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貿易理論認為，正在崛起的國家傾向于開放的自由貿易政策，而受到威脅并相對衰落的主導國更容易訴諸貿易保護政策以求減緩其衰落。①基于崛起國與主導國在貿易領域的影響力，世界權力的變遷特別是世界權力的轉移勢必造成國際貿易秩序的變遷。②冷戰結束以來，國際貿易格局發生很大變化。與新興國家市場的繁榮興盛形成對比的是，傳統貿易大國全球貿易占比不斷萎縮。與此同時，區域優惠貿易協定（ＰＴＡ）的爆發性增長和２０１３年以來全球貿易的相對疲軟引發人們新的憂慮，輿論普遍認為以世界貿易組織（ＷＴＯ）為代表的國際多邊貿易框架正在受到沖擊。國際貿易格局變化與國際貿易秩序變遷間的關系再次成為一個重要話題。加之特朗普上任后，美國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ＴＰＰ），釋放出貿易保護主義與單邊主義的信號，這進一步增加了人們對國際貿易秩序穩定性的焦慮。國際貿易秩序是否一定隨著國際貿易格局的變化而變化？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本文首先對國際貿易秩序的定義進行討論。然后，在明確國際貿易秩序的要素及其衡量標準的基礎上，本文對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１６年的國際貿易秩序進行衡量，以期客觀展現各要素的變化，并以此判斷國際貿易秩序的實際變化。

    學界對于國際秩序有許多描述和劃分，但通常都承認國際秩序代表一種穩定且可預見的國際關系狀態。閻學通將國際秩序定義為“國際體系中的國家依據國際規范采取非暴力方式處理沖突的狀態”。③這個定義明確了三個重點。首先，國際秩序的存在是沒有軍事暴力的狀態。閻學通認為是否使用暴力是判斷秩序有無的基本標準。在安全領域，戰爭被認為是無政府國際體系中的自然狀態；而和平則是各個國家努力維護的秩序。因此，當一個地區連年戰亂，人們認為這個地區是缺乏秩序的；而一個能保持和平和穩定的地區通常被認為存在某種地區秩序。其次，這個定義以是否遵守規范作為秩序形成的必要條件。如一戰后，國際聯盟沒有能夠使各國遵守其規則，因而未能成功建立國際秩序，甚至還很快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后，國際秩序被定義為“狀態”以強調國際秩序的內涵，并與國際格局相區別。①周方銀同時提出，國際秩序是國家在重復博弈中形成的一種穩定的均衡狀態，必須建立在合作和可預測的基礎上。②

    與國際安全秩序類似，國際貿易秩序同樣也被認為是一種狀態。目前我國學界對國際貿易秩序的定義有一定的共識，認為它是一種國際貿易過程中相對穩定的狀態，具有社會客觀性、規律性、可預見性等特點；同時，國際貿易秩序也是在國際貿易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一種制度③或制度安排。④但是這個定義有三個缺陷。其一，它將國際貿易秩序等同于制度或制度安排。制度與制度安排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一系列基于主導價值觀的行為規則⑤，而后者則是包括了規則制定權在內的權力分配。⑥為了維護國際貿易的穩定性和可預見性，各貿易國需要遵守既定的行為準則和規范。與此同時，基于國際貿易權力的國際貿易制度安排也是形成國際貿易秩序過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它代表了貿易國之間為最大化國家利益而進行博弈的結果。①但不論是制度還是制度安排都不是一種狀態，而是形成狀態的要素，因此不能與秩序等同。其二，當前的定義無法被用于判斷國際貿易秩序的有無。殖民主義時期，殖民國家對其殖民地的掠奪式貿易都是長期、有規律、可預測的，且有相應的國家間協定和法律支持，這個時期是否存在某種國際貿易秩序？１９世紀末至二戰結束西方國家間長期的貿易保護同樣具有穩定的特征，是否也是一種國際貿易秩序？如果答案都是肯定的，那意味著國際貿易發展過程中不存在無秩序的時期。然而沒有混沌狀態進行對比，我們就無從談論秩序。其三，當前的定義無法被有效用于區別不同類型的國際貿易秩序。當舊秩序變遷為新秩序，秩序的形式與內涵必然發生變化。辨別新舊秩序之間的差別，要求國際貿易秩序的定義明確決定其類型的要素。

    基于已有的定義且考慮到其缺陷，本文將國際貿易秩序定義為貿易國自愿依據國際貿易規范與既定程序相互進行貿易的相對穩定狀態，具有開放性、合作性、可預見性等特點。這個定義強調了兩個重點。第一，貿易國自愿的貿易開放是國際貿易秩序存在的前提，可以被用于區分國際貿易秩序的有無。國際安全秩序以是否使用暴力作為秩序存在有無的判斷。在國際貿易秩序中雖然不存在直接的軍事暴力，但暴力卻可能強迫他國進行非自愿的貿易。殖民主義時期，殖民主義國家與其殖民地之間的貿易，更多是基于強迫而非自愿的合作。１８４０年英國用暴力敲開清王朝的國門，簽訂《南京條約》，開放了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個通商口岸。在《南京條約》的影響力下，中英之間的貿易是暴力而非自愿開放的結果，不應當被認為是某種國際貿易秩序的一部分。

    在自愿的前提下，國際貿易國之間是否開放貿易是判斷國際貿易秩序存在與否的主要依據。在他國采取重商主義貿易保護政策的情況下，單邊放開進口貿易保護的限制將有損于本國的國家利益。只有當貿易國之間達成相互開放貿易的協議時，國際貿易秩序才能產生。換言之，國家之間的貿易開放必須建立在兩國或多國合作的基礎上，因此大國間的貿易開放度可以作為判斷國際貿易秩序是否存在的標準。殖民國家與其殖民地之間的貿易是高度排外的，被殖民國家不允許與其他殖民國家進行交易，而各殖民國家之間貿易受嚴格的法律限制，當時大國間主要的貿易形式是非法走私，處于混亂的狀態。①因此，在英國主導推行自由貿易之前的殖民時期并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國際貿易秩序。同理，１９世紀末至二戰結束西方國家之間盛行的貿易關稅戰也不能被認為構成一個時期的國際貿易秩序。歐布瑞恩（Ｐａｔｒｉｃｋ　Ｋ．Ｏ’Ｂｒｉｅｎ）與皮格曼（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Ａｌｌｅｎ　Ｐｉｇｍａｎ）指出，１８７０年以后歐洲各國競相提高關稅的重要原因是英國與法、德、奧、意等主要大國的自由貿易協定到期且一直無法繼續達成協議②。各國之間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一直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其間，國際貿易的開放度非常低，③大國之間不存在合法的、成規模的國際貿易，因此也難以形成某種國際貿易秩序（見圖１“傳統貿易保護主義”）。二戰結束后，由美國主導的一系列關稅談判有效地促進了各貿易國之間的合作，貿易開放度提高，形成了長期穩定的國際貿易秩序。

