濟就往上走，貪污才幫到經濟發展？這是騙人的。

另外一個爭論點也與此直接相關，那就是對中國官員腐敗情況的判斷。

張五常的經驗是：他有這么大權力，是有貪污這種情況出現的，但不是那么多。而且，“跟我談過的干部都同意縣與縣之間的競爭有助減少貪污”。

“2003年，我花了很多時間到幾個縣看他們的權力怎樣運行。在這方面我的觀點和許多中國人不一樣，我認為中國的地方干部有很多是很好的，假如中國真那么腐敗，哪有今天？人人都貪污，怎么可能搞得這么好？朱镕基整肅貪污多嚴格，每一次整肅貪污，經濟就往上走，貪污才幫到經濟發展？這是騙人的。”《中國的經濟制度》第四節寫道：“1985年4月，我為文建議國家出錢把等級權利買斷。這建議帶點幻想而又明顯地困難，出乎意料地得到北京的一些言論支持。可是把等級權利買斷終究沒有出現。”

就在那篇文章發表前的一個月，國務院下文廢除計劃外生產資料的價格控制。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改革的正式實施，“官倒”應時而生。腐敗的日益嚴重，似乎已漸成轉軌之癌。對張的判斷，作為當日雙軌制發明者之一的張維迎，在演講后的五點評議意見中，直率地表達了“不同看法”。

【六】“上下相連，層層承包”的整體結構

他們把農業的承包合約加上層層承包的合約，搬到地區上去，就一層層的從國家到省到市到縣到鎮到村到戶。主要的經濟權力都在縣里。

縣際競爭，層層承包的基礎，是中央、省、市、縣、鎮、村、戶的七級結構。這七層，從上而下，以承包合約串聯。而在這七層之間，則有一條分成的方程式。

張頗費了些時間談對層層承包合約的研究：“我對一些干部說，我請你們來，我出飛機票，你給我解答一些問題，他們通常都會來。他們的文件有兩部分，一部分關于政治結構，一部分關于經濟結構。我對政治沒有興趣，那些術語，你不熟悉是看不懂的。經濟部分，我一看就知道這是1980年代的承包合約轉變出來的，是以前的層層承包轉變過來的。我1985年研究工業的承包制度，深圳派了三個助手到香港幫我忙，我要什么合約他們都給我。1986年我去首鋼，他們請我住了一個星期，我睡的是工人宿舍，就是為了研究他們的承包制度。工業的承包制度變得太快，那時候爭論的就是關于保養、維修的問題。但是，到1990年代初期，主要問題不是這些再投資問題了，因為資產貶值，那時國企的資產跌了很多，沒有錢，不能辭退國家職工。到了2000年左右，地價上升得很厲害，地價一上升，就有錢分給職工了。1990年代，你全中國去跑，很多工廠送給你你都不會要，因為要遣散那些工人。但事情一變，你要把國有企業給出去的時候，不但有人要，而且很多人愿意出錢去買。”早在1986年，他大力建議把使用權和所有權分離，分離以后再做股份制。“層層承包這件事，農業上是沒有的，農村就是承包，在工業上有層層承包，這是1984年開始的，1980年代后期就很明顯了。他們把農業的承包合約加上層層承包的合約，搬到地區上去，就一層層的從國家到省到市到縣到鎮到村到戶。主要的經濟權力都在縣里。”

【七】佃農分成：“增值稅”是租，不是稅

1994年是很重要的一年，這年出現了增值稅，我是從事佃農理論的，這個17%不是稅，等于是租金。

對層層承包體制來說，如何分成是核心問題。整個2004年，張五常一直在研究承包結構的分成方程式。“回頭來看，1994年是很重要的一年，這年出現了增值稅，而且是全國劃一的17％。這一點對我來說是很大的震撼，還有其他的東西，賣土地的錢怎么分，每個地區都不一樣。但17％的增值稅對我來說很重要，這就是佃農分成。我是從事佃農理論的，這個17%不是稅，等于是租金。不管你有沒有錢賺，你都要給17％。所以，這個到我手上時，我好像發現新大陸了。佃農分成我搞不清楚的話，誰也搞不清楚了。”

可是問題又來了。一般來說，佃農分成是不能劃一的，所有的資料都顯示，假如地點不同，土地的肥沃性不同，分成是不同的，而中國的增值稅是全部劃一。

“為什么是全國劃一的17％呢？怎么可能劃一呢？這么簡單的事，我花了六七個月的時間，突然有一天晚上，我想到馬歇爾的一個注腳，說得很清楚，他說假如地主可以提供資本，這個分成就不變，就會是有效的。馬歇爾是不準分成率改變的，因為他這一句話，我去調查這個縣，原來縣的地價是可以變成負值的，當年長沙的朱希慶也提醒過我。我一碰到什么問題，就到處打電話去問，原來縣不僅可以把地給你，而且可以把廠房給你建好，長沙就是這個例子。所以，在地價上做這么大的調整的時候，分成率就是劃一的，只要不是太離譜。”

