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各種突發事件不斷發生。它們既有國內的，又有國外的；既有政治性的，又有經濟性的、社會性的，有的還來自自然界。不可否認，突發事件尤其是重大的突發事件,對中國國家形象的維護影響巨大。一般而言，國家形象的構建指的是對國家在通常狀態下的形象的建立、維護和拓展。而突發事件則是作為常態下的一個變量，對國家形象的維護產生影響。既往的中國國家形象研究，通常更關注于其常態的構建，而對突發事件對中國國家形象維護的影響重視不夠。本文將著重探析突發事件影響中國國家形象的主要路徑及其應對。

本文所指的突發事件，特指兼具國內和國際雙重屬性，突然發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員傷亡、財產損失、生態環境破壞和嚴重社會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緊急事件。眾所周知，由于人為改造生態環境、經濟和科學技術發展、人口流動引起社會階層更迭等自然和社會因素的不斷變化和碰撞,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中國多次發生過各類突發事件，例如公共衛生事件、自然災害事件、事故災難事件和社會安全事件等。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的國際參與進程中，各類突發事件也頻繁發生。它既包括源自中國而后波及國際社會的突發事件，也包括在國際社會發生，而中國在國際參與過程中不得不面對的突發事件。在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國家發展不再是一個國家內部的事情。突發事件所具有的災難性后果和產生的連帶效應，往往會沖擊和損害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也會對世界和平與發展構成威脅，同時會引起國內外輿論的關注和討論。能否對其進行妥善解決，深刻影響著中國總體發展和國家形象的維護。

一般來說，一國的國家形象,指的是國內外對一國總體的印象和評價，包括知名度、美譽度和認同度。它通常可以通過橫向和縱向兩個維度來對其進行構建。橫向而論，一國國家形象的構建，可以通過一國的公民素質、公共產品和公眾人物三個主要的載體反映出來。值得注意的是，一國的公共產品，不僅包括其物質產品，還包括其精神產品和公共服務。突發事件對中國國家形象的影響主要涉及公民素質和公共服務兩個方面。具體而言，在突發事件中的公民形象是一國國家形象的間接體現，政府在處理突發事件的過程中所提供的公共服務，則直接反映政府形象，進而反映國家形象。縱向而論，一國國家形象的構建,可以被縱向地分為建立、維護和拓展三個階段。突發事件對中國國家形象的影響，主要表現在維護這一層面。必須明確指出的是，一方面，由于突發事件的突發性和社會危害性，其對國家公務運轉、經濟發展進程、人民正常生活以及自然生態環境等諸多方面造成損害的同時,也會間接損害已有的良好國家形象；另一方面，國家在應對突發事件的過程中如能通過采取適當的應急措施，展現政府強有力的管理水平，人民良好的身心素質以及民族偉大的精神力量等，則可以化被動為主動，將消極因素轉化為積極因素，達到更好地維護良好國家形象的效果。

顯而易見，由于突發事件具有突發性和危害性,其發生的時間、規模、發展態勢等都難以預測，并且往往伴隨較強的社會沖擊力。因此，突發事件與國家發展、人民利益息息相關,影響到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方方面面。并且由于全球化深入發展和傳媒技術革新,這類事件更易引起國際社會關注。國家在處理突發事件中顯現出的問題，也將給國際社會留下負面印象，從而影響國家形象的維護。今年是“5·12”汶川大地震十周年，不可否認，作為突發事件，它對當代中國影響甚大。本文以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為例，可以清楚地看到突發事件影響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

首先，重大突發事件阻礙國家發展大局。突發事件的發生往往伴隨著較為廣泛的社會危害，因此，對其解決通常需要依賴政府的公共權力和社會各界的積極配合。一旦發生突發事件，政府有關部門需從事件發生前的事務狀態緊急轉換為應急狀態，這將對國家公務的正常運轉產生負面影響。而如何彌補突發事件導致的直接、間接的經濟損失,也是對國家財政的重大考驗。同時，突發事件往往會破壞相關地區人口生態，降低社會生產力，阻礙當地經濟發展。突發事件導致的恐慌或騷亂，也直接影響社會穩定與和諧。

