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鄭永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本文來源：聯合早報

今天在全球范圍內發生著的治理危機，也就是秩序危機。無論東西方、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很多地方秩序岌岌可危。甚至一度被視為“歷史的終結”的西方民主政治，似乎也進入一個非常態。

收入的巨大差異、社會的高度不平等、恐怖主義的日益盛行，這些因素在深刻影響著歐美的現存秩序。在美國，各種因素促成了特朗普那樣對現存制度極具沖擊力的政治人物的崛起，企圖重建社會；在歐洲，英法德政治人物仍然苦苦守著舊的制度，但經常是力不從心。

不難理解，如果現在的這些情況繼續，得不到有效改善，當人們不可容忍的時候，即使民主政治也有可能回歸集權，演變成專制。歷史地看，沒有一個政體會是永恒的，而是處于不斷變化之中。在發展中國家，很多國家更是出現集權和專制的大趨勢。諸如普京、莫迪和埃爾多安那樣的領袖，都是在以建設新秩序為名，尋求自己政治權力的最大化。

這些領袖似乎都在想辦法解決秩序問題。但問題在于，他們真的想建立新秩序嗎？事實上可能恰恰相反，他們的所作所為都在深化秩序危機。原因很簡單，盡管意圖可能是良好的，但他們并不能對今天的秩序危機有正確的診斷。

如果從大歷史看，這個時代的秩序危機背后是人的危機，即人在這個新時代和新處境的自我認同問題。解決不好人的危機，無論怎樣的秩序建設都難以應付這個時代的危機。秩序不是抽象的，所謂的社會秩序是以人為中心的秩序。

很顯然，今天所有這些領袖的核心并非“人”，而是“非人”，例如資本、經濟發展、市場、權力、治理（對人的管理）等等。這些都是人的“處境”，而非人本身。當這些成為人們關切的重點的時候，就導致了阿倫特（Hannah Arendt）所說的“人的條件”（human condition）的惡化。或者說，一旦人們把秩序建設的核心從人轉移開，轉到這些“非人”因素，那么秩序危機就不可避免。

不過，人類的進步也是源自于人的危機。這一點從西方文明的發展可以看出。每一次重大進步都是因為人的危機。或者說，社會進步就是人的進步。今天，人們懷念古希臘城邦制度，因為一些城邦的制度安排關切的是人。

雅典實行的是典型的共和制度，是為了解決人的利益和榮耀問題。今天西方所說的“政治人”就來源于古希臘。“政治人”的假設的基點是人對政治的參與。“政治”就是人的“處境”，人人必須參與能夠影響自己的“處境”的營造和形成。

古希臘也出現了專制的政體。亞里斯多德對古希臘不同政體的探討，從本質上來說都是人的制度安排。和今天的人們不一樣，亞里斯多德并沒有把“民主”視為最理想的政體，他認為一種混合的政體才是最理想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混合政體最能體現人的價值。

歐洲的中世紀進入了神權時代，被歐洲人稱為“黑暗時代”。原因也很簡單，因為這個時代放棄了人的權利，一切都要聽從上帝和神的安排。不過，歷史地看，即使如此一個宗教時代，也并不是那么黑暗，也為西方留下了豐富的有關人的價值的文化遺產。宗教和上帝至高無上，但其中仍然有“人”的因素。

在中世紀，亞里斯多德的“自然法”學說得到發揚光大。自然法強調的是人的“自然權利”，宗教在西方人權進步過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為“上帝”是抽象的，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子民”，是平等的。不管怎樣，經過宗教改革之后，西方演變出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文化，這一文化在近代之后逐漸演變成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文化。

中世紀也發生了教權和世俗政治權力之爭，經過長期的斗爭，宗教和政治被分開來，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自然法得以重新解釋來適應新的時代的需要，自然法的中心從神轉移到人；教權繼續強調上帝，但政府則轉向法律。文藝復興是人的復興。

在西方“人”的歷史上，沒有其他任何一個運動能夠像文藝復興那樣對人類社會產生持續而深刻的影響。原因很簡單，文藝復興真正確立了人的至高無上的地位。人的價值并非其他任何東西可以加以衡量的，人是衡量人本身價值和其他東西價值的唯一尺度。

今天所謂的西方價值觀（包括人權）都已經在文藝復興運動中得到弘揚，演變成為類似信仰的東西。這已經不是對“神”（上帝）的信仰，而是對世俗事物的信仰。人們可以說，這是一種巨大的轉型，即對“神”的信仰轉化成為對世俗的信仰。直到今天，這種信仰也足以解釋西方社會為什么對人權具有如此重要的關切。

探討實現人的價值的制度

如果說文藝復興確立了人的價值，那么探討一種能夠實現人的價值的制度，則是啟蒙運動的主要任務。啟蒙運動把人們的注意力轉移到了政治制度領域。就制度而言，啟蒙運動之后西方政治開始進入近代。之前的變化主要發生在經濟領域和文化領域，啟蒙運動則把變革引入政治制度領域。古希臘實行過民主，但現在形式的民主是在啟蒙運動之后開始的。

