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鄭永年  來源：價值世界

（一）美國憑什么與中國發起冷戰？

2018年6月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美國對中國的態度最為矛盾，其對華政策是在矛盾中制定，也是在矛盾中實施下去的。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國力仍然弱小，并且在對付蘇聯方面，中國是和美國站在一起的，美國總體上對中國抱非常積極的看法。

在克林頓政府期間，美國對華基本上在“接觸”與“接觸+圍堵”之間。到小布什政府，美國新保守主義崛起，開始在如何圍堵中國方面下功夫。但不巧，“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美國不得不改變其對華政策，中美兩國勉強地找到了一些共同的利益，或者共同的“敵人”，即恐怖主義。

到奧巴馬政府，美國提出“重返亞洲”策略，在南海等問題上對中國咄咄逼人。在國際經濟上，奧巴馬強調，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的主要目標，就是美國要繼續保持其“書寫規則”的權利，而絕不容許中國擁有這份權利。

的確，今天的中國已經是世界秩序的重要一員，是最大的貿易國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且會很快趕上和超過美國。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等，都讓美國異常憂慮甚至恐懼，因為這些意味著中國已經開始改寫或者重新制定國際規則的過程。

為什么美國和西方對中國如此恐懼呢？簡單地說，美國這幾年來逐漸形成了對中國的三個冷戰判斷，即政治上的權威主義、經濟上的國家資本主義、國際關系上的新擴張主義。盡管對中國來說，這幾個判斷是完全錯誤和帶偏見的，但這些判斷對美國對華政策的影響則是確定的。

第一，西方對中國發展過程中的政治制度抱冷戰思維。

近代以來，政治制度的不同往往是國家之間對抗和沖突的其中一個重要根源。在這方面，西方和中國的價值觀全然不同。中國相信不同政治制度的和諧共存，而西方往往對具有不同政治制度的國家視為競爭者甚至敵人。

對后毛澤東時代中國的政治變化，西方一直抱有希望。在1980年代，西方相信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中國會演變成西方那樣的自由民主制度國家。1989年的政治風波對西方是一個嚴重的打擊。

但90年代以來，鄧小平所實施的一些重要舉措，緩解了西方對中國的看法。西方認為，這些方面的變化構建成了中國共產黨的“黨內民主”。在胡錦濤時代，西方趨向于接受當時提出的“黨內民主引導人民民主”的中國政治發展過程，即黨內民主在先，社會民主在后。

但近年來，西方在這個方面的希望消失得很快。西方的一些精英一方面理解中共十八大以后的集權，因為無論是頂層設計，還是反腐敗或是黨內反寡頭政治，都需要權力集中，但另一方面，他們也認為這些促成中國走上了一條和西方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

概括地說，當西方看到中國不僅沒有走西方式“民主道路”，而且發展出了自己的政治模式的時候，西方就莫名其妙地感覺到了“威脅”。今天，西方基本的判斷是中國的“權威主義”趨于永久化。對西方來說，更為嚴峻的是，中國的“權威主義”政治體制已經對非西方國家產生很大影響，越來越多的國家會仿照中國的體制。在西方看來，這是對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最大挑戰和最大的“威脅”。

第二，對中國經濟制度的冷戰思維。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制度漸趨成熟，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混合經濟模式”。不過，西方簡單地把中國視為“國家資本主義”模式。80年代，西方相信中國會從計劃經濟轉型到自由市場經濟，但現在已經沒有這種觀點了。近年來，西方一直在炒作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概念。

今天西方所認定的是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內外部影響，主要包括如下幾個層面：

一、國家資本主義導致中國內部市場的不開放，西方企業在中國失去了“競爭力”；

二、中國國有企業在國際市場上政治原則高于經濟原則，影響西方企業的競爭力；

三、國家資本主義是中國“外部擴張”的主要政治工具。在西方看來，正如蘇聯經濟模式是對西方自由資本主義模式的最大威脅，今天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已經成為西方自由資本主義的最大經濟威脅。

第三，對所謂的中國“新帝國主義”的冷戰思維。

主要表現在西方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冷戰式思維，認為這是中國國際擴張主義的體現。德國外長加布里爾（Sigmar Gabriel）的言論可以視為是西方國家態度的變化。

在2018年慕尼黑安全會議上，這位外長指中國借“一帶一路”打造有別于自由、民主與人權等西方價值觀的制度，自由世界的秩序正在解體，“目前中國是唯一擁有，而且堅定實現全球性地緣政治目標的國家”，西方國家應當提出對策。這位外長還警告歐洲被中國和俄羅斯分化的危險。