    第二，某種價值觀主導下的規范與既定的程序是形成穩定國際貿易秩序的必要條件，也是判斷國際貿易秩序類型的主要依據。有學者用國際貿易秩序所處的國際體系來區分國際貿易秩序的類型。①但是，這種分類方式否認同一國際體系下出現不同類型貿易秩序的可能性，同時也暗示國際格局變化勢必伴隨著國際貿易秩序的變化，而本文認為兩者沒有絕對的相關性。約翰·魯杰（Ｊｏｈｎ　Ｒｕｇｇｉｅ）提出利用國際貿易秩序的內容、也就是貿易規范與既定程序所追求的主導價值觀（或魯杰原話所說的“社會性目的”ｓｏｃｉ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對國際貿易秩序進行分類。②根據這個標準，世界近現代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兩個類型的國際經濟秩序。第一類出現在１９世紀中葉至１９世紀末，是由英國主導的放任式自由經濟秩序（ｌａｉｓｓｅｚ－ｆａｉｒ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ｄｅｒ）。依據自由貿易的主導價值觀，貿易國之間簽訂貿易協定，降低貿易關稅并互相開放市場；國際貿易完全基于市場經濟規律，國家不對貿易活動進行干預。第二類是二戰結束后由美國主導的嵌入式自由經濟秩序（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ｄｅｒ）。與放任式自由經濟秩序相同，嵌入式自由經濟秩序的貿易規則要求貿易國降低各自的關稅，對外開放市場，尊重市場經濟規律；兩者不同的是，國家對于貿易活動的干預也是嵌入式自由經濟秩序的一部分。在嵌入式自由經濟秩序中，國家可以在某些條件下采取臨時的貿易保護措施，以避免國際自由貿易對本國國內產業造成嚴重損害。

    冷戰結束之后的２７年間，特別是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機發生之后，國際貿易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針對這些變化，學者們形成了針鋒相對的兩個陣營對國際貿易秩序做出了完全相反的判斷。一派學者指出，由于新興經濟體在國際貿易中地位得到提升而美國霸權相對衰落，國際貿易秩序已經發生改變。而另一派分學者則認為，雖然國際貿易格局發生改變，但國際貿易制度尚未受到沖擊，因此國際貿易秩序沒有發生改變。

（一）冷戰結束以來的貿易格局變化

    自冷戰結束以來，國際貿易格局的變化呈現兩個特點。首先，新興經濟體在國際貿易中的占比不斷提高，而與之相對應的是發達國家在國際貿易

    中占比的不斷萎縮。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ＯＥＣＤ）２００９年的報告就指出，新興經濟體中的中國和印度等國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已經完全不亞于ＯＥＣＤ組織中的高收入國家。①２０１６年世貿組織的貿易數據顯示，中國的貨物與服務貿易出口總額約２．３萬億美元，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國；而美國的出口總額約為２．１９萬億美元，排第二。②

    其次，區域優惠貿易協定的數量出現爆發性增長。自二戰結束以來，各成員區域貿易談判同關稅與貿易總協定（ＧＡＴＴ）談判平行進行，其數量緩慢增加。１９９０年，全球一共約有７０個區域優惠貿易協定。１９９０年后，區域優惠貿易協定的數量明顯增加；至２０１０年，其數量增加至約３００個③。截至２０１６年，全球有４４５個活躍以及６５９個不活躍的區域優惠貿易協定，所有世貿組織成員都至少是一個區域優惠貿易協定的簽約成員。④

    新興經濟體國際貿易地位的提高與區域優惠貿易協定數量的增加改變了國際貿易領域規則制定權的分配。在東京回合（始于１９７３年）之前，美國牢牢把握著國際貿易規則的制定權，因而能夠隨意改變國際貿易規則。１９７０年后，歐共體的實力上升，美國開始相對衰落，國際貿易規則的制定通常需要這兩大勢力協商完成。這時就出現了ＧＡＴＴ貿易談判中的“綠屋”機制。所有重要的議題都由美國和歐共體在綠屋中首先達成協議，然后帶到ＧＡＴＴ全體成員國會議中投票通過。這個過程中，其他成員國只有支持和不支持提案兩種選擇，無法對具體條款提出修改意見。所以，即便ＧＡＴＴ規定提案必須得到所有成員國一致同意才能通過，國際貿易規則的制定權實質上集中在美國和歐共體的手中。

    ２０００年以后，世貿組織的貿易規則制定權越來越分散。１９９９年世貿組織西雅圖會議遭到大規模的游行抗議，世貿組織意識到它必須增加貿易規則制定的開放性和透明度以增強自身的合法性。因此，多哈回合的綠屋會議成員開始增加。貿易大國如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印度、巴西、中國等先后加入綠屋會議，被稱為四位體（Ｑｕａｄ）、新四位體（Ｎｅｗ　Ｑｕａｄ）、六國集團、七國集團等。在討論具體議題時，世貿組織秘書處也會邀請相關的利害國加入綠屋磋商。世貿組織成員還組成了各種談判小組，如東盟談判小組（ＡＳＥＡＮ　Ｇｒｏｕｐ）、亞太經合組織談判小組（ＡＰＥＣ　Ｇｒｏｕｐ）、奧斯陸談判小組（Ｏｓｌｏ　Ｇｒｏｕｐ）和最不發達國家談判小組（ＬＤＣｓ）。談判小組的代表也會受邀加入綠屋。①綠屋會議成員的增加意味著世貿框架下貿易規則制定權的變化，即變得更加分散。

    與此同時，區域優惠貿易協定的爆發性增長進一步分散了國際貿易規則的制定權。區域優惠貿易協定的存在是世貿組織最惠國原則的特例。區域優惠貿易協定允許其簽約國之間存在更低的進口關稅稅率，而世貿組織成員不能依據最惠國原則自動享有同樣的稅率。這個特例的存在有其歷史原因。１９４７年ＧＡＴＴ簽署時，一些國家之間已經存在區域優惠貿易協定（比如英國與其附屬領地之間）。②為了推動多邊貿易協定的簽署，ＧＡＴＴ中附加了一個關于區域優惠貿易協定的條款，成就了最惠國待遇原則之外的這個特例。１９７９年和１９９４年ＧＡＴＴ的修訂與世貿協定都繼續承認區域優惠貿易協定的合法性，且將區域優惠貿易協定的范圍從貨物貿易擴大到服務貿易、投資等領域。①與多邊貿易談判比較，實力較弱的貿易國在雙邊優惠貿易談判中可以擁有相對多的話語權。許多貿易規模較小的國家如新加坡、智利等正在通過積極參與自貿區的建立來獲得貿易規則制定權。

