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南都》

金燦榮 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決定未來10年國際關系走向的還是大國變量。從歷史經驗可以看出，大國關系對國際關系最為重要。一個基本的判斷是未來的大國關系會更復雜。

這里的大國主要指美國、歐盟(在國際關系中可以視為一個獨立國家的角色)、俄羅斯、日本、中國和印度。各大國未來10年內部都有問題，所以投入的重點還是把家里的事先處理好。

大國內部各有煩惱

像美國現在有主流分化的問題，原來美國社會建立在“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文化基礎之上。隨著多元文化的泛延，文化差距越來越大利益差距也很大。

由于主流的分化，美國政治的穩(wěn)定性挑戰(zhàn)凸顯。從現象上，美國的精英層和民眾脫離，精英層內部“左”與“右”的對抗也很嚴重。去年與“特朗普現象”對立的，就是“桑德斯現象”。

兩者皆走極端，比主流要激進得多。多黨民主制有一個前提，就是主流非常的堅強，然后再分成不同派系，這個時候玩多黨民主可以斗而不破，可是一旦主流沒了，多黨民主就是對戰(zhàn)了，運作的質量一定是下降的。

這是美國未來面臨的最大的問題。其次還包括經濟虛擬化，特朗普也想領導美國經濟“脫虛向實”，但并不容易。第三就是非法移民的融入問題。

俄羅斯經濟發(fā)展出了問題，經濟結構和國民收入對能源的依賴較高，俄羅斯去年51%的財政依靠石油，出口的81%靠石油，整個國家已經掉到資源陷阱里面去了是非常脆弱的。

此外還包括人口萎縮問題，俄羅斯女性現在平均一生只生0 .67個孩子，以及后普京時代的政治挑戰(zhàn)等，都比較棘手。歐盟現在的問題也很多，包括經濟活力不足，英國脫歐成功導致的離心傾向，高福利難以為繼及歐洲內部的沖突，接收的難民很難融入當地文化等。

日本也是經濟活力不足，人口規(guī)模萎縮及老齡化問題凸顯。印度隨著外資的涌入，經濟增長會有起色，但面臨的一個根本性問題是社會結構的前現代化。

中國國內現在也有一些挑戰(zhàn)。改革開放近40年來，經濟增長和民眾生活改善很快，但如何進一步深化改革，保持經濟活力，保持經濟發(fā)展的可持續(xù)性，解決好環(huán)境問題，也是不小的挑戰(zhàn)。

因此，各大國仍會把解決內部問題放在第一位。與此同時，都會努力處理好外部關系，都想縱橫捭闔，多交些“朋友”，少樹些“敵人”。

第三就是想推進自己的議程，努力使得國際格局對自身更有利。美國是比較簡單的，就是公開防范可能的挑戰(zhàn)者。曾經一度把歐盟視為潛在挑戰(zhàn)者而進行壓制，現在歐盟的重要性下降了。

美國也把俄羅斯當做一個挑戰(zhàn)者，然后就是崛起的中國。現在從趨勢上看，在挑戰(zhàn)者的重要性上，中國的排位在上升。日本是希望盡快實現國家正常化，印度想圓“大國夢”，俄羅斯則要復興，歐盟希望繼續(xù)維持團結，并成為國家規(guī)則和規(guī)范的制定者。

中日關系相對麻煩一些

從綜合條件看，在這六家大國中，發(fā)展勢頭上來說，中國、印度和美國相對要好一些，其他三家要差一些。從中國的視角來看，未來10年，中俄關系會很穩(wěn)定。

雙方經濟互補性強，戰(zhàn)略上相互依靠，政治上相互容忍。中國從來對俄羅斯的內部政治不加評論，無論結果是什么，都愿意接受。

中歐關系未來也不會是大問題。雙方會有意識形態(tài)的爭論，經濟上也會有一些摩擦，但更重要的是沒有地緣戰(zhàn)略沖突，在戰(zhàn)略上也有相互的需求，包括在應對氣候變化、反恐等問題上。

因此，中歐關系小問題可能不斷，但沒有大問題。中國需要認真處理的可能是與其他三家大國的關系。

隨著中國力量與美國的不斷趨近，美國對中國的防范心理是不斷加重的。未來10年，美國對中國還會有某種優(yōu)勢，導致其心理還有內在的驕傲，還會繼續(xù)保持“美國中心主義”，能不能平等地對待中國還需要調整。

中國是真誠地希望未來的中美關系能變成平等相待的“伙伴關系”。所以未來的中美關系會非常復雜，合作的一面繼續(xù)存在，但競爭的一面會上升。

我個人研究美國30多年，美國現在在變，伴隨經濟的衰退和實力的下滑，它現在類似步入“更年期”了。原來脾氣好，很自信，也有幽默感，雖然喜歡指手畫腳，喜歡當領袖指揮別人，但總體而言是好打交道的。