緊接著，德國總理默克爾也警告中國，認為中國不應對巴爾干國家的投資與政治問題聯系起來。歐洲國家包括德國早先對“一帶一路”持積極的態度，但現在立場出現很大的變化。這種變化并非僅限于德國，而是相當普遍。

美國本來就反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國務卿蒂勒森在被特朗普解職之前，到處說中國是“新帝國主義”。美國現任國防部長更是在各個場合把中國“塑造”成“新擴張主義”，似乎中國的目標就是要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新霸權。

視中國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

對中國來說，絕對不可以忽視美國為核心的西方對中國的這三個判斷。歷史地看，所有國家的重大外交決策，就是建立在對時代和其他國家的判斷之上的。實際上，這三個判斷基本上也是冷戰前美國對蘇聯的判斷。

細讀一下美國駐蘇代辦喬治·凱南（George Frost Kennan）在1946年發出的8000字電文，其核心就是這樣的判斷。二戰期間，美國和蘇聯還是盟友，但因為有這樣的判斷，兩國很快就陷入了長達半個世紀的冷戰。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西方對中國的戰略基本上包括三個方面：

一、圍堵和遏止中國崛起，至少防止中國挑戰西方的霸權；

二、鼓勵中國進入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不想失去中國，即不想讓中國成為另外一個“蘇聯”；

三、改變中國成為一個類似西方的國家。

但現在這些選項都沒有用了。西方的新冷戰思維是：既然西方沒有能力圍堵遏止中國，也沒有能力改變中國，因此，一個可行的選擇就是將中國變成另一個“蘇聯”，和中國進行一場新的冷戰，這樣西方至少可以團結起來，盡最大的努力遏止中國的擴張，并且也能孤立中國。

特朗普政府2017年12月以及美國國防部2018年1月分別發表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和《國防戰略報告》，都直接稱中國和俄羅斯是美國的主要戰略競爭對手，并聲稱美國將聚集資源應對中俄的挑戰。非常有意思的是，白宮新聞發言人把美國的這份國家戰略報告，稱之為美國“新時代的新國家安全戰略”。

這種稱呼和中國領導人所提出“新時代”相呼應，其針對中國的目標昭然若揭。

和中國的新冷戰會如何進行呢？這個問題需要去問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博士，但不是問基辛格本人，而是要去研讀他的作品，研讀他對國際關系史和世界外交史的科學分析和深刻洞見。基辛格在外交上是赤裸裸的現實主義。可以說，基辛格主義是馬基雅維利主義在外交領域的體現。

人們可以把基辛格主義歸納為三條：

一、無意識形態性，即不要用任何意識形態來分析國際關系和外交政策，國際關系的核心是赤裸裸的利益，盡管這種利益不僅僅是物質意義上的；

二、無道德性，即不要用任何道德觀來影響人們處理外交關系，今天的敵人可以是明天的朋友，今天的朋友可以是明天的敵人；

三、手段上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即目的證明手段正確，只要能夠實現國家利益和國家利益的最大化，只要能夠擊敗敵人，使用什么樣的手段都是正當的。

美國以什么對中國發動冷戰

在特朗普剛剛當選總統的時候，美國傳出基辛格在為新政府設計“聯俄抗中”的思路。盡管“聯俄抗中”因為特朗普的“通俄門”而中止，但這個思路是符合基辛格的邏輯的。“聯俄抗中”要轉化成實踐并不那么容易，因為在漫長的冷戰期間，美國社會累積起來的對蘇聯（俄羅斯）的仇恨，并沒有那么容易消解。

今天，“聯俄抗中”不提了，但又出現了美國可以發動冷戰的“抓手”，包括貿易戰、朝鮮核危機、臺灣、南海等問題。

很多人在思考如何贏得和美國的競爭甚至戰爭，主要還是從中美的武力沖突著眼的。不過，中美兩國同為核大國，之間爆發大規模的熱戰的可能性不是沒有，但概率極低。即使發生沖突，也會只是局部性的，并且不會在本土，而在其他地區。即使像南海這樣的地方，也不太會發生熱戰，因為南海島礁是中國領土，攻擊南海島礁會被視為是攻擊中國本土。

對美國來說，武力較量很重要，但武力較量只是為了更有效地進行一場新冷戰。就美國與蘇聯冷戰的成功經驗來說，美國也會選擇冷戰，而非熱戰。

因此，對中國來說，不僅要化解熱戰的威脅，更要有勇氣和美國打一場新冷戰。要從最壞處著想，往最好處努力。一旦貿易戰演變成為冷戰，這會是一場全方位的冷戰，包括朝鮮半島，我國的臺灣、南海、西藏、新疆以及“一帶一路”、產業政策、開放政策、政治模式和意識形態等等，都會成為戰場。