汶川地震發生后，中國政府和軍隊各部門緊急采取應急措施，打破國家公務正常運轉狀態。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截至2008年6月3日12時,汶川地震已造成69107人死亡,373577人受傷，18230人失蹤。大量的人口流失不僅導致從事生產的勞動力減少，社會生產力下降,也破壞了當地的人口生態。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報，中國在汶川地震中的直接經濟損失達8451億元。相關地區農田受損，諸多企業進入停產或半停產狀態，旅游業和相關服務業營業額大幅下滑，加之災后所需的重建費用等等，間接經濟損失同樣十分巨大。

有目共睹的是，2008年正值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也是中國“十一五”規劃的第三個年頭，第二十九屆夏季奧運會即將在北京舉辦。對于中國來說，這無疑是需要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并展示中國國家實力的關鍵一年。如上所述，汶川地震給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民生、自然環境等諸多方面帶來了巨大沖擊，造成了短期內難以彌補的損失，而災后重建也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資源，影響了國家發展大局。

其次，突發事件干擾人民正常生活。公眾，通常是突發事件造成的社會危害的主要承受對象。突發事件對人民的危害，主要表現在對其正常生活的干擾或損害。它破壞了人民的家庭關系、社交網絡、生存與工作環境，改變了人民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方式和結構。突發事件造成的一系列危害，嚴重影響了人民基本生存和發展權利。人民形象是國家形象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突發事件中的人民形象，某種程度上真實地反映了突發事件中的國家形象。

不可否認,汶川地震給人民生產生活造成了嚴重災難。具體而言：它掠奪了災區人民賴以生存的家園,破壞了公路、光纜、通信電桿、水庫、電線等基礎設施，飲食、用電、交通、通訊等活動均無法正常進行。大面積農田的損毀和短期復耕的不可能性使得大量農民失業，企業公司裁員或關停現象也時有發生。此外,汶川地震中兒童和青少年暴露在威脅身心安全、失去親人、直面尸體和通訊中斷等各種各樣的壓力之下，其身心均受到很大傷害。

地震對人民正常生活的破壞已然如此嚴重，但還有許多突發事件，諸如國際恐怖主義、傳染病、環境污染等，對人民生活的負面影響同自然災害相比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突發事件往往會破壞人們長時間創造、經營和維護的生活秩序和生活狀態，其帶來的影響也絕不是一時能夠消散的。一旦人民的生活常態被打破，且沒有得到妥善安置，勢必會影響國民心中的國家形象。如果通過國際傳播流入國際社會，則會進一步影響國家在國際社會中已有的良好形象。

再次，突發事件考驗政府的管理水平。不容忽視的是：突發性事件的主體和影響都具有公共性。一個突發性事件的發生、發展，可能會造成相關危機的出現。這就需要依靠公共權力對其進行解決。因此，政府在突發事件處理中所扮演的角色至關重要。當今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的關鍵階段，全球局勢也動蕩不安，突發事件產生的危害往往波及范圍更廣，影響程度更深，解決難度更大。一旦發生突發事件，如何采取有效的解決措施是對政府管理水平的嚴峻考驗，而政府在突發事件中的表現也是政府形象和國家形象的反映，若政府不能及時有效處理突發事件，導致其發展態勢失控而產生更多危害，將會對維護國家形象產生負面影響。

實事求是地說，汶川地震無疑是對中國政府應急管理水平的一次檢測,而中國政府也的確交出了一份令國內外都滿意的、比較出色的答卷。汶川地震發生于14時28分，中國領導人于當日16時04分就緊急飛往災區，19時10分到達現場，指導救災工作，安撫災民情緒，鼓舞救援士氣。有關部門迅速完成救災工作的指揮部署，將物資調配方案效用最大化，并且積極接受國際社會的幫助。政府還實施了地區間對口支援方案，保證災后重建速度快，效果好，僅兩年時間就使基礎設施得到了根本改善。這不僅體現出政府方案的科學性，更充分展示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不斷增強的綜合國力和社會凝聚力。

如上所述，此次地震檢驗了中國政府的危機應對能力，對于中國政府及時有效的應對措施，不僅國內民眾引以為傲，國際社會也深表敬佩。《英國金融時報》發文稱：中國政府動用全部資源疏通道路并尋找幸存者，救援工作迅速且規模很大，對中國政府在汶川地震發生后的危機管理給予積極評價。地震發生后中國政府反應迅速，救災措施得當，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災害造成的損失，通過高水平的政府應急能力向國內外展示了堅實可靠的國家形象。