現在變得不自信了，變得很敏感，喜歡聽奉承話，很容易急，胸襟也顯得狹小了。隨著中美兩國實力的接近，美國這種心態(tài)的變化導致兩國關系會比較難處。

需要特別努力的是中日關系。中日兩國在東海有“釣魚島”的領土爭端。近年來,面對凸顯的南海問題，日本也不顧中國的抗議與美國站在一起，意圖挑起爭端，惡化中國發(fā)展的周邊關系和外部環(huán)境。而在心理上，面對中國的崛起，日本是最難接受的。日本對中國有兩個獨特的心理，一個是愚蠢的種族主義，一個是深刻的犯罪感。

明治維新后，日本學西方，脫亞入歐，以舉國之力搞工業(yè)化，搞得很成功。不僅是亞洲第一，而且在全球非西方的180個國家和地區(qū)它都排第一。

而中國過去有段時間拒絕工業(yè)化，主要是晚清70年，結果就是工業(yè)日本碾壓農業(yè)中國。甲午戰(zhàn)爭中國戰(zhàn)敗，割地賠款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日本對中國具有明顯的經濟實力優(yōu)勢，其實是源自其明顯的工業(yè)技術優(yōu)勢。

但日本的精英層卻把日本一段時間的技術優(yōu)勢解釋成了日本文明對中國文明永恒的優(yōu)勢，偷換概念，解釋成日本人比中國人強。

日本今天已經很困難了，它擁有的技術優(yōu)勢在奮起的中國面前丟失了。之前它具有優(yōu)勢是因為中國人拒絕學習，只要中國理順了體制，開始學習，在技術上趕超它只是個時間問題。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后認真搞工業(yè)化，雙方在工業(yè)知識上的差距已經在急劇收縮。中國現在有很多產業(yè)已經趕上日本了，競爭反而使它們陷入了困境。像索尼已經成為華為的配件供應商，“新干線”已經被中國的高鐵全面超越了。

日本人侵略中國，是有點心理障礙的，因為它清楚在文化上，中國是它的“養(yǎng)母”。日本進入奈良時代是710年。在八世紀初才從部落時代步入封建時代。

它主要受唐朝的影響，接受的東西就是“五經博士”，文化和社會生活上儒學和儒家倫理道德處于主導地位，宗教上則主要受漢傳佛教影響等。如果你現在到東京等地旅游，會看到它保留下的古建筑的外觀和結構，與中國的唐代類似。

這導致的一個結果就是日本無法正常地面對中國，它有深刻的歷史犯罪感。從甲午戰(zhàn)爭到全面侵華，對中國的侵略特別殘酷。它害怕中國會報復。

這有點像毒販，毒販知道被抓后要獲死罪，所以遇到警察是要激烈反抗的。如果犯的罪較小，像小偷小摸這類的，碰到警察是不需要激烈反抗的。

日本覺得對中國是犯了死罪，特別嚴重。其實，中國屬于大國里面特別好的國家，不愛記仇，日本認個錯就過去了，但日本就是不認。

中印之間有現實的矛盾，現在有邊界上的對峙。印度也對中國發(fā)展與巴基斯坦的友好關系特別不滿，對中國推出的“一帶一路”有戒心，它又是個崛起的國家,抱負很大，認為與中國存在戰(zhàn)略上的競爭。

加上美國又在不斷地拉它對抗中國，未來印度能否有戰(zhàn)略定力，抗拒外部的這些誘惑，也不好說。所以，未來的中印關系會有一些麻煩。

從“一超多強”走向“兩超多強”

第二個趨勢是世界在走向“兩超多強”。不是像美國希望的那樣，永遠保持“一超多強”，也不是像中國、法國等之前預期的“多極化”，而是“兩超多強”。

這個不是設計出來的，而是競爭的結果。在保持國內政治穩(wěn)定的情況之下，只要不犯習近平主席所說的“顛覆性錯誤”，中國的經濟發(fā)展比大多數國家還是要快。

在此基礎上，綜合國力穩(wěn)步提高，未來10年內會與美國接近，而與其他大國拉開距離。中國經濟發(fā)展有一個訣竅就是“雙引擎”驅動，一個是市場、一個是政府。

有一些地區(qū)的中國人天生就擅長搞市場是天生的企業(yè)家，特別是江浙一帶。只要體制理順了，制度成本降下來，他們掙錢的嗅覺、辦企業(yè)的能力很快就會發(fā)揮出來。

珠三角也有一批這樣的企業(yè)家。相比之下，美國是單引擎驅動，只有“市場”一個層面。未來麻煩比較大的是俄羅斯，迄今還不知道怎么玩“市場經濟”，它的產業(yè)競爭力很弱，只有賣石油天然氣這些初級產品。