地緣政治的變遷可以說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前些年大家都在討論中美兩國會不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這個擔心并非沒有道理。正如哈佛大學教授、“修昔底德陷阱”理論的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領導的研究小組所發現的，自1500年以來，人類歷史上經歷了16次主要的權力轉移，即從一個大國轉移到另一個大國，有12次發生了戰爭，只有四次避免了戰爭。

就是說，中美之間的沖突乃至戰爭的概率是相當高的。正因為這樣，多年來，中國提出了和美國建設新型大國關系的政策導向，目標就是要有意識地去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但要避免這個陷阱，需要中美雙方的共同努力。現在，美國開始貿易戰，意圖通過貿易戰來拖慢甚至遏止中國的崛起。不過，今天的中國已經不同以往，有能力和美國較量。說穿了，冷戰總比熱戰好。

最后，還是一句話，歷史上，任何一個大國的大國地位都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更不是別國給的，而是斗爭出來的。中國亦然。

（二） 美歐若形成“貿易統一戰線”，

中國如何應對？

2018年7月

華盛頓時間7月25日，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在與特朗普會談后，歐盟官網發布了美歐聯合聲明。聲明稱，美國與歐盟之間將啟動“一種為實現雙方共贏的有力經貿合作”，共同致力于“零關稅、消除非關稅壁壘、消除對非汽車工業產品的補貼”，“免受不公平的全球貿易行為的侵害”。

特朗普則連續發推，表示“這是自由與公平貿易的偉大一天”，“美國與歐盟關系重回正軌”。同時，“歐盟會立即購買美國的大豆，并大量進口美國液化天然氣（LNG）”。

盡管此前美歐之間一度因鋼鋁、汽車關稅問題關系緊張，但這種和緩的態勢還是值得注意。尤其是特朗普口中“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的經貿關系——它意味著西方的經濟一體化嗎？或者是TTIP、TPP的新變種？在貿易戰的背景下，這一新聞對中國又意味著什么？

記者對話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鄭永年，請他為我們帶來解讀。

1. 記者：特朗普為什么要跟歐盟達成這種“貿易統一戰線”？看上去即使此前因為關稅一度緊張，美國和歐盟“盟友+兄弟”的關系還是比較牢靠的。

鄭永年：西方還是西方。美國歐洲是“West”，其他的就是他們眼中的“the Rest”。可以說，美歐之間的矛盾，類似于它們的“西方內部矛盾”；“中國可以跟歐洲結盟”是異想天開。

在此前的貿易體制下，的確是美國的市場更加開放，歐洲更依賴于美國，而不是相反。它們的工業水平、技術能力差不多，比較優勢也類似。但是美國的優勢更突出：大市場、技術領先、有創新、有美元，歐洲離不開美國。所以這次歐洲有妥協是很正常的。即便是特朗普之前用關稅“懲罰”它們，歐洲也不會脫離美國市場。

特朗普的一系列動作到底想要什么？注意他的用詞：“自由”且“公平”的貿易。他不是不要“自由貿易”，而是要加上“公平”。他覺得此前的貿易體制導致了不公平。奧巴馬時期想搞TTIP，一直沒弄下來；但是特朗普沒多久就搞定了。他是個行動派。

特朗普的策略是什么？“美國優先”就是他的策略。198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形成了一個世界體系；美國憑借上述的四大優勢，在這個世界體系成為老大。對美國來說，我缺了誰都沒問題，但你缺不了我，無論是市場、技術還是美元。所以特朗普的觀點很明確，也給了他到處揮舞貿易大棒的底氣。對歐洲、對日本、對中國，都是一模一樣的策略。

換言之，在特朗普看來，缺了你，我只是暫時丟掉這個市場；但是你們找不到自己相對美國的絕對比較優勢。即使是中國的比較優勢，美國也可以找到替代方案。

2. 記者：2016年2月，TPP協議簽訂時，奧巴馬說：“TPP將使美國在與中國競爭中更具優勢，讓美國而非中國書寫21世紀規則。”現在看，雖然特朗普退出了TPP，對WTO也不太感冒，但似乎也希望重新書寫國際秩序。美歐之間會否形成一個門檻更高、要求更嚴的自貿體系？

鄭永年：特朗普比奧巴馬強。奧巴馬說得明白，“不讓中國書寫規則”，太過意識形態化了。寫規則然后要求中國服從，還是隔了一層。生意人特朗普則看得非常清楚：這些規則的討論都沒用，還是靠實力。他的策略有效得多，就是利益推動。你如果想要美國的利益，就要服從我。他還是美國的里根派、現實主義派，要用利益推動規則。