此外，突發事件會成為一段時間內的國際輿論熱點。全球化深入發展,使得國際社會各行為體之間的相互依賴和聯系加強。突發事件對世界和平與發展構成巨大威脅，往往在短時間內匯聚全球目光，引發全球關注。突發事件相關話題在一段時期內成為國際社會關注和討論的焦點，國際社會各個主體站在不同的視角和層面，對政府和人民在突發事件中的表現進行解讀，其就此發表的看法共同形成了國際輿論，從不同側面勾勒出中國的國家形象。汶川地震引起當時國際社會高度關注，外國領導人、專家學者、社會知名人士均在重要場合就中國在汶川地震中的表現發表了看法，外國公眾對此事也十分關切。通過梳理當時國際媒體的報道可以發現，話題內容主要集中在中國政府行動及時性、救助措施科學性以及中國社會各界的反應三個方面。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到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駐地吊唁時表示：他對中國國家領導人以及軍隊在第一時間趕到救災第一線的行為印象深刻，并深受感動。面對重大災難，中國人民展現出的民族精神和人間大愛，也令國際社會深為動容，日本總務省消防廳助理參事官村岡嗣表示：在他參與救援的過程中，兩個中國女孩送給他巧克力并加油打氣，日本救援隊受到了親切對待和歡迎。此外，汶川地震也暴露出在救災方面存在的某些不足，這也是各國專家學者關心的話題。澳大利亞前國防部官員阿倫·貝姆指出：相比于工程技能，其更加明顯重視常規作戰。

不論是對中國政府、軍隊和人民救援和重建行動的贊揚，還是對災難面前偉大的中華民族精神的敬佩，抑或是對中國在救援過程中暴露出的問題的認知，這些說法共同構成了汶川地震中的國際輿論，展現出中國國家形象維護的不同側面。突發事件發生后的短時期內，國際輿論都將聚焦此事，且每逢五周年、十周年等重大紀念日或類似事件再次發生時，這一事件又會成為國際社會討論的話題。因此，對突發事件的處理是國際社會形成對一國國家形象印象的重要節點，若處理得好，則會使外國公眾對這個國家的評價向好，使突發事件成為維護國際社會中國家形象的契機；若處理得不好，則會直接或間接地導致國家形象危機。

最后,對突發事件處理會折射出國家在危機應對方面存在的不足之處。突發事件的處理，往往需要協調政府和社會各方力量，這是國家各個階層行動力集中體現的過程。國家在突發事件處理中的表現真實反映一國政府形象和人民形象，進而反映國家形象。在突發事件應對過程中暴露出的問題通過國際主流媒體的報道呈現在國際社會，對維護國家形象產生制約作用。

汶川地震中中國的表現，雖然廣獲國內外贊譽，但其間暴露出來的問題仍能折射出中國在突發事件處理方面的不足。這些不足對維護國家形象產生的影響，無疑不可忽視。根據對汶川地震相關報道的梳理，可以看到，其間暴露出來的問題主要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政府在志愿者隊伍建設和管理方面的經驗還不足。志愿者缺乏統一的組織協調，雖然在現場參與救災的志愿者眾多，但專業人士所占比例較少、且志愿者區域分配不平衡。過剩的志愿者占用了寶貴的帳篷、糧食、水源等生存資料，且在惡劣的環境下，某些志愿者自身還出現身心不適，醫護人員不得不分散精力救助志愿者，加重了救災任務。

第二，救災工具和救災方式的現代化程度還不高。救援部隊的通訊設備還不完善，沒有第一時間獲得衛星圖像以了解災區內部情況。由于重型運輸機的缺乏，挖掘機、起重機等巨型設備必須通過陸路進入災區，延緩了救災進程。另外，除少數部隊受過相關救災訓練外，很多救援部隊在救災方面還有欠專業化。

第三，災后政府對親歷者的慢性病醫療和心理疏導不到位。日本和巴基斯坦地震，以及卡特里娜颶風災難的經驗表明，災后慢性醫療需求管理不足可能導致并發癥發生率和間接發病率增加。在災后重建階段，政府部門將主要精力放在基礎設施建設等物質方面，對幸存災民、參與救援的士兵、志愿者等地震親歷群體的慢性病醫療和心理疏導還不到位，人文關懷方面仍有待提高。

這些在突發事件處理過程中暴露出來的問題折射了中國在突發事件應對方面存在的不足，有所缺失的政府和人民形象通過媒體報道展現在國際社會，對維護國家形象形成制約，也為今后提升提供了借鑒。

