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亞男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中東研究所 助理研究員

來源：世界知識

2017年10月27日，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出席安卡拉一座清真寺的揭幕儀式。

10月29日，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在慶祝建國94周年集會上發表講話，強調了土耳其國父凱末爾的精神之于現代土耳其的重要意義，并表示這種精神至今仍存，是維系土團結與發展的基石。但在埃爾多安的反對者和一部分世俗主義者看來，在埃爾多安及其領導的正義與發展黨執政期間，土耳其政府推行的政策背離了凱末爾主義，背離了土耳其共和國憲法確立的世俗主義原則，一步步將土推向“伊斯蘭化”，加劇了土社會的分裂與緊張。

“伊斯蘭特征”日益凸顯

2002年正發黨以溫和伊斯蘭政黨的面貌登上土耳其政壇，在執政初期大力推行經濟自由化改革，按照歐盟標準完善法律體系、削減軍隊權力、鞏固民主制度，使土社會的自由化和多元化程度得到較大提升。但是隨著其執政地位日益牢固，其政策中的“伊斯蘭特征”逐漸顯露，引發了國內世俗派人士及美西方國家的疑慮。他們認為推動土社會“伊斯蘭化”才是埃爾多安真正關心的“隱秘議程”，而且這一趨勢在2011年后明顯加速。

首先，也是最顯著的一點，正發黨政府在教育領域推行的改革客觀上有利于“伊斯蘭化”。2012年，埃爾多安提出要培養“虔誠的下一代”，并多次公開表示希望按照保守主義價值觀重塑社會意識形態。同年，土政府頒布教育改革法案，對普通高中進行全面整頓，將其改造為專業院校、職業學院和宗教學校等，刺激了宗教教育的快速發展。一是通過制度設計，引導生源向宗教學校流動。比如，規定進入普通高中需要通過考試，進入宗教學校可以免試；增加普通中學入學考試的難度，迫使更多學生選擇去宗教學校接受教育；在部分地區，由教育官員按學區將學生分配到宗教學校，無需征求學生本人及家長的同意。2012年，土耳其有宗教初中1099所、宗教高中708所；到2016年9月，分別增加到1961所和1149所。2002年土宗教學校在冊學生為6.5萬，2013年增長到65.8萬，2016年已接近120萬。相比之下，世俗初高中學校生源流失嚴重，在冊學生數量增長緩慢。二是把宗教學校納入義務教育范疇，降低學生接受宗教教育的門檻。

此前，宗教學校不得招收15歲以下少年兒童，教育改革將這一年齡限制變成10歲，且允許四年級以上學生在家接受父母教育，使大量學齡兒童脫離了普通的世俗化學校環境。2013年，土政府還發起了“古蘭經學前教育”工程，旨在“從娃娃抓起”，向更低齡的幼兒傳授宗教內容。三是在世俗中學課程設置中加入更多宗教內容，且僅限于伊斯蘭遜尼派教義和價值觀。非穆斯林可以申請免修，但其他派別的穆斯林要被迫接受遜尼派教育。宗教課程由宗教事務委員會直接管理，教育部無權干涉。此外，政府還放松了對民間辦學的資質要求，為宗教組織開設經學院開了綠燈；允許經學院實行寄宿制，這實際上意味著允許孩子從小接受全面的宗教浸染、過嚴格的宗教生活。

其次，土政府加大對宗教事務的資源投入，官方意識形態宣傳中涉宗教內容明顯增多。一是大力扶持國家宗教管理局、宗教事務委員會等官方宗教機構，擴大其權限；政府財政向宗教事務委員會嚴重傾斜，該部門的年度預算在十幾個部委中一度高居首位；設立宗教事務基金，向穆斯林國家留學生提供資助。二是強調奧斯曼帝國和伊斯蘭教的光輝歷史，高調慶祝“攻占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爾）”勝利紀念日，強化民眾的宗教和民族自豪感；組織民眾在全國范圍內慶祝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的生日。這些舉措在凱末爾時代全面世俗化的政治環境中都曾被明令禁止。三是大規模興建清真寺。2002～2012年，土新建清真寺17000多座，2012年后數量仍持續增加。目前，土國內清真寺總數已超過90000座，平均每866人就有一座清真寺。與同地區國家相比，其人均占有的清真寺數量是伊朗的兩倍，清真寺總數是埃及的1.4倍。