（二）霸權穩定論的推論

    國際貿易格局的變化引發了學界對國際貿易現狀的大量討論。張亞斌和范子杰指出，近年來，新興經濟體（特別是中國）迅速崛起，美國等傳統貿易強國貿易地位下降，在國際貿易多極化、區域化的過程中，發展中國家開始獲得更多的貿易規則特別是區域貿易規則的制定權。這使得以世貿組織為基本框架的多邊貿易規則被弱化，也促使美國等傳統貿易強國轉向單邊主義貿易，進一步破壞多邊貿易規則，因而對當前的秩序造成嚴重挑戰，甚至改變了國際貿易秩序②。

    這一論述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國際貿易霸權穩定論推導而來的。霸權穩定論假定保證自由貿易原則不被破壞的強制行為（而非自由貿易本身）是一個公共產品。③金德爾博格（Ｋｉｎｄｌｅｂｅｒｇｅｒ）在《１９２９—１９３９世界經濟蕭條》一書中指出，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國際貿易的混亂狀態正是因為沒有一個霸權國提供這個公共產品。他同時指出世界經濟需要一個且只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霸權國來維護其穩定性，因為兩個或者更多國家作為穩定者會增加談判的難度和成本，進而阻撓國際合作的進程。①其他霸權穩定論者則指出，“特權小團體”也可以與霸權國一起扮演領導者角色來穩定世界經濟，但前提是這個小團體承認和繼承霸權秩序下的貿易原則。②基于這個理論，霸權國的衰落會在很大程度上威脅國際貿易秩序的穩定。伊肯伯里（Ｇ．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指出二戰結束以來的（西方）國際秩序是建立在美國“自由霸權”（ｌｉｂｅｒａｌ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ｃ）契約之上的。美國提供了國際秩序所需的公共產品，包括保障了自由開放的國際貿易，而國際格局的變化使得美國需要克服更多困難（包括來自美國國內的壓力以及來自其他國家的議價）以提供同樣的公共產品。③因此，國際秩序包括國際自由貿易秩序的穩定性正面臨日益增加的風險。

    國際貿易觀察家為這個推論進一步提供了支持的證據。西蒙·伊文奈特（Ｓｉｍｏｎ　Ｅｖｅｎｅｔｔ）根據全球貿易預警組織（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ｌｅｒｔ）的數據分析認為，作為貿易大國的２０國集團（Ｇ２０）成員國在國際貿易中訴諸貿易保護政策的傾向遠遠大于預期。２００８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各國臨時采取的貿易保護措施激增；直至２０１０年全球經濟回暖，新的保護性措施數量才有所下降，貿易保護主義的趨勢得到遏制。然而僅僅３年以后，貿易保護措施的數量再次在全球范圍內大幅增加，甚至超過２００９年的水平。２０１３年Ｇ２０圣彼得堡峰會后的一年內，全球貿易預警組織追蹤到由Ｇ２０國家發起的４５７起貿易保護措施。中國是這些貿易保護措施最大的受害國，幾乎每２９小時就有一項貿易保護措施是針對中國的商業利益。④

國際貿易從２０１３年開始呈現的疲軟狀態一直持續到２０１６年末。特朗普成功當選美國總統，并公開發表具有濃厚貿易保護主義色彩的言論。這使得國際社會對貿易保護主義的擔憂達到一個頂點。全球貿易預警組織２０１７年的報告指出，美國的保護性政策傷害到其Ｇ２０貿易伙伴的頻率較前一年同期高出２６％。而僅僅２０１７一年，美國發起的保護性措施就超過了奧巴馬第二任期的總數。與此同時，美國為其貿易伙伴提供的商業機會較前一年同期下降了４９％。報告認為，美國向貿易保護主義的轉變在很大程度上給國際貿易秩序帶來了危機。①莫滕森（Ｍｏｒｔｅｎｓｅｎ）認為，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以世貿框架為基礎的國際自由貿易秩序正在慢慢失去其合法性、權威性和程序正當性。這表明多邊主義、主權和市場自由化三者之間的關系正經歷深層次調整，同時國際自由秩序下的貿易合作也籠罩在陰云下。②

（三）制度穩定論的假設

    相對于霸權穩定論追隨者對國際貿易秩序穩定性的擔憂，制度主義者對當前國際貿易秩序抱有更多的信心。制度主義理論認為一個成熟的國際制度能通過一系列正式與非正式的規則與規范為行為體建立一個行為框架。這個框架決定了行為個體理性選擇的基礎，降低了重復行為的轉換成本，并以此將行為體的既得利益捆綁于制度的穩定性上。③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貿易制度已經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制度化程度。蘇珊·阿洛森（ＳｕｓａｎＡａｒｏｎｓｏｎ）和羅德萬·艾卜哈（Ｍ．Ｒｏｄｗａｎ　Ａｂｏｕｈａｒｂ）的研究表明，世貿組織的多邊規則不僅在國家層面有很深的制度化程度，而且已經內化并影響了世貿組織成員的國內從業者。不論是成員還是國內從業者都學會了如何從世貿組織多邊規則中受益。④如果以世貿框架為基礎的國際貿易秩序發生崩潰，世界上大多數貿易國包括中國和歐盟的利益都會受到巨大的威脅。

    基于經濟模型的推演，鄧肯·施耐德爾（Ｄｕｎｃａｎ　Ｓｎｉｄａｌ）認為當霸權國無力或者放棄提供保障國際自由貿易的公共產品時，擁有次一級力量的其他貿易大國會選擇通過集體行動的方式維護國際貿易秩序的穩定。因此，沒有理由相信霸權相對衰落會讓國際經濟秩序發生崩潰。鄧肯·施耐德爾進而強調所謂國際貿易的失序，其實只是美國對秩序控制力的失去。①

    針對區域優惠貿易協定沖擊世貿組織多邊框架的觀點，有研究指出，在政府更重視生產者利益而非消費者福利的情況下（即目前的普遍情況），國家間的雙邊貿易有利于國際自由貿易的穩定性。②世界銀行的一項研究也表明區域優惠貿易協定在促進區域貿易增長的同時，并未降低區域間的貿易；同時也沒有證據能夠證明區域優惠貿易協定已經對世貿組織多邊框架造成沖擊和損害③。