經驗表明，一個國家在突發事件中的表現，主要通過國內外媒體展現在國內公眾和國際社會面前。國內主流媒體主要肩負保障國內公民知情權并正確引導國內輿論的責任，國外主流媒體可以從事件發生國國內主流媒體吸收信息傳遞給國際社會，也可自行選取角度和側重點，不同的側重會對國家形象產生不同影響。除此之外，群體通常用形象來進行思考，往往會將曲解的想象力引發的幻覺同真實事件混淆在一起，并且極易受到暗示和輕信。因此，重大突發事件必然會伴生謠言。在互聯網迅速發展的今天，謠言主要通過網絡媒體傳播，影響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對維護國家形象產生制約作用。

首先，國內主流媒體發揮了重要作用。眾所周知，國內普通民眾的信息主要來源，目前依舊是國內主流媒體。當今世界正處于信息時代，大眾傳媒不僅是中國擴大影響力不可或缺的工具，也是中國國家形象建設的關鍵。因此，在突發事件中國內主流媒體的報道對維護國家形象至關重要。國內主流媒體，如人民日報社、新華社、中國新聞社、中央電視臺、中國人民廣播電臺等，是中國民眾了解信息的主要渠道，在突發事件中，民眾更加依賴并信任國內主流媒體發布的信息，其報道的時效性和透明度直接影響公民對事件基本情況的了解程度，其宣傳傾向直接影響國內社會輿論走向。面對突發事件時，國內主流媒體的主要作用表現在下述三個方面：

一是時效性決定有效性。突發事件本身的突發性、破壞性、不確定性等特點使其具備極高的新聞價值在極短的時間內迅速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所以這就要求媒體必須在第一時間作出正確的反應，反應得越早，就越主動,否則就會十分被動，甚至錯失良機。2008年5月12日14時28分汶川地震發生，僅17分鐘后新華社就發出了第一條快訊，19分鐘后發出第一條簡明消息，說明了地震發生的準確時間、地點和震級。15時，中央電視臺播出第一條地震新聞并建立直播節目，實時向廣大人民傳遞地震詳情和救援狀況。這不僅保證國內公眾的關切能得到回應，也讓關注此次地震的世界其他國家通過中國主流媒體的報道獲取有效信息，向國際社會傳達災情。地震后國內主流媒體迅速發布地震消息，實時更新救援情況，搭起災區和外界的第一座橋梁，有效防止了謠言流竄，穩定了國內社會秩序。同時，新華社等國內主流媒體發布的信息，在英國廣播公司等國外媒體報道時被引用，搶占了國際輿論的制高點。

二是透明度影響公信度。政府是否通過主流媒體發布突發事件的真實信息，發布的信息透明度與代表準確性如何，直接影響公眾對政府的信任程度，進而影響國家形象。汶川地震中，以中央電視臺為代表的國內主流媒體對于地震的遇難、受傷、失蹤人數，交通和通訊損害情況等信息不僅做到了及時發布，還保證了發布內容的透明度與準確度。僅5月12日當天，央視新聞就四次更新相關信息。對于社會各界捐助的物資，有關部門也進行了統計并通過媒體公布，保證了民眾的知情權。汶川地震發生后，中國主流媒體報道的內容全面豐富，傳遞的信息真實有效，主流媒體報道透明度的提高不僅使得媒體本身的可信度提高，也使得政府的公信力大大提高。

三是責任心推動傳播力。所有國內主流媒體都有一份共同的責任，即營造有利于國家發展的國內輿論環境。國內主流媒體作為社會公共資源，肩負著對內傳播責任，在連接國家與民眾的關系中，發揮著不可估量的作用。面對突發事件，國內主流媒體有責任引導輿論向有利于事件解決的正面方向發展。汶川地震發生后，國內主流媒體打出“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等口號鼓舞全國人民建立信心、凝聚力量。同時媒體還大量報道地震中的感人事跡，這些鮮活的事例展現出的人性光輝直擊人們的心靈，激發了中國各界蘊藏的巨大潛力。其間燃起的偉大民族精神也成為中國在災難面前以及此后國家發展中的強大精神指引，為國內民眾提供了認識此次地震和認識祖國的視角，也營造了正面的國內輿論環境，給國內外傳遞了災難面前從容有序、堅強團結的中國國家形象。

