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志樂，全球化智庫（CCG）特邀高級研究員，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導讀

王志樂認為，關于對外開放與吸引外資，需要警惕“中國不再需要繼續開放和利用外資”的錯誤思潮。在新一輪對外開放的背景下，亟需實現從投資輸入國思維轉變為投資輸出國思維。

王志樂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短短7個月時間里，黨中央和國務院前所未有地就吸收外資問題如此密集地發布指示，反映了中國對擴大開放、促進外資增長的決心與力度。

他認為，改革開放以來，關于對外開放與吸引外資，需要警惕“中國不再需要繼續開放和利用外資”的錯誤思潮。在新一輪對外開放的背景下，亟需實現從投資輸入國思維轉變為投資輸出國思維。

中國不再需要外資？

王志樂表示，當前在華外資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不能適應中國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戰略目標，這要求中國的外資政策有新的突破與創新。

在他看來，從1979年以來，外資政策的突破和創新在中國已經進行過三次。

第一次是關于“利用外資不是 賣國主義 ”的爭論，出現在上世紀80年代初。1983年，國務院召開第一次全國利用外資工作會議指出中國利用外資不是“賣國主義”，1986年國務院正式制定頒發了《國務院關于鼓勵外商投資的規定》，強調“保障外商投資企業的自主權”。

1992年前后，國內出現了第二輪否定開放反對引進外資的思潮。面對人們利用外資是“姓資姓社”的爭議，鄧小平同志明確指出：“三資”企業受到我國整個政治、經濟條件的制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歸根到底是有利于社會主義的。

2001年前后圍繞入世，國內出現第三輪對于開放和利用外資的質疑，有人擔心外資大規模進入會導致本土產業的衰敗。彼時黨中央領導認為，加入世貿是符合我國發展的長遠利益的。入世10年后，中國成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王志樂指出，當前正面臨第四輪觀念與理論的突破。“一些人認為，中國不再需要繼續開放和利用外資。在這種思潮影響下，出現了一些排斥外資企業的錯誤觀點與做法。

他表示，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開展新一輪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正是在習總書記直接推動下，國務院出臺了2017年5號文和39號文，制訂了系統全面的措施以促進外資在中國的增長。

王志樂稱，“回顧上述四次關于外資的爭議不難看出，近40年來盡管傳統思維不時抑制中國對外開放的速度，但是中國在兩種思維博弈中逐步擴大開放，利用外資的規模不斷擴大，質量不斷提升。不能為一時的和局部的問題而動搖了對中國改革開放的信心。”

中國從全球化中獲益

在王志樂看來，中國當前需要創新包括全球價值鏈和全球公司在內的經濟全球化理論。

“近年來逆全球化思潮抬頭，國內也有一些人對是否堅持開放發展出現了質疑和搖擺，沒有了當年加入世貿組織倒逼國內改革融入全球經濟那樣的魄力。”

他認為，全球化理論滯后是造成這些錯誤思潮抬頭的一個重要原因。

1992年以來加速發展的經濟全球化往往被說成是美歐等西方的全球化。王志樂強調，1979年中國對外開放，積極引進外商投資，中國企業融入了全球產業鏈，中國既是經濟全球化的推動者，也是經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不能把中國參與和推動的經濟全球化片面地歸于西方。

王志樂表示，跨國公司理論的滯后，也影響了中國引進外資和對外投資。

1992年以來，跨國公司迅速走向全球公司，成為經濟全球化的根本動力。傳統的跨國公司也隨之發生了三大變化：企業發展戰略從跨國經營走向全球經營；公司管治結構在股權全球化基礎上形成全球性的治理機構，從中心輻射型管理結構轉變為全球化的網絡式管理結構；企業責任理念也從過去的股東價值最大化轉變到包括經濟、社會和環境責任在內的全面的責任。

跨國公司走向全球公司大大提高了在全球整合資源的能力，并與投資經營所在國有了越來越多的利益交匯，形成了利益共同體。全球公司成為中國與全球形成利益共同體的基礎。

改革開放近40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每一個歷史階段，都與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的每一個重要轉折點相吻合。王志樂表示，正因為順應并融入經濟全球化潮流，中國才抓住了世界給予中華民族的歷史性機會，以和平的、公平的、市場交換的方式獲取全球資源，進而實現了大國崛起嶄新的一章。

“根據近40年來的成功經驗，我們應堅定不移地抵制逆全球化思潮，堅定支持經濟全球化，促進全球型公司，特別是源于中國的全球公司的發展，從而使中國經濟融入經濟全球化，融入全球價值鏈。”

轉向投資輸出國思維

促進外資新一輪增長需要新一輪的觀念創新。王志樂認為，當前亟需實現從投資輸入國思維轉變為投資輸出國思維。

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2014年中國已成為凈對外投資國。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變：中國已經進入了投資輸出與投資輸入平衡，甚至對外投資超過引進外資的“新常態”。

王志樂表示，投資輸入國思維更加關注如何保護本國產業，以及通過引進外資獲取更大經濟利益，因此往往對外資準入、股權比例、投資期限、利潤轉移等問題加以管制或限制。

而投資輸出國則關注本國企業對外投資的安全與收益，要求投資輸入國開放市場、給本國企業投資以國民待遇，加強對本國投資者的保護。

王志樂認為，從投資凈輸入國轉變為投資凈輸出國，意味著中國企業從被動融入全球價值鏈到開始主動融入全球價值鏈，主動整合全球資源，從而在全球價值鏈中轉型升級。也意味著我國將以更對等的方式擴大外資準入，落實外資國民待遇，從而為外資企業創造更友好的營商環境。

他表示，站在投資輸出國立場就可以理解，盡可能放開對外資進入中國的準入，就是為中國企業在海外爭取盡可能寬的準入限制；給進入中國的外資企業國民待遇，就是為中國企業在海外爭取國民待遇；改善對進入我國的外資企業經營環境，就是為走出去的中國企業營造良好的海外投資環境。

王志樂認為，促進外資新一輪增長，應當從戰略和戰術兩個層面妥善處理促進外資增長與減少外資負面影響的問題。戰略上應該堅定不移地發揮全球公司在中國新發展階段的積極作用；在戰術上，根據具體的合作項目上應當謹慎，防范其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

“我們不能因為對外開放而忽視外資帶來的負面影響，也不應該因為戰術層面的問題而動搖對外開放利用外資的根本戰略。”王志樂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