    綜上所述，霸權穩定論者與制度穩定論者對當前國際貿易的狀態給出了完全相反的判斷。霸權穩定論者認為，國際貿易格局的改變與美國霸權的相對衰落改變了國際貿易領域公共產品提供者的能力和意愿，因此造成了國際貿易秩序的動蕩。制度穩定論者則認為當前的國際貿易制度已經處在很高的制度化水平，近年來國際貿易增長的放緩并不影響整體秩序的穩定。兩種判斷都有實證的支持，但是各自的證據尚不足以對國際貿易秩序的變化做出全面而客觀的描述。

    本文對１９９６—２０１６年國際貿易秩序的變化進行測量，以判斷過去２０年間國際貿易秩序是否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選擇１９９６年作為研究起始時間的

    主要原因是，冷戰結束國際格局發生巨大變化，烏拉圭回合談判締結的協議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國際貿易規則。對于冷戰時期至世貿組織成立世界貿易秩序是否發生改變，目前尚無定論，但可以確定的是，１９９５年世貿組織成立時國際貿易秩序被公認是存在的。因此，本文以世貿組織成立時的世界貿易秩序作為比較基準，來判斷此后２０年世界貿易秩序是否發生了變化。

    基于國際貿易秩序的定義以及已有文獻的分析框架，本文認為國際貿易秩序的變化可以通過以下三個指標的變化加以辨別（見圖２），即：貿易開放度，用以判斷國際貿易秩序的存在；主導價值觀下的貿易規則，用以判斷國際貿易秩序的類型；貿易國違反貿易規則的頻率，用以判斷秩序的穩定性。

1.貿易開放度

    根據定義，只有當世界上的貿易國自愿地采取貿易開放政策，國際貿易秩序才有可能存在。換句話說，國際貿易的開放度是國際貿易秩序存在的必要條件，也是判斷秩序存在與否的重要依據。克萊斯諾（Ｋｒａｓｎｅｒ）提出三個衡量國際貿易開放度的指標，包括平均關稅、各國貿易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以及貿易模式。①關稅通常被認為是貿易開放度的重要指標，但關稅的數值不能完全代表貿易的開放程度。只要能抵消進口商品相對于國內競爭產品的比較優勢，較低的關稅也能有效阻礙國際貿易，因此貿易開放度還需要參照另兩個指標。貿易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越高，意味著該國的貿易政策越開放。當該指標在多數國家提高，國際貿易開放度就提高了。貿易模式具體指的是貿易的集中程度，或者是區域化程度。在全球貿易不確定性增加的情況下，貿易大國可能會尋求建立貿易區域，增加與區域內國家之間的貿易，以對抗全球貿易中的變化，并最大化自身利益。１９世紀末２０世紀初普魯士國家之間的排外性貿易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貿易區域化程度的增加會降低貿易大國之間的貿易往來。因此貿易的集中程度越高，國際貿易開放度越低。①

    本文借鑒克萊斯諾對貿易開放度的測量標準，綜合關稅水平、各國貿易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以及貿易的區域集中度，對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１６年的貿易開放度變化進行描述。如果國際貿易開放度在這２０年間呈上升趨勢或與１９９６年相比沒有減少，則說明當前存在國際貿易秩序。

2.主導價值觀下的貿易規則

    貿易規則是否改變以及多大程度上發生改變，也是衡量國際貿易秩序變化的一個重要依據。１９９４年烏拉圭回合結束、１９９５年世貿組織成立，標志著國際多邊貿易規則的再一次確立，奉行自由貿易、公平競爭、透明化、不發達國家保護與環境保護五大原則。而２００１年開始的多哈回合中，各貿易國始終未能就國際規則的進一步修改達成一致。②因此，現行的世貿框架下國際多邊貿易規則與１９９５年相比沒有發生改變。在此背景下，本文關注貿易規則變化的重點是１９９６年之后簽訂的區域優惠貿易協定在多大程度上與世貿框架下的貿易規則發生沖突。

    由兩個或數個國家磋商簽訂的區域優惠貿易協定是平行于世貿協定的，可以不受其框架的限制。因此，區域優惠貿易協定的具體貿易規則既可能支持也可能反對世貿協定中的有關理念和規則。理論上來說，可能出現四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強烈反對世貿協定的有關規則，并有針對性地提出相反的理念和規則。第二種情況是，反對有關規則，在新協定中故意抹去、弱化相關概念，或者規定某些條件下可不執行有關規定。第三種情況是，支持有關規則，在新協定中只有推動規則實施的倡議，并未對此做出細致的規定；或者對執行的條件做出更嚴格的規定；或者在同一原則下做出與世貿協定不同的規定。第四種情況是，強烈支持有關規則，在新的協定中肯定世貿協定的相關規則，或者在此基礎上做出更細致更深入的具體規定。如果與世貿協定相比，區域優惠貿易協定所反映的主導價值觀沒有發生改變，即第三和第四種情況，則認為當前的國際貿易秩序類型沒有發生改變。

3.貿易規則被破壞頻率

    前兩項都是構成國際貿易秩序的要素，而這第三項是對國際貿易秩序穩定性的預期，是對前兩項指標的補充。單個貿易國一次違反世貿規則不會對國際貿易秩序的穩定產生影響，但如果世界范圍內違反世貿規則行為的頻率增加，則意味著當前國際貿易規則與貿易國利益的沖突增加，那么現有秩序的穩定性就可能會受到沖擊。

    本文通過三個指標測量貿易國違反世貿規則的頻率。貿易額的增加會帶來貿易摩擦的增加，因此比較每年貿易救濟數量的絕對值沒有參考價值。這里的三個指標都是比較每萬億美元貿易額的貿易摩擦數量。第一個指標是貿易國就每年每萬億美元貿易額發起的貿易救濟數量。貿易國通常都重視本國國內產業的利益，如果其他貿易國違反貿易規則損害其利益，該國會依據世貿規則發起貿易救濟調查。如果發起國出于其他利益（比如政治利益）開展貿易救濟調查，也可以被視為違反世貿規則。第二個指標是貿易國就每年每萬億美元貿易額向世貿貿易爭端機構提出仲裁的數量。一般發生比較嚴重的違規事件且當事國因本國利益無法達成和解或通過貿易救濟措施解決時，貿易國可能向貿易爭端機構提出仲裁要求。第三個指標是世貿組織成員國采取非世貿框架下貿易救濟措施的保護性政策比例。西蒙·伊文奈特報告稱，全球貿易預警組織數據庫在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機后收集到貿易國大量的保護性措施，其中有一部分不是世貿框架允許的保護性貿易政策，且沒有被上報給世貿組織秘書處，因此沒有被體現在世貿組織的數據庫中。①測量這個指標有助于了解各貿易國是否正在放棄世貿組織多邊框架下的貿易救濟準則。如果世界主要貿易國使用單邊貿易限制政策的頻率增加，則認為國際貿易秩序的穩定性受到威脅。