其次，國際主流媒體的介入也影響國家形象維護。由于國家間地緣、意識形態、社會制度的差異以及突發事件的復雜性，國家與國家之間往往存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一國主觀追求的、尚未被其他國際行為體認可的內在形象，與被其他國際行為體認可的外在形象之間存在差異，一般會產生短期內的錯位形象。在互聯網與全球化的今日之世界，國際主流媒體往往也會介入突發事件的報道，對突發事件對象國的國家形象產生影響。

需要正視的是,長期以來,西方媒體對中國的報道有客觀和真實的一面，也往往存在歪曲事實的現象,這種現象對中國國家形象的維護形成巨大挑戰。國外社會輿論對于中國國家形象的看法主要通過國外主流媒體的相關報道而形成，因此國外主流媒體在引導國際公眾輿論方面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經過對汶川地震當時國際主流媒體報道內容的梳理，其報道內容主要側重于報道正面內容，引導國際社會輿論向正面方向發展。例如，英國廣播公司2008年5月13日發文稱贊地震發生后中國人民解放軍和武警部隊行動迅速，約5萬人趕往災區開展緊急救援行動。《金融時報》對地震中迸發的偉大民族精神和中國政府對于地震情況的公開程度均給予了正面報道：“前所未有的公民精神推進了救援工作，而當地媒體對地震造成的破壞和痛苦給出了異常坦率的描述。”在此次地震中，外國媒體所報道的正面內容，向世界展示了中華民族在災害面前團結一心和戰勝自然災害的決心和能力，在國際上樹立了良好的中國國家形象。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對于1999年北約對南聯盟的空襲中轟炸了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一事，北約媒體直接拋棄了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編造了在華美國人安危受到嚴重威脅的無稽之談。在此次事件中，國際主流媒體報道的偏向性明顯，給美國當地以及認同美國媒體報道的世界各地民眾以訛傳訛地捏造了“野蠻的”形象。

由此可見，由于國外公眾主要依靠國際主流媒體的報道來獲取信息，且突發事件往往會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某種程度上國際社會會將國外主流媒體的報道內容視為突發事件發生時中國國家形象的真實反映。同時，個人在吸收外部信息時往往受到已有的形象、先入為主的觀念和偏見的影響,這種影響又反過來有力地引導我們的注意力和視線。因此，國外主流媒體對于中國的報道內容的偏向性會極大地影響在外華人華僑以及外國民眾對于中國國家形象的判斷與想法，進而影響中國國家形象的維護。

最后，新媒體環境下的負面影響也是不可忽視的。事實表明，新媒體對公眾，尤其是對80后、90后公眾影響甚大。在當下網絡新媒體的大環境中,任何人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通過網絡發布信息、發表言論。微博、微信、QQ、推特等社交新媒體的出現不僅為公眾提供了一個信息發布平臺，也提供了數量可觀的信息受眾。一方面，相較于傳統媒體，新媒體更加方便快捷，傳播速度更快，傳遞內容更豐富。另一方面，網絡本身沒有主動識別信息的能力，加上網絡發言的匿名性，網絡上仍不乏一些虛假信息。在突發事件中，這些虛假信息往往放大突發事件本身的危害，引起國內社會混亂，誤導國際社會輿論，對維護國家形象產生負面影響。

汶川地震中通過網絡社交媒體傳播的虛假信息而帶來的負面影響，顯然不可忽視。根據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新聞傳播研究所統計整理，地震發生當天網絡上就出現了關于地震原因的毫無科學依據的謠傳，并且在此后半個月的時間內，網絡上都不時傳出某地區將要地震的消息，甚至一些黑客唯恐天下不亂，通過攻擊政府網站來發布虛假消息。諸如此類大大小小的、各種各樣的謠言，一直在網絡上流竄，誤導民心，影響社會穩定。

由于網絡新媒體的匿名性和海量的信息源，突發事件中大部分謠言無法追蹤到發布者，不管發布者是有心還是無意，均誤導了國內外公眾。若政府不能做到及時辟謠，實時公開信息，謠言必將呈席卷之勢動搖民心，引發更大社會混亂。一旦虛假信息及其引發的社會混亂進入國際社會，如日本核泄漏時爆發的搶購加碘鹽狂潮那般進入國際視野，將對在國際社會上的國家形象造成影響。