俄羅斯好就好在幅員遼闊地下的寶藏多而人口相對來說又比較少否則是很難為繼了。所以，美國人不大看得起俄羅斯人，有媒體稱它為“擁有核武器的沙特阿拉伯”。

從世界文明史的視角看，中國的崛起，國際格局形成“兩超多強”的意義非常重大。過去500年，近代歷史的基調是西方主導的，但如今面對中國的崛起，外部力量卻無可奈何。

當15世紀末哥倫布開始地理大發(fā)現，16世紀初麥哲倫環(huán)球航行，歐洲人對世界的認知逐步科學化。而此時的東方，“天圓地方”依然統(tǒng)率著中國人的天文觀。

此后伴隨工業(yè)革命、現代科技、現代意識形態(tài)、社會運動等世界性的重大事件都在西方集中發(fā)生，如英國光榮革命、法國大革命、一戰(zhàn)、二戰(zhàn)、冷戰(zhàn)等，這也促成了西方勢力加速在世界各地的拓展，而其中唯一一次非西方的挑戰(zhàn)是日本與亞洲四小龍的崛起，然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通過在理論上宣揚日本和四小龍的成功是復制西方模式的成功，將此成功“化解”。

但中國崛起這個無法阻擋的趨勢在物理和心理層面都改變著世界格局。從物理層面分析，全球的政治、經濟中心將逐步從歐洲轉至亞洲，從大西洋轉至太平洋。

在這個過程中，兩種趨勢應運而生。一是中美關系決定了21世紀國際關系的基本性質，二就是形成了“兩超多強”的世界新格局。

在心理層面上，中國的崛起將打破西方文明“一元論”的定論，過去被認為是唯一實現人類工業(yè)化道路的西方模式，正承受著另一條中國特色道路的挑戰(zhàn)。全球的知識界會回過頭來審視原來的“西方中心主義”，會追問中國崛起的原因是什么。

世界格局從“一超多強”走向“兩超多強”全球治理的主要平臺以后將是G20。G 7還會存在，但作用已經明顯下降了。同時，由中國推動的一些新的國際機制將會更為重要。

比如說亞投行、金磚銀行、亞信會議、上合組織。另外，由中國發(fā)起的有些倡議，像“一帶一路”，還有提出的一些理念，如“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伙伴網絡”等，日后的影響也會越來越大。

“文明沖突”已獲現實印證

還有一個趨勢是我們思考未來大國關系的背景，就是“雙文明沖突”問題。現在看，亨廷頓的預言是對的。“文明沖突”，叫做“諸神的戰(zhàn)爭”。

它是以利益為基礎，但是又超越利益。處于同一個文明內的矛盾主要是現實利益矛盾。如果因為信仰不同的“神”而導致不同的宗教沖突，因為教條不同而發(fā)生了你死我活的爭斗，那就是因為“神”而引發(fā)的沖突了。

利益沖突可以算計，可以調解，還好解決一些，但要是引入“諸神的戰(zhàn)爭”，這個就挺麻煩的。現在看，未來十年可能是內部文明沖突和外部文明沖突交織進行。

內部文明沖突主要集中在歐洲，歐洲集聚的難民越來越多，自然會引起歐洲主流社會的反彈，內部的文明沖突會變得很嚴重。美國也會有，但相對而言是可控的。而外部文明沖突，主要集中在兩個地方，一個就是西方世界與伊斯蘭，還有一個是印度與伊斯蘭。

而伴隨著這種“雙文明”的沖突，東西方內部政治穩(wěn)定問題就會凸顯出來。未來十年跟過去十年相比，各國政治穩(wěn)定都是很困難的，維持成本會變高。

過去十年，是非西方的國家和地區(qū)困難一點，不太穩(wěn)定，像中東歐有“Color revolution”，中東北非地區(qū)有“阿拉伯之春”。

未來十年，西方東方估計都會有困難。西方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主流分化，民粹和精英在分化，精英原來主導各種資源，但是現在從特朗普現象，從英國脫歐可以看出西方內部出現了民粹和精英的對抗，也出現了“極左”與“極右”的極化現象。

像今年歐洲各國的大選包括荷蘭、意大利、法國等國，盡管最后都過了關，沒有出現極右翼上臺執(zhí)政的局面，但隨著經濟的持續(xù)衰退，這股力量仍在呈現上升勢頭未來是否能靠選票上臺執(zhí)政，是值得觀察和思考的。

非西方國家和地區(qū)過去十年不穩(wěn)定，未來十年還是不穩(wěn)定，因為非西方的發(fā)展中國家多，很多國家都在城市化，城市化本身會帶來政治上的沖突。

原來都是在農村，人群挺分散的，不太容易組織起來，會有刑事犯罪，但是政治運動很難搞。但進了城之后，人的政治覺悟會上升，要求會提高，組織能力也會增強。

而且現在所有新興國家都面臨中產階級問題。城市化、中產階級擴大、教育普及這些都是現代化必須做的，但是它都有政治上的壓力，會帶來問題。再加上通訊技術和網絡的影響資訊獲取的成本和組織動員的成本大幅下降了，這都對世界政治穩(wěn)定構成挑戰(zhàn)。（南都評論記者陳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