其三，在政策層面為伊斯蘭教“松綁”，呼吁民眾自覺遵從伊斯蘭的社會法則，試圖恢復宗教在公眾生活中的引導和凝聚作用。正發黨以完善民主和實現公民平等權利為由，逐漸取消法律對宗教行為的限制。2013年，土政府廢除了建國以來禁止穆斯林女性在政府機關、議會、醫院、學校等特定場合佩戴頭巾的法令，埃爾多安稱之為“婦女享有全面公民權利的重要一步”，標志著“一個黑暗時代的結束”。2014年，政府進一步準許女孩自10歲開始在學校佩戴頭巾。2015年，頒布了分時段的有限禁酒令。2016年初，宗教事務委員會又發布社會指導規范，稱訂婚夫婦應避免在公眾場合牽手或做出其他親密舉動、家庭婦女不應使用含酒精的清潔用品等，以符合伊斯蘭教義的要求。

在對外政策上，正發黨政府也逐漸偏離了堅定的世俗主義和親西方立場，轉向伊斯蘭世界，積極介入埃及革命、巴以問題、敘利亞內戰和卡塔爾外交風波等地區事務；支持穆斯林兄弟會和哈馬斯，允許其在境內召開會議、創建活動中心和國際聯絡站；支持沙特空襲也門什葉派胡塞武裝；等等。土耳其正逐步從一個“準歐洲國家”轉變為帶有鮮明地域和宗教特色的“中東國家”。

主客觀因素共同催生

雖然埃爾多安和正發黨從未承認過要在土耳其推行“伊斯蘭化”，也從未表示過會放棄世俗主義原則，但其政策無疑鼓勵了伊斯蘭教在土耳其回潮，也加劇了土耳其社會的教俗群體對立與猜忌。在可預見的未來，正發黨的政策很難跳出這一已成型的軌跡。

從主觀上看，這是由正發黨的性質和黨派利益決定的。首先，正發黨帶有宗教底色，是一個溫和偏右的保守政黨，在政治體制上擁護民主制，在社會和文化價值觀上奉行保守主義。作為掌舵人，埃爾多安或許也曾希望正發黨像歐洲的類似政黨（如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黨）一樣，能游刃有余地處理好社會治理與宗教的關系。但土耳其的民主體制由外移植而來，根基脆弱，且穆斯林占人口絕對多數。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提倡保守主義，不可避免會涉及宗教內容，導致宗教勢力占據上風。其次，正發黨的執政基礎與世俗派政黨共和人民黨截然不同。共和人民黨依靠的是信奉西方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大資本家與商業精英以及具有強烈民族主義傾向的軍人團體等，主要集中在土耳其的歐洲區、大城市和沿海較發達、較開放地區。正發黨依靠的是本土化特征明顯的中小企業主、宗教人士和農民、小手工業者等社會中下層人士，主要集中在土耳其的亞洲區、小城市、郊區和保守落后的安納托利亞平原地帶。這部分人的西方化和世俗化程度低，宗教意識濃厚，重視伊斯蘭信仰和奧斯曼文化傳統，且由于長期被邊緣化，爭取政治經濟權利的愿望強烈。尤其是安納托利亞的小資產階級和小企業主，渴望加入全球市場和金融體系，分享全球化的紅利，積極尋求政治代言人和利益守護者。埃爾多安和正發黨正是贏得其選票支持，才得以上臺執政。為了維護長久的支持率、穩定票倉，正發黨政府不僅要在經濟上向其傾斜，進一步釋放中小企業的活力，而且需要在社會文化上給予他們話語權和主體地位，這也就意味著要持續給予宗教意識形態更寬松的環境。

從客觀上看，2011年中東爆發“阿拉伯之春”，隨后地緣政治格局進入大動蕩、大重組階段。地區傳統大國、強國（如埃及、敘利亞、伊拉克）遭受重創；穆斯林兄弟會等政治伊斯蘭勢力崛起，一度通過選舉奪取政權或進入議會；“伊斯蘭國”等極端組織肆虐，改變國家主權邊界；庫爾德族群壯大，挑戰現有地區秩序；美國調整地區戰略，轉向“離岸平衡”，美西方在中東地區影響力相對下降。而土耳其作為少數幾個未受沖擊的國家，成為地區的“安全島”和“穩定極”，加之2002～2012年土經濟高速發展，躋身全球前20大經濟體，整體實力上升，進而信心膨脹，視動蕩局勢為歷史機遇。一方面，不甘心繼續做西方世界的“外圍成員”，積極謀求“大國”地位，渴望恢復奧斯曼帝國的榮光，再次成為伊斯蘭世界的領導者；另一方面，熱衷于向外推銷“土耳其模式”，支持政治伊斯蘭勢力，意圖在地區新秩序中布下“先手棋”。這些因素促使正發黨政府的政策重心日益轉向伊斯蘭世界，宗教也就成為其進行政治動員的一項最便利工具。