（一）貿易開放度變化

    本節通過對關稅平均值、貿易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貿易集中度三個指標的檢驗，比較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１６年的國際貿易開放度。從世貿組織２０１３年的關稅報告來看，全球貨物貿易價值自１９９６年以來總體呈快速上升趨勢，而世貿組織成員的實際最惠國待遇關稅的平均值一直呈穩步下降趨勢（圖３）。

    世界銀行出具的一份全球貿易實際關稅加權平均值的數據進一步指出，全球主要的貨物貿易以及服務貿易實際關稅１９９６年以后迅速下跌，并長期保持在低水平，２００８年以后也沒有發生明顯變化（見圖４）。

 對比世界主要貿易國１９９６年、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１６年的平均關稅同樣可以看到，美國、歐盟、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及中國２０１６年的平均關稅及加權平均值與１９９６年相比分別明顯下降。其中，美國和日本下降幅度在３０％到４０％左右，歐盟降幅在４０％到５０％之間。澳大利亞、加拿大和中國的降幅最為顯著，在５０％到６０％之間。此外，主要貿易國２０１６年關稅簡單平均值的標準差也較１９９６年明顯減小。比如歐盟，１９９６年的數據是２０．３３，是２０１６年的３．８４倍；澳大利亞是３．３倍；中國也達２．３５倍。美國與日本的標準差略有下降。關稅簡單平均值標準差的下降意味著，貿易國各類貿易商品關稅同步下降，征收高額關稅的進口產品種類減少。需要指出的是，２０１６年各國關稅平均值的數據與２００６年相比沒有太大差異，這說明近年國際貿易關稅水平與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機發生之前相似（見表１）。

    貿易國對外依存度是國際貿易開放度的第二個指標。為了調查國際貿易中各國對外貿易依存度在過去２０年間的變化，本文選取了９個世界主要貿易國②的數據進行分析，包括澳大利亞、加拿大、中國、德國、印度、日本、俄羅斯、英國和美國。結果顯示，貨物貿易占比自１９９６年逐步上升，至２００９年突然滑落，其后兩年緩慢回升之后略呈下降趨勢。同時，服務貿易占比自１９９６年起一直呈上升趨勢，且沒有受到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機的明顯影響。從總體上來看，自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１６年，主要貿易國對外貿易占國家收入的比重呈小幅波動，沒有重大變化（見圖５）。

    國際貿易開放度的第三個重要指標是貿易的集中度。一般認為區域優惠貿易協定會導致區域內貿易的增長，同時導致區域外以及區域間貿易的減少。本文選擇了四個主要優惠貿易區進行比較，包括北美自貿區（ＮＡＦＴＡ）②、歐盟（ＥＵ）、東盟自貿區（ＡＳＥＡＮ）③、東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場（ＣＯＭＥＳＡ）④，它們分別代表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與欠發達地區成熟的區域優惠貿易協定。研究還調查了中國在過去１５年間與其區域協定伙伴的貿易狀況。中國作為國際貿易地位迅速崛起的貿易大國，理論上最有可能提高其貿易集中程度以提升自身在區域的影響力。

    北美自貿區、東盟自貿區、東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場都是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建立的，成員一直相對穩定。數據顯示這三個自貿區自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５年的區域外貿易總體沒有較大變化。北美自貿區區域外進口占總進口額的比重有所下降，平均值為３５．１２％，標準差０．０２２；但出口比重上升，均值為４７．９５％，標準差０．０３２。東盟自貿區在過去１５年間對區域外貿易沒有太大變化，進口貿易比重和出口貿易比重分別是７５．３１％和７６．３６％，標準差均為０．０１。東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場雖然區域外出口貿易比重微降，但依舊是主要的貿易方式，比重占到總出口的９３．８３％，標準差０．０１９（見表２）。

表２　主要貿易區／貿易國區域外貨物貿易比重（２０００—２０１５）①

    歐盟前身之一的歐洲經濟共同體誕生于１９５７年３月２５日，最初有６個成員國。其后６０年間，歐共體和后來的歐盟數次擴大。２００４年，歐盟成員國數量由１５個擴大到２５個，貿易內容包括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７年又再次擴大。現在歐盟共有２８個成員國。然而，盡管歐盟成員國數量增加，區域內貿易的比重并未增加。數據顯示，歐盟區域外出口貿易和進口貿易比重都有微升，平均值分別是３３．５４％和３５．５８％，標準差為０．０２４和０．０２３（見表２）。

    中國在２００１年簽署了第一個區域優惠貿易協定，即《亞太貿易協定》。至２０１５年中國與１３個國家、地區簽署了自貿協定②。數據顯示，在這１５年間，中國與其自貿伙伴間貿易占其總貿易額的比重略有增加，但中國區域外貿易依然占對外貿易的主體，區域外出口貿易比重和進口貿易比重分別為８１．２％和７１．０６％，標準差為０．０２６和０．０２１。

    總結來說，自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１６年，全球關稅在世貿框架下明顯下降，且長期保持在低水平的位置；世界主要貿易國對外貿易依存度未發生明顯變化；世界重要優惠貿易區區域外貿易比重沒有明顯變化。另外，作為一個貿易地位迅速上升的貿易國，中國并未如理論預期的那樣，注重提高區域貿易的比重。全球貿易仍是中國對外貿易的關注重點。綜合以上三個指標，本文認為國際貿易的開放度在過去２０年間沒有發生改變。

（二）貿易規則變化

    世貿組織秘書處自２００６年開始有計劃地對實施中的區域優惠貿易協定展開調查，對協議中的重要貿易規則進行評估，涵蓋內容包括服務貿易條款①、貨物市場準入條款②、知識產權條款③、反傾銷條款④、貿易爭端解決條款　　①、貿易保障措施條款②、貿易便利化條款③、技術壁壘條款④、投資條款⑤、以及中小型企業保護條款⑥。這些報告成文時間不同，調查對象范疇亦有所區別，有些將研究范圍設為向世貿組織秘書處通報的區域優惠貿易協定，有些只研究實體區域貿易協議（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ＴＡ），即將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分別通報的區域貿易協定。上述因素局限了本文對區域優惠貿易協定規則調查的完整度，但不會影響本文定性分析的結論。