啟蒙運動之后，宗教力量不斷退卻，而世俗權力得到強化。隨著主權國家概念的出現，西方開始出現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最終導致了西方國家之間、西方和非西方國家之間的無窮的戰爭。不過，民族主義最初的意義也是為了保護和實現人的權利的。

民族主義的假設就是任何民族都可以建立自己的國家，最典型的是當時自由主義的表達，“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在自由民族主義看來，一個民族的成員通過確立自己的國家最能保障和實現自己的權利。

從一個側面看，民族主義是西方個人主義在國家層面的表達。盡管它以實現個人權利為目標，但最終走向了反面。首先，“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對多民族國家來說是個災難，因為大多數國家都具有“多民族”性質，民族主義意味著國家的分裂。其次，民族主義通過與其他民族為敵而強化自己。

不難理解，民族主義在內部造成了內戰，在外部造成了戰爭。這種現象直到現在不僅沒有得到有效解決，反而經常變本加厲。即使在西方內部，種族問題（民族主義的變種）也經常給少數族群造成“處境”危機。

對西方人來說，人權的“敵人”不僅僅來自早期的宗教和專制時代的政治權力，也來自資本。盡管在向君主專制爭取權利過程中商人群體扮演了主要角色，但代表資本的商人群體很快成為人權的“敵人”。自16世紀以降到馬克思時代，商人或者資本是西方“公民社會”的主體，但到馬克思時代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隨著歐洲民族國家的形成，資本主義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

不過，在原始資本主義階段，資本唯利是圖，資本或者經濟本來是人的“處境”，是為人服務的。但在原始資本主義那里，資本和利潤本身成為目標，而人反過來成為工具。用馬克思的話來說，資本“異化”了。而人是很難承受這種“異化”狀態的。因此，在歐洲大陸很快社會主義風起云涌，這場運動的目標就是向資本爭取人權。

歐洲人自己找到解決危機的方法

從時間點來看，民族主義運動早于社會主義運動，但一旦社會主義運動崛起，民族主義運動具有了巨大的動能，對外極具進攻性。在歐洲，這兩場運動的結合導致了一戰和二戰。德國哲學家尼采在世期間已經目睹歐洲國家之間不間斷的戰爭，他對歐洲近代的轉型的結果似乎早有預見。歐洲人擁有同一個上帝、同一個文明、同一個文化，為什么還互相殺戮呢？尼采因此勇敢地宣布“上帝已死”。“上帝”不再能夠為人提供生存的意義，人們需要尋找生命的新的根源。

不過，上帝并沒有幫助歐洲人解決人的危機，是歐洲人自己找到了解決危機的方法。二戰之后，歐洲復興。社會主義運動功不可沒，因為這場運動直接促成了資本主義從原始形式轉型到福利形式。今天人們所看到的福利資本主義，并非資本本身發展邏輯的結果，而是社會改革的結果。

直到現在，盡管福利社會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但這一制度的確幫助人們實現了多方面的人權，例如免于饑餓、不會因為貧困而不能就醫、體面的生活等。戰后大眾民主的出現也是和社會主義運動緊密相關聯的。大眾民主在有效支撐了福利制度的同時實現了人們的政治權利。

那么，今天西方的人的危機根源在哪里呢？原因很簡單，還是回到馬克思，即“異化”。人的危機根源在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和全球化的結合和互相強化，導致了西方制度的重心，從人轉移到了資本和財富，而民主這一近代以來人們用來制約資本的手段在資本面前顯得無能為力。

全球化、資本和移民，一切都處于流動之中，這是最符合資本的邏輯，因為對資本來說，只有在這些要素的流動過程中，才能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實現最大限度的發展和利益。不過，在資本實現利益最大化的這個過程中，人的危機出現了，因為社區不見了，地方共同體不見了，財富掌握在很少一部分人手中，社會高度分化。社會的各個群體再一次找不到人的意義。各種沖突，包括階級的、不同群體的、宗教的、種族的，甚至恐怖主義，無一不是人的認同沖突。

到現在為止，西方社會對各種沖突仍然持容忍的態度，包括對階級分化、對不同宗教、對不同種族的容忍。但這種容忍能夠持續多久？這沒有明確的答案。民粹主義、隱性的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明顯在抬頭。

特朗普的選舉猶如美國白人的公投。歐洲內生型恐怖主義的崛起也在和歐洲主流社會的忍耐度競爭。一旦忍耐度失去會發生什么？會再次走向宗教沖突嗎？像馬克龍那樣的歐洲年輕一代政治家，能否再次“革命”，把西方的重心從資本或者政治轉移到人？

一句話，如果不能有效改善“人的條件”，那么不管怎樣的治理制度都難以應付日益深刻的危機。盡管治理的對象不可避免地是人，但人不僅僅是一個管治對象，而且也是主體。如何突出人的主體性，那是當代社會秩序甚至國家秩序重建的最大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