張五常沒有關注，或者說，沒有提到問題的另一面是：縣的權力之大，豈止地價可以為負？

【八】中國的整體制度是最好的

全世界歷史上沒有見過這么好的制度。其中的沙石可以修改一下。這個合約的結構，每一個地區都等于一個公司在競爭，通過層層承包，推動佃農分成。

對中國經濟轉型的貼身觀察，讓張五常收獲一些理論上的創新。“我跟進中國幾十年，對中國經濟制度看法不同，對制度經濟學的看法不同，所以我在去年的時候，三四五月，準備寫一篇文章，先寫了11節，這篇文章的重點就在第三節，科斯認為我的第三節重要，其實它只有七八頁紙，但這一節應該是成一本書的。這一節跟制度經濟學完全分離，是我學到中國的經驗，我把制度經濟學放在新的角度看。”

第一點就是放棄了產權的角度，不要從產權角度看，從合約、從合約約束競爭的角度來看，這是從中國的問題研究出來的。“科斯很喜歡這個新角度。”

第二點，交易費用，他認為交易費用就是約束競爭的費用，其實是同樣的東西，只是角度不一樣。“這一點科斯也很重視。”

“第三點，我用均衡的理念，這是我1970年代研究出來的，而所謂交易費用實質就是從消散到增值，這個價值轉變的時候，就看到中國整個合約制度非常完美，想也想不到這么好。所以，在2005年70歲的時候，我在一篇文章里面說，平生沒有見過這么好的制度。全世界歷史上沒有見過這么好的制度。其中的沙石可以修改一下。這個合約的結構，每一個地區都等于一個公司在競爭，通過層層承包，推動佃農分成。”

【九】中國要自信，不要都學西方

中國奇跡的出現是中國人自己造出來的，中國的制度是中國人自己做出來的。可以考慮西方的東西，但是中國的制度要靠自己。

中國的事情，在很多問題上都分“好得很”的“好派”與“好個屁”的“屁派”。屬于“好派”的張五常教授，盡管對“層層承包-佃農分成-縣際競爭”的制度青眼有加，卻也對當下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批評。

貨幣政策和勞動合同法是他批評的重點。“今年是中國改革30年，我不想講壞話，可是嚴格來說，中國的奇跡并沒有30年，是29年。我去年開始覺得有麻煩了，就是貨幣的處理，我跟從事工業的朋友一講這個，他們都要哭的。”

他拿經濟學家貝加 (GaryBacker,1992年經濟學諾獎得主)的話做警示：三年前貝加說，我不看好中國，就像人一樣，有錢到一定地步，就會自己玩死自己，搞一些不三不四的事情，比如搞一些福利制度，引進勞工法律等等。“我很不喜歡這句話，寫文章反對他，但他說中了。我看不是因為有了錢才引進這些法律，我認為是那些海歸派的經濟學大師從外國抄回來的，包括把格林斯潘貨幣制度搬過來。格林斯潘把美國制度搞壞了。我早就跟弗里德曼說，利息率上上下下的調整，總有一天整死一個國家。弗里德曼跟我很熟，我結婚是他主婚的，他一向反對利息率上上下下，但只有格林斯潘這么做就可以，因為格林斯潘是他的好朋友。現在不是搞出次貸風波了嗎？而且你看現在的新勞動合同法，從德國、法國抄過來的，他們在本國都搞得這么不成功，為什么要抄過來？”

張五常是個性情中人。中國改革30年這個時刻，他覺得有些話不吐不快：“中國奇跡的出現是中國人自己造出來的，中國的制度是中國人自己做出來的，我們試了很多方法，試得可以了。鄧小平說試一試、看一看，這么多縣，就在某些縣試，為什么要引進西方的東西呢？可以考慮西方的東西，但是中國的制度要靠自己。就像朱镕基1993、1994年處理通脹，我那時曾寫文章批評他，后來我認為他做得對，公開向他道歉。”

一個小時，張氏謎底基本水落石出。大致而言，縣際競爭制度，造就了中國的兩個奇跡，“是世界上沒有見過的”。第一大奇跡就是長江三角洲在八九年的時間，超越了珠江三角洲，這本來是不可能的事情。“第二個大奇跡，我個人保守估計，中國的農民在2000年到2007年的收入增長率，每年都有20％。中國農民等了幾千年了，我也請農民做工，我自己知道，到處都是農民生活改善的標志。林毅夫還說沒有這種事情，怎么沒有呢？茅老師做了很多工作，這是我衷心佩服的，但這些大的奇跡不是個人可以做到的。幾千年的農民從未經歷過的，就像發神經一樣，連續七八年的生活改進。再過十年就可以了。這兩個奇跡都是出現在朱镕基時代。”

“將來歷史不會忘記這個人。”——跟他的文章一樣，張五常的演講，以此做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