    １．服務貿易：分析認為，區域優惠貿易協定中關于服務貿易的條款與世貿服務貿易協定存在差別和創造性，但未造成有影響力的改變。一部分協定在其服務貿易條款中有關國民待遇的規定有一些大膽嘗試，但具體效果需要時間檢驗。區域優惠貿易協定并未對世貿框架下有爭議的議題（比如國內管控、保障措施和補貼）進行嘗試。

    ２．市場準入：多數區域優惠貿易協定贊同世貿協定市場準入條款，并表示無條件支持。盡管如此，區域優惠貿易協定中農產品貿易的市場準入呈現出相反趨勢。許多農產品，如糖、飲料、谷物、奶制品和肉類，被排除在市場準入名單外，受到貿易保護。這些準入規定較世貿協定有所倒退。另外，該評估報告并未對服務貿易的市場準入做出分析與評價。

    ３．知識產權：自世貿組織成立以來，更多的區域優惠貿易協定包涵了知識產權條款。目前超過三分之二的協定承諾對知識產權進行保護，三分之一的協定對知識產權的具體內容如專利、商標、版權等進行了具體規定，但是這些具體規定差別很大，有近４０％并不涉及核心問題。此外，知識產權條款的分布具有集群效應，主要包括歐洲自由貿易聯盟、歐盟、美國與智利、日本、墨西哥組成的集群，不同集群對知識產權條款的具體細節有不同的規定。

    ４．反傾銷：在提及反傾銷規則的１９２個區域優惠貿易協定中，超過９０％支持世貿協定的反傾銷規則。這些協定或重申世貿協定對反傾銷措施的有關規定，或規定直接引用世貿反傾銷協定。沒有證據顯示區域優惠貿易協定的成員國更多地被賦予對其他締約國使用反傾銷措施的權力。只有１８個區域優惠貿易協定包含了與世貿反傾銷協定不同的反傾銷規則，但新規則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締約國對反傾銷措施的使用模式。

    ５．爭端解決機制：分析指出，區域優惠貿易協定的爭端解決機制與世貿框架下的機制相比，沒有太多不同。例如，兩者都包括最初的協商階段、其后的第三方專家組仲裁以及最后的實施階段。事實上，大多數區域優惠貿易協定爭端解決機制的制度化程度遠遠低于世貿框架下的機制。在細節上，有些區域優惠貿易協定爭端解決機制對信息透明度的要求更高，另一些允許采取臨時救濟措施或者罰款，還有一些要求更短的執行期限。

    ６．貿易保障機制：貿易保障機制在不同區域優惠貿易協定中的差別很大，甚至在同一貿易國與其貿易伙伴達成的協定中也有許多差異。總體來說，約有四分之一的協定明確規定締約國互相不適用貿易保障機制，或者在全球貿易保障機制被觸發的情況下，繼續保持區域內貿易。這在事實上造成了對區域外貿易的歧視。另有一部分協定收緊了貿易保障機制實施的條件，在全球貿易保障機制被觸發的情況下，只提高關稅而不使用其他貿易壁壘；或者規定當進口國拒絕提供原本許諾的補償時，出口國有權立即進行貿易報復。這些規定可能降低貿易國對使用全球貿易保障機制的訴求。然而在近年的雙邊貿易協定中，有少數區域優惠貿易協定放松了對啟動雙邊貿易保障機制的條件，使得貿易保障措施在更多情況下可以被使用。

    ７．貿易便利化：早期的區域優惠貿易協定通常沒有貿易便利化的相關條款，但到２０世紀９０年代末，這類條款開始受到很大重視。世貿組織談判在很大程度上同時推進了多邊以及雙邊／區域貿易中貿易便利化條款的發展。不同區域優惠貿易協定中貿易便利化條款的具體內容多樣，但總體來說呈現三大趨勢。首先，雖然與邊境相關的海關議題依舊是貿易便利化的一個主要內容，但邊境背后更深入的相關問題也開始引起重視。第二，區域優惠貿易協定中貿易便利化的相關條款變得更加成熟、深入、清晰和明確。在某些最近達成的協議中，相關條款的細致程度已經超過了世貿協定中的規定。第三，早期形式和內容多樣的便利化條款近年呈現趨同態勢，且有證據表明，它們已經反過來促進世貿多邊相關規則的發展。

    ８．技術壁壘：越來越多的區域優惠貿易協定對技術壁壘條款進行了越來越細致的規定。２０１０年以后簽署的協定幾乎都包含了相關條款。這些區域優惠貿易協定所包含的技術壁壘條款中，絕大多數直接援引并肯定了世貿協定的技術壁壘條款，只有極少數對條款進行了修改。從現有數據看，這些極少數的修改條款幾乎對當前世界多邊貿易沒有影響。

    ９．投資條款：絕大多數區域優惠貿易協定的投資條款在很大程度上借鑒或復制了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ＵＮＣＴＡＤ）框架下的雙邊投資協定（ＢＩＴ），而非依照世貿協定在《服務貿易總協定》（ＧＡＴＳ）和《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議》（ＴＲＩＭｓ）中對國際投資的相應規定。區域優惠貿易協定采用了ＢＩＴ對投資者和投資行為的定義，提供了類似的保護權利，包括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公平與公正待遇以及征收規則，且兩者都給予投資者使用投資者－貿易國爭端解決機制的權力。兩者的差別在于，首先區域優惠貿易協定很少包含投資自由化的條款（除了美國和加拿大與其他國家２００４年以后達成的有關協議）；其次，區域優惠貿易協定并不重視投資保護方面的條款；第三，區域優惠貿易協定包含了服務（包括金融服務）投資、可持續發展以及機構間合作的補充條款。這些是ＢＩＴ協定沒有也不可能達成的。

    １０．中小企業保護：超過半數的區域優惠貿易協定有中小企業保護相關條款，但分析指出這些條款形式多樣、內容繁雜，且更多情況是出現在其他條款中，比如投資和服務、政府手續、電子商務、貿易便利化、知識產權等。主要內容包括兩類：一是明確中小企業以及支持中小企業的項目不需要承擔協定規定的部分義務；二是在電子商務和政府手續中推進與中小企業的合作。與世貿協定的中小企業條款類似，區域優惠貿易協定中的相關條款目前還處在口號式推動狀態，沒有實質性影響力。