目前，不斷增加的重大突發事件給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帶來嚴峻挑戰。共同應對突發事件符合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也有助于創造和平、穩定、合作、共贏的國際環境。與世界各國一道共同應對突發事件，是中國擴大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提高國際地位，改善對外關系，展現國際和地區影響力，樹立良好國家形象的重要渠道和途徑。對突發事件的有效應對，主角顯然是國家和政府，但從其影響國家形象的路徑可以看出，媒體和公眾發揮的作用也舉足輕重。只有政府、媒體和公眾三方有效合作，才能提升突發事件的應對能力，完善中國國家形象。

首先，以健全的政府應急機制應對。以色列學者葉海爾·德羅爾認為：“危機應對對許多國家具有極大的現實重要性，對所有國家則具有潛在的至關重要性。危機越是普遍或致命，有效的危機應對就越顯得關鍵。危機中做出的決策非常重要而且大多數不可逆轉。”政府對危機的處理，即本文中所指的對突發事件的解決，是維護國家形象的重要契機。近年來中國突發事件應急機制不斷健全，利用各種資源與管理手段對突發事件進行控制和處理取得良好成效，維護了國家利益與國家形象。健全政府的突發事件應急機制，主要應關注下列方面：

一是健全突發事件預警機制。因突發事件具有突發性和不可預測性，政府應在突發事件尚未發生的常態下時刻保持警惕，日常通過各種渠道收集信息，并預測未來可能會出現的趨勢，以期盡可能減少事件的危害。在整合各種信息后，針對不同類型的突發事件制定多套不同的、完整的應對預案，并通過演練找出不足、查缺補漏以提高預案的可操作性，這對于預防、控制突發性事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二是健全決策與協調機制。突發事件發生后，政府的決策與協調關系到應急工作何時、由何部門、如何開展，是一切應急工作的開端。由于突發事件具有突發性，其發生的時間和程度無法準確預知和控制，政府如何在最短時間內做出有針對性的決策意見更加考驗政府的反應能力。由于突發事件具有復雜性和連帶性，政府應對突發事件也往往需要跨部門、跨區域甚至跨國合作，因此各級政府之間、政府內各個部門之間的協調與配合尤為重要。

三是健全資源整合調配機制。如前文所述，公共產品，尤其是作為公共產品主要內容的公共服務，是國家形象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提升政府在突發事件應對中的公共服務能力，有利于維護良好的國家形象。而在突發事件中，政府的資源整合調配能力，則是其公共服務能力的重要體現。由于突發事件的連帶性其產生的影響往往涉及國家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其連帶效應更加明顯，要想有效解決突發事件，需要調配的資源范圍大、種類多。政府應當明確部門權責，有效地協調利用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避免資源稀缺和資源浪費情況的出現，將突發事件造成的損失降到最低，使國家形象少受損害，甚至可以通過有效解決突發事件使國家形象得到提升。

四是健全事后評估與修復機制。一般認為，突發事件的解決標志著國家形象維護的完成，其實不然。事后的形象評估與修復是在國家形象評估基礎之上對國家形象維護工作的“修補漏洞、完善不足、鞏固既得、提升發展”。在“非典”疫情引起混亂和國外負面報道后，中國政府建立和完善突發事件預警、公共衛生應急、信息披露、物資儲備等機制，懲處對“非典”疫情擴散富有直接重大責任的政府官員。這一系列補救措施得到國內民眾和其他國家的肯定，有效修復了前期受到損害的國家形象。

其次，以政府與媒體的良性互動應對。互聯網傳播迅猛發展，信息在全球瞬間流動，在突發事件的處理過程中，媒體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事件發生后，普通公眾會更加依賴媒體報道來獲得消息。面對媒體，政府應該積極引導、主動應對。政府應充分發揮媒體的作用，提高應對媒體的能力，及時準確地披露相關信息，保障民眾了解事情真相的權利。媒體也有責任配合政府做好宣傳引導工作，傳播正能量，引導國內外輿論向推動事件順利解決的方向發展。政府與媒體的良性互動，主要體現在下列幾個方面：

一是政府應有效利用媒體披露信息。在突發事件中,信息如果能及時、如實地傳遞給社會大眾，可以有效遏制事態惡化，減少社會損失。因此，政府有義務為媒體報道提供準確信息和方向，讓媒體有機會接觸到一手信息，同時加強正面引導。在利用媒體發布有效信息的同時，政府還應積極回應媒體和人民群眾的關切，準確慎重地表達政府的意見和看法。

