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5日，中國財政學會會長、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樓繼偉，在第二屆財政與國家治理論壇上作了“推進事權劃分改革、夯實國家治理基礎”的專題報告。

樓繼偉認為，事權劃分改革是國家治理中關乎長治久安的高階問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十九大提出的宏偉目標包含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央與地方的事權關系具有國家治理屬性，是屬于國家基本制度層面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間財政關系和事權劃分領域推動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需要強調的是，這些改革大多沒有憲法層面，甚至法律層面的支撐。目前，中央地方事權劃分方面仍具有濃厚的計劃經濟色彩，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高度不契合。十九大報告中，把“建立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關系”放在加快建立現代財政制度首位，意味著事權與支出責任劃分改革已經成為我們實現兩個百年宏偉目標征程中不可回避的重點問題。

樓繼偉指出，多年來政府間事權劃分改革進展相對緩慢，主要原因是受傳統計劃體制影響，各級政府職能配置天然缺乏清晰分工的理念，“機關化”特征顯著。上級政府慣于通過行政命令方式管控下級政府，約束下級政府按上級偏好履行事權，而不是由各級政府根據事權屬性，通過建立本級的機構隊伍，采用“實體化”的方式直接承擔相關事權，從而導致政府間權責邊界模糊，共同事務泛濫，行政效率偏低。

我國作為單一制社會主義大國，必須堅持統一領導，適度加強中央事權。按照事權屬性，涉及國家主權、經濟總量平衡和區域協調發展、全域要素流動等領域的事務，必須要完整集中到中央，以加強國家的統一管理，確保法制統一、政令統一、市場統一，維護和鞏固中央權威。為避免在事權履行過程中因“中央發令、地方執行”導致的權利不清、責任不明、推諉扯皮、效率低下等問題，要通過實體化方式，改組或設立專門的機構和人員隊伍，負責具體事務的執行。

特別是在國防、外交、國家安全、職工社會保險等關系全國統一市場、海域和海洋使用管理、食品藥品安全、生態環境安全、跨區域司法管理等領域，在維護中央決策權的同時，要重點強化中央的執行權，合理配置機構，增強執法一致性，提高行政效能。

按此調整后，不僅強化了中央事權，還可以明顯壓縮中央和地方共同事務以及委托事務數量，降低清晰劃分中央地方事權的難度。省以下的事權調整也應遵循實體化的原則，同時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

通過上述努力，推動從“計劃經濟分權制”向“市場經濟分權制”轉變，建立決策和執行相統一、權利和責任相一致、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體制機制。

樓繼偉強調，規范化、法律化是事權劃分和調整的根本要求。按照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推進各級政府事權規范化、法律化，完善不同層級政府特別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權法律制度”的要求，應當通過立改廢等多種方式，通過對相關法律的調整，對政府間事權劃分加以界定，以法律的權威性保證事權劃分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同時，推進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必須提高認識，將其置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統籌謀劃。

事權劃分本質上屬于現代國家治理問題，反映了計劃經濟的政府間事權劃分與不同形態的市場經濟政府間事權劃分的本質區別，是“姓計姓市”問題。而我國建國以來的歷史和國際比較經驗都表明，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只能以市場經濟制度為基礎。

在改革實施過程中，要提高改革的組織和決策層次，發揮黨中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核心作用，必須要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充分論證、謀定而動，做出慎重、科學的決策。針對地方、部門和社會各方面的不同利益訴求，調適這些差別化甚至矛盾對立的利益關系，引導各方面講政治、講大局、自覺服從中央決策是重要基礎，同時也要重視通過制度建設，形成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積聚改革合力，實現總體利益最大化。

樓繼偉最后強調，他提出的相關看法是一些前瞻性的考慮，相關建議也不見得立即就能付諸實施。作為問題提出來，希望給大家提供一些參考，共同推動事權劃分改革取得進展。

本文轉載自中國財政學會官方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