    綜上所述，現有的區域優惠貿易協定并未推翻世貿協定框架下的貿易規則。在本文檢驗的１０類重要貿易規則中，服務貿易條款、貿易爭端條款、貿易便利化條款以及技術貿易壁壘條款在整體上與世貿協定的相關條款一致；少數協議在世貿協定的基礎上，對條款細節做出更詳細的規定。貨物市場準入條款、知識產權條款、反傾銷條款以及中小企業保護條款原則上支持世貿框架下的相關貿易規范，但對具體規則進行了修改，或者弱化了相關規定，或者增加了實施條件。區域優惠貿易協定中的投資條款和貿易保障措施條款與世貿協定的有關條款差別較大，但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復制了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的相關條款。世貿組織與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一直是國際貿易領域的代表，因此，盡管投資條款與世貿協定的有關條款不同，也不應被視為改變了原有的貿易規則。貿易保障措施的有關條款可能是唯一挑戰原有貿易規則的部分，但分析指出，近年達成的區域優惠貿易協定又再度強調貿易保障措施的重要性，因此其未來走向目前還很難評判。

（三）貿易規則被破壞頻率

    本節通過三個指標測量貿易國違反世貿規則的頻率：（１）世貿組織成員就每萬億世界貿易額發起貿易救濟措施的頻率，（２）世貿組織成員就每萬億世界貿易額向世貿爭端解決機構申請貿易仲裁的頻率，（３）世貿組織成員采取非世貿框架下貿易救濟措施的保護性政策比例。指標（１）和指標（２）借助世貿組織數據庫，指標（３）來源于對全球貿易預警組織數據庫與世貿組織數據庫的對照比較。

    從總體上看，世貿組織成員使用貿易救濟措施頻率在過去２０年間呈下降趨勢。在２０００年前后，全球貿易救濟措施發起頻率最高。１９９９年，全球每萬億美元貿易額就約有４９起反傾銷調查（ＡＤ）、５起反補貼調查（ＣＶ）和２起貿易救濟措施（ＳＦ）被發起。自２００１年起，國際貿易救濟措施的發起頻率逐年大幅下降，并在２００７年達到最低點。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機爆發，國際貿易受到巨大影響。全球貿易救濟措施的發起頻率在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上升，而后又開始回落，２０１１年達到歷史最低點。２０１２年起，全球貿易救濟措施的發起頻率再次上升。２０１６年世貿組織成員發起３００起反傾銷調查，平均每萬億美元貿易額有１５起調查，超過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機時的水平；但是圖表也同時顯示，這個水平與２００５年時相當，遠低于２０００年前后的水平（見圖６）。

    世貿組織成員向世貿爭端解決機構提出仲裁申請的頻率也同樣呈下降趨勢。如圖７所示，自１９９７年起，全球貿易中每萬億美元貿易額貿易爭端仲裁發起的頻率逐年下降，并在２０１１年到達最低點。唯一的例外是２００２年，該年超過半數的貿易爭端仲裁申請是由美國、歐盟對其貿易伙伴發起的（中國不是主要對象）。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６年，貿易爭端仲裁的發起頻率小幅上漲，但基本維持在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０年的低水平。

    世貿組織成員使用貿易救濟措施和貿易爭端仲裁頻率的下降并不意味著他們更多地選擇其他貿易保護政策。全球貿易預警組織收集了Ｇ２０國家在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６年間的貿易保護性政策數量，其中包含了通報給世貿組織秘書處的貿易救濟措施。根據全球貿易預警組織的數據，Ｇ２０國家事實上大量使用了非世貿框架下的貿易保護性政策，這些政策有損于其貿易伙伴的利益。②然而如圖８顯示，Ｇ２０國家使用非世貿框架下貿易保護性政策占其總體保護性政策的比例呈下降趨勢。這意味著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機之后，

或許國際貿易秩序在短時間發生了失序，但失序的影響正在減弱。Ｇ２０國家更多地回歸世貿框架，使用框架下的貿易救濟措施保護本國利益，而不是繼續走向單邊與不透明的貿易保護政策。結合前兩項指標，國際貿易秩序的穩定性預期正在增強。

    本文測量結果有助于回應當前關于國際貿易秩序的三個重要爭論。首先，針對近年“全球貿易相對萎縮與國際貿易碎片化導致國際貿易發生失序”的爭論，本文的數據分析顯示，盡管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６年全球貿易量呈負增長趨勢，但２０１６年世界貿易額的絕對值與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前基本持平。世界主要貿易國的關稅水平依舊保持低位。雖然２０１３年以后全球主要貿易國的貨物貿易對外依存度逐年下降，但服務貿易對外依存度持續上升。與此同時，沒有證據顯示國際貿易的區域集中化程度顯著上升。在本文選取的主要自由貿易區案例中，多數區域內貿易占總貿易額的比例沒有明顯變化，歐盟的區域內貿易占比甚至略有下降。綜合關稅水平、貿易依存度和國際化／區域化程度三個指標，國際貿易的開放度最近１０年未有明顯下降。根據本文對國際秩序的定義，國際貿易的開放度是判斷國際秩序有無的主要標準，因此本文認為當前的國際貿易領域存在秩序。

    第二個爭論是關于“區域優惠貿易協定的爆發性增長是否改變了國際貿易規則”。區域優惠貿易協定賦予各貿易國自主制定貿易規則的權力，但這并不意味著貿易國愿意舍棄以世貿協定框架為代表的現有貿易規則。盡管有貿易國對部分現有的貿易規則細節有所不滿，但多數國家對當前的貿易原則是認可且支持的，畢竟１９９５年以來國際貿易在世貿框架下的蓬勃興盛是有目共睹的。本文就１０個主要國際貿易規則分析對比了世貿協定和區域優惠貿易協定的相關內容。結果顯示，雖然區域優惠貿易協定在具體規則的細節上存在多樣性，但是這些協定所反映的貿易原則與世貿框架保持了高度一致。根據國際貿易秩序的定義，貿易規則所反映的主導價值觀決定國際貿易秩序的類型。盡管區域優惠貿易協定對具體的貿易規則細節做出了多樣的規定，本文并不認為當前國際貿易領域的主導價值觀發生改變，因此國際貿易秩序的類型沒有發生改變。

    第三個爭論是關于過去２０年間“國際貿易中的保護主義上升破壞國際貿易秩序的穩定性”。從數據上看，自２０１３年以來各國之間的貿易摩擦頻率有所升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１６年每萬億美元的貿易量全球發起的貿易救濟措施為１５起，與２０１３年相比只增加了３起，與２００５年持平。與之產生強烈對比的是世貿組織成立的前五年，全球貿易救濟措施的平均發起頻率達到每萬億美元３８起。如果我們認為２００５年前后存在良好的國際貿易秩序，為什么２０１６年的秩序就被認為受到貿易保護主義的威脅？也有學者提出世界貿易大國更多地采用單邊貿易保護政策，而非世貿框架下允許的貿易救濟措施。全球貿易預警組織的數據則證明，Ｇ２０成員國使用非世貿框架下的貿易保護政策的比例自２００９年以來逐年下降。這意味著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１６年各貿易國破壞貿易規則行為的頻率總體呈下降趨勢，國際貿易秩序的穩定性較強。