當“阿拉伯之春”蛻變為“阿拉伯之冬”后，埃爾多安和正發黨的雄心遇挫，被迫面對不斷惡化的地區局勢和接踵而來的挑戰：既要確保政府對國家完全的、強力的控制，充分調動社會資源，防范恐怖主義滲透和外來恐怖襲擊；又要維護國家統一，嚴厲打擊庫工黨組織，全力遏制伊敘邊境庫爾德武裝壯大；還要壓制反對黨的攻訐，維持高支持率和執政地位；同時要應對與西方盟友的關系衰退、與地區國家和域外大國的外交爭端等。正發黨政府為尋求政策合法性，不惜頻繁煽動公眾的民族主義情緒。由于凱末爾式的民族主義已無法喚起足夠多的“同盟者”，埃爾多安便以各群體共有的穆斯林身份為號召，從伊斯蘭的視角重新解讀民族主義，強調土耳其穆斯林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特征，盡可能拉攏各方力量，強化社會凝聚力。對于現階段的埃爾多安和正發黨而言，即便不考慮意識形態，僅僅從實用角度出發，宗教在政治中的作用也已變得愈加重要。

“路線”之爭尚無定論

其實，土耳其社會的“伊斯蘭化”傾向并不是近幾年才出現的。自凱末爾革命以來，土耳其宗教勢力一直暗流涌動、蓄勢待發。冷戰期間，宗教還曾被當作“在道德層面抵御共產主義擴張”的工具，但長期受到世俗主義力量的嚴格監管和控制。正發黨上臺后給予了宗教較大發展空間，在其默許甚至引導下，土社會宗教意識和宗教力量日漸抬頭，不斷沖擊其世俗主義原則。2016年4月，土大國民議會議長在討論伊斯蘭文化復興時稱，土耳其是一個“伊斯蘭國家”，應當制定一部“體現伊斯蘭精神”的新憲法。該言論在土國內外引起軒然大波。雖然土政府立即澄清這是“個人看法”，并承諾討論中的憲法修正案不會改變國家的世俗主義理念，但這一事件無論對于土耳其的世俗主義者還是宗教人士來說，都是一個強烈的信號。2016年7月土發生未遂軍事政變后，全國85000多座清真寺的伊瑪目使用宗教網絡傳達了埃爾多安的要求，動員民眾走上街頭支持政府，在平息政變的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同時也讓外界意識到，在土社會世俗主義表象下隱藏著巨大的且仍在不斷增強的宗教力量。

不過，埃爾多安的支持者堅稱，正發黨的政策并非指向“伊斯蘭化”，而是“去凱末爾化”，是對僵硬的、極端的、威權的世俗主義政策進行“糾偏”；是民主制度發展到相對成熟的階段，社會需求多元化的必然結果。埃爾多安本人也多次表示，世俗主義是土耳其的“立國之本”，任何否定世俗主義存在價值的觀點都背離了國家發展的正確路徑。

不管爭論如何，至少截至目前，正發黨的政策都還在世俗主義和民主制度的框架內。但也應當看到，它已經造成了令人憂慮的后果。一是教俗矛盾加劇了土耳其社會的分裂與極化，對世俗生活的不寬容勢頭正在上升。二是正發黨借助宗教進行社會和政治動員，雖然短期內達到了目的，但是長期來看會造成政治對宗教越來越深的依賴，無異于“飲鴆止渴”。宗教在土耳其這樣一個伊斯蘭歷史傳統悠久的社會中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過去數十年高壓的世俗主義充當了阻止其爆發能量的鎖鏈作用。如今埃爾多安打開了鎖鏈，且不論其初衷是“伊斯蘭化”還是多元化，是出于意識形態沖動還是政治斗爭的需要，未來事態發展恐怕都很難再受其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