如果按照古代的朝貢體系來做不完全類比的話，特朗普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個帶有等級的市場體系：美國是中心老大，盟友是一圈，日本一圈，中俄在外圈。跟朝貢體系不一樣的是，中國古代朝貢是“恩惠”性質的，你給我五塊錢我給你十塊錢；特朗普就是優先，你要給我錢，“可持續發展”。

我們不要小看特朗普做的事情。或許美國還會對小國施行強權政治，但他不相信強權政治可以征服中俄這樣的大國。他不相信民主黨的意識形態、價值觀，甚至朝鮮跟加拿大也可以沒有區別，就是赤裸裸的利益競爭。如果特朗普成功了，如果他還能連任，國際秩序改寫的可能性很大。雖然美國國內強調意識形態、強調強權的派別依然強大，但現階段特朗普做的，也符合這些派別的根本利益。

3. 記者：華爾街日報、NBC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特朗普在共和黨內的支持率達到了88%，選民中支持率也是45%的高位。此前包括CCG（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等在內的智庫也說，現在碰到的美國精英、跨國企業，也很少像此前一樣愿意為中國說話、為中國游說了。這種政治局面的變化意味著什么？

鄭永年：特朗普上臺以來，美國的經濟增長數據支撐了他的民意支持（記者注：據白宮數據，今年五月，美國失業率3.8%，為近50年來最低水平，制造業、中小企業的樂觀水平達到稅改后最高；經濟學家預測美國二季度GDP增長可能超過4%）。

美國的國內政治復雜，有不同的利益集團，要具體分析。以往我們總是看特朗普的推特、看他說的話和表現形式，但其實他的行為邏輯是高度一致的，這跟之前歷任總統都不一樣。此前都是說一套做一套。特朗普除了跟主流媒體關系差之外，經濟搞得很好，所以國內支持他。

面對中國，特朗普不想跟習近平搞壞關系，這跟國內的意識形態派、強權政治派不太一樣，他也不想失去中國，這一點跟冷戰不同。但他就是追求美國利益第一，我不跟你談，不能“口惠而實不至”，想要通過中國的行動去判斷下一步的動作。華爾街也是希望中國更開放，畢竟從資本擴張的邏輯來講，不會希望失去中國。

4. 記者：中國應該如何應對這一局面？

鄭永年：貿易戰的態勢還在持續，但是要防止跟美國“貿易脫鉤”。脫鉤是最差的狀況，因為經貿是中美關系的“壓艙石”“穩定器”。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成就，是在開放、全球化的狀態下達到的，這其中的重要一環是與美歐的經貿往來。一旦中美貿易脫鉤，狀況就完全變了，美國的冷戰派就會占上風，就會像對抗蘇聯一樣圍堵中國。

我前些天跟中央部門的朋友討論，特朗普貿易戰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其實美國沒有害怕中國現代化的理由。盡管美國軍方為了拿預算說中國是威脅，但中美軍事差距還很大；中國的人均GDP、科技含量、創新水平、附加值差距也很大；中國的政治制度對一些發展中國家有吸引力，但對美歐不構成挑戰。

5. 記者：但美國一直在渲染這種“威脅”。今天的美歐聯合聲明第四條，幾乎也是301調查對中國指責的照搬：“解決不公平貿易行為，包括知識產權竊取行為、強制性技術轉讓行為、工業補貼、國有企業造成的扭曲以及產能過剩問題。”但對中國來說，這些指責幾乎完全沒有證據。

鄭永年：這些當然不是中國的國家政策。西方大肆渲染是有目的的，就是為了圍堵所謂的“國家資本主義”。在他們的話語中，這是一場自由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之間的斗爭。這是意識形態層面的區隔，也是一場輿論戰。

其實對美國來說，中國真正的威脅在于，它有成為美國一樣的消費社會的潛質。我們知道“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在很多美國人看來，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避免中美進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方法，因為那樣中國就不會挑戰美國了。

對中國來說，我們真正要做的事情是搞好自己的改革，真正做好自己的事情，通過自己的行為改變對方的行為。真正的深化改革是符合我們的國家利益的，像粵港澳大灣區、海南自貿區、知識產權保護這些，真正拿出力度和深度來，資本看到有利可圖，肯定會到中國來。

我們要用自己的方式吸引優質資本。從規模經濟到質量經濟轉變，需要很多優質資本。特朗普就是在把優質資本往美國拉。中國通過什么來吸引資本？如果我們自己的資本都往外跑，發展當然成問題。要做大幾個平臺，營造好環境，留住自己的資本，也吸引外部資本進來。如果中國也可以變成美國一樣的質量兼具的消費社會，自然就是具有巨大吸引力的經濟中心了，很多國家也自然會進入中國的影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