    結合以上三個結論，本文認為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１６年國際貿易格局的改變沒有造成國際貿易秩序本質上的變化，即國際貿易保持有序狀態，貿易秩序的類型沒有發生變化，秩序存在較好的穩定性。這與傳統貿易理論對貿易格局和貿易秩序關系的理解不相符合，而國際貿易格局改變的方式不同是其主要原因。傳統理論中，國際貿易格局的改變意味著國際貿易規則的制定權由某一個或某幾個國家手中轉移到另一個或另幾個國家手中。與之不同的是，當前國際貿易格局的改變特點是將國際貿易規則的制定權由一兩個經濟體獨占分散到由多個經濟體共同享有，又借由區域優惠貿易協定繼續分散到由所有貿易國共有。

    貿易規則制定權的轉移會造成國際貿易秩序的變遷，但規則制定權的分散化卻可能維持貿易秩序的穩定發展。就當前的國際貿易秩序而言，首先，穩定的國際貿易秩序與世界主要貿易國的本國利益息息相關。目前，全球貿易依存度普遍較高，其中主要貿易大國的平均貿易依存度達到４７％。這意味著這些國家的ＧＤＰ有將近一半是由國際貿易貢獻的。一個不穩定的國際貿易環境意味著不可預知的巨大風險，絕大多數國家因此缺乏推動國際貿易秩序更迭的理由和動力。

    第二，個別大國對于穩定的國際貿易秩序的要求還有其政治考慮。例如，作為最大的出口國也是國際貿易格局變化最大的推動因素之一，中國明顯受益于當前的國際貿易秩序，并繼續需要一個穩定的國際貿易秩序以完成其民族復興的目標。而對于德國這個維護和推動歐洲一體化的關鍵國家，倡導自由貿易秩序是維持歐盟內部穩定的需要。正如制度穩定論指出的那樣，當霸權國放棄或無法提供保證自由貿易秩序的公共產品時，次一等力量的貿易國可以通過集體行動的方式維護國際貿易秩序的穩定。在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機發生后，是中國首先擺脫危機的影響并刺激國際經濟的回暖和復蘇。特朗普就任總統后表達美國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貿易政策取向，中國和德國領導人隨即公開表示將堅持和維護自由貿易秩序。中國與德國有動力也有能力提供保證自由貿易秩序的公共產品。①

    基于上述原因，雖然自２０１７年開始國際貿易秩序的穩定性受到美國貿易政策的巨大挑戰，但本文認為未來５年的國際貿易秩序不會發生崩潰，其秩序類型也不會發生改變。正如傳統貿易理論所預測的那樣，與正在崛起的大國相比，相對衰落的霸權國對改變國際貿易秩序和采取貿易保護政策有更強的訴求。美國組織ＴＰＰ談判被認為是美國重塑國際貿易秩序、重新獲得亞太地區貿易秩序主導權的手段。①特朗普總統在競選中承諾“買美國貨、雇美國人”。競選成功后，他在２０１７年４月簽署一項行政命令，要求聯邦政府機構打擊Ｈ－１Ｂ簽證項目中的欺詐和濫用行為，加強聯邦政府機構各自“買美國貨”的規定，以兌現其競選承諾。②美國重新談判北美自貿協定也被認為是美國意圖改變國際貿易秩序的一個信號。特朗普認為北美自貿協定是美國對加拿大和墨西哥貿易赤字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其競選中就承諾要退出該協定。另外，在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８日白宮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特朗普政府更是把經濟問題上升到國家戰略的層面，且將矛頭直指中國。

    然而，當前分散的國際貿易規則制定權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美國在多邊框架下改變貿易規則的能力。美國自認無法繼續主導世貿框架下貿易規則的制定，因而轉向推動ＴＰＰ談判；但ＴＰＰ的磋商也沒有朝著特朗普總統期待的方向發展，因此他上臺后立即宣布退出ＴＰＰ談判。北美自貿協定談判的重啟同樣也不順利。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７日，美、加、墨三國結束第四輪談判，因三方“巨大觀念差異”沒有達成共識。目前加拿大和墨西哥依然在談判中盡力保護和擴大本國利益。③即便美國以其不容忽視的實力和影響力最終主導了北美自貿談判，新北美自貿協定也不必然作為樣板被其他區域優惠貿易協定所效仿，進而改變國際貿易秩序的類型。

    美國認為當前的國際貿易秩序不符合自身利益，但分散的國際貿易規則制定權使得美國難以在多邊框架下改變國際貿易規則；與此同時美國國內對保護本國產業訴求卻不斷上升，單邊的貿易保護措施因此成為一個合理的選擇，也構成了對當前國際貿易秩序的穩定性最大的威脅。２０１８年３月８日，特朗普總統簽署公告對所有進口鋼鐵和鋁分別征收２５％和１０％的關稅。①３月２２日，特朗普總統宣布將對５００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征關稅，并限制中國對美國科技產業投資。②可能發生的貿易戰對當前的國際貿易秩序的穩定性預期形成直接沖擊。

    然而本文認為，當前的國際貿易秩序不會發生崩潰。只有當世界主要貿易國分別放棄世貿協定框架，國際貿易的開放性從整體上受到不可逆的限制，國際貿易秩序才會被認為發生崩塌；而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這不符合絕大多數國家的利益。在美國宣布這一系列單邊貿易保護政策之后，各主要貿易國紛紛強調世貿貿易準則，譴責美國的行為；在美國國內反對貿易保護政策的聲音也很強大。這些輿論對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政策有約束的作用。此外，中國和德國對于穩定的國際貿易秩序有經濟和政治上的雙重需求，因此中德也很有可能對美國做出一些讓步，犧牲少許貿易利益，以維護當前的國際貿易秩序。

    國際貿易秩序類型的改變也同樣是有條件的。只有當世界主要貿易國舍棄了當前自由貿易與公平貿易并行的貿易價值觀，接納了新的價值觀（譬如以公平貿易為主導的國際貿易價值觀），國際貿易秩序的類型才被認為發生改變。在國際貿易規則制定權分散，美國不再有能力主導貿易價值觀的當下，主流貿易價值觀要發生變化還需要很長的一個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