除了廣播、電視、報紙等傳統媒體外，現今發展迅速的網絡新媒體也是必須加以關注的。在全球信息化的時代，通訊和網絡的結合不僅使媒體形式重獲新生，還給公眾提供了新的互動工具。網絡新媒體是政府向民眾傳達信息最便捷和快速的途徑之一也是反映、收集和監測民意輿情的重要渠道。但由于新媒體的匿名性和用戶自創內容等特點，其傳播虛假信息的可能性較大，政府在合理利用的同時應該采取必要的手段對網絡輿情加以監督引導。

近年來，中國政府與媒體關系不再單純地是利用媒體為政府官方發聲,更致力于營造雙向交流、合作共贏的關系，不斷完善新聞發布制度，改進突發事件報道機制，提高信息發布時效性和透明度等等努力，都得到了國內外的一致好評。

二是媒體應積極配合政府宣傳引導。隨著國內和國際聯系日益緊密，許多突發事件將直接影響公眾的切身利益，在這種情況下公眾會形成強大的輿論力量。伴隨中國社會的不斷發展，國內公眾有能力通過輿論和行動來主動維護國家形象，媒體應積極配合政府宣傳正能量，正面引導公眾輿論。正面引導不僅有利于營造良好的輿論環境，還有利于凝聚社會力量，動員社會參與，降低政府應對突發事件的成本。

三是在信息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國內媒體擔負的國內外雙重傳播責任是影響中國國家形象對外傳播的重要渠道。約瑟夫·奈提出，語言作為國家軟實力的賦予者，被越來越多地作為跨國傳播的媒介使用。由于對外傳播的主要對象是外國公眾，加之英語作為世界語言的強勢地位，國內英文媒體在對外傳播中所肩負的責任要比中文媒體更加重大，政府應當更加重視英文媒體的發展，發掘英文媒體在突發事件中幫助維護中國國家形象的潛力。

最后，公民整體素質的提升應對。如前文所述，公民素質也是國家形象構建的主要組成部分。因此，公民整體素質的提升有利于維護良好的國家形象。無論是何種類型的突發事件，公民都是事件直接作用對象，在突發事件中的公民行為不僅會反映出民眾形象，還會進一步體現國家形象。公民對于突發事件大多存在認知不足、應對技能缺乏、心理素質不過關等缺陷，由此造成的不當行為會在突發事件中引起國內社會混亂，誤導國際社會對于國家形象的認識。因此，公民應以更加文明理性的姿態應對突發事件。當前中國公民整體素質的提升，應著重關注下列幾個方面：

一是公民應提高自身的科學文化素質，尤其是與各類突發事件相關的地理、衛生、安全等知識，提高憂患意識。在日常生活中做好防災準備，切忌產生僥幸心理，忽視日常防范。同時，積極參與防災減災演習。通過演習掌握并熟練使用科學的自救互救措施，熟悉突發事件發生的情景，當真正發生突發事件時不至因缺乏相關經歷和經驗而驚慌失措、盲目逃散。參與演習也能切實體會到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二是公民應提高自身的身體素質和心理素養。公民的身體素質過關與否，是在突發事件中能否成功自我保護和救助他人的必要前提。而良好的身體素質不是一蹴而就的，應該重視在日常生活中加強體育鍛煉。同時，強大的心理素養也是應對突發事件的關鍵。公民應當學會以沉著冷靜的態度應對突發事件，以堅定不移的意志戰勝突發事件。

三是公民應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質。具體而論，其一，愛國主義和集體意識在維護國家利益和國家形象方面發揮的作用巨大。但值得注意的是,公民應做到理性愛國，避免因情緒主導的，過激的愛國行為對國家形象造成不良影響。其二，面對突發事件帶來的沖擊，公民應在網絡上謹慎發表言論,不主動散播謠言。同時，所謂“謠言止于智者”，公民還應提高辨別是非的能力，不以訛傳訛，不人云亦云，不盲目跟從。其三,公民應保持寬容精神。由于突發事件的復雜性和世界的多樣性，對突發事件的處理難免會有所缺憾,不應因此就大肆發表責怪國家和社會的言論，甚至鼓動行為。子曰：“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則遠怨矣。”寬容與體諒一直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個君子當嚴格要求自己，少責備他人，對人采取寬容的態度，在產生不滿情緒時也應反觀自身，公民在突發事件中應秉持這樣的態度。(注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