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并購工會

梁錦松表示：在中國的經濟全球化、企業全球化、跨境投資，跨境并購里，香港是中國企業值得信任的合作伙伴和前進的基地。他認為，“所有國企，所有民企都可以把國際業務的總部放在香港。”

由中國并購公會主辦的第十四屆中國并購年會于2017年8月11日在香港召開，主題為“一帶一路的并購”，南豐集團行政總裁梁錦松出席并發表“跨國并購中香港的角色”主題演講。

梁錦松表示：在中國的經濟全球化、企業全球化、跨境投資，跨境并購里，香港是中國企業值得信任的合作伙伴和前進的基地。他認為，“所有國企，所有民企都可以把國際業務的總部放在香港。”

以下為演講實錄：

很榮幸能夠在劉明康主席分享了我們怎么做并購之后做演講，感謝王巍創始會長和中國并購公會邀請我來談一談并購，特別是在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這個時間談談并購，所以今天我選的主題是香港在跨國并購，特別是中國走出去中可以扮演的角色。

這個可能也比較符合我的身份，因為現在還在香港主持兩個集團的業務，但是以前長期做過金融界。我做了前前后后40幾年的金融，包括做投資銀行也做了超過10年，后來在黑石做了7年，做了全球的執行委員會的成員。

所以對并購還是有一點的觀察，當然也做過香港的政策制定者，所以談香港在并購，特別是跨國并購應該扮演什么角色有一些體會，現在拋磚引玉希望各位指正。

在過去十幾年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而對外的投資也很快速的增長，去年往外的投資已經跟引進外資金額是差不多一樣了。

在對外的投資當中跨國的并購占了一個比較大的比例，特別是過去2年中很多數百億美元的并購也在重復的出現，而且并購在國際市場，特別是在資本市場里面引起很大的振動和反響。

我個人觀察在以往的跨國并購里面，主要集中的特別是在早期的，集中在自然資源特別是礦產的資源，房地產包括一些基建的比例比較大。

從投資跟并購的案例總體來看，資源投資房地產之后的所謂收購后管理的營運的相對是比較簡單的，基本上也不一定用跟收購方、企業有業務怎么樣重復，或者是去整合，關系比較簡單，也比較獨立收購本體之外。

最近這半年多來，其實中國政府也注意到很多M&A的案例呈現了很高的金融杠桿的比例，在中國資本市場上套利的意圖也比較明顯，甚至有非法資產轉移的現象，所以中國政府及時作出收緊和限制這一類并購的案例，勢頭我覺得會大大的趨緩，這個我覺得是很好的。

但是如果從中國現在經濟的發展跟以后我們發展的趨勢來看，中國的企業往外走，中國的資本市場往外走這個是不可阻擋的，而且也符合了中國發展的趨勢。

要改變中國經濟增長的方式，我自己覺得應該是會通過鼓勵技術引進、技術創新和技術改造，實現供給側的改革，優化產業結構，根據這個要求相信在以后的日子，中國政府將會更多的鼓勵有利于中國企業獲取先進的技術及創新能力的項目，支持有利中國企業拓展海外市場形成跨國經營體系的項目。

所以從我的角度來講這個是中國企業未來開展跨國并購的一個重要的方向，是一個更新而且更高的階段。

所以相對前十幾年的主要是在自然資源、房地產項目為主的并購活動，新的并購活動的要求更高，難度更大，并購完成之后的壓力和要求也更多。至少在以下方面我覺得我們要注意。

第一從估值、知識產權的保護、法律財務等分析各個角度講，前期的盡職調查的要求更加復雜，更加需要精準，需要有國際化的專業機構的協助。

在這方面很多這些所謂的專門的顧問的報告，他們提出的意見我們要聽，但是應該肯定也不能全聽，特別是buyside和sellside有很大的不一樣。我做buyside和sellside都做了7年。sellside很多是一錘子買賣，做成了我就走了，跟你說做一生一世可能是假的，而且有時候他們來見你的時候最用高級的高管和合伙人，因為要促成這個買賣，特別是在各個方面如果是sellside肯會跟你說得很好，因為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利益是希望把這個并購做成，但是做成之后的問題他們可能就不管了。

buyside完全可能是倒過來，我們經常說buyside投進去應該是問題的開始，而且buyside只是要拿錢出來，他們的利益可能跟投資人比較一致，所以做buyside和sellside肯定是不一樣的，所以你可能要注意。

以前有些時候在評估不同的投資者，特別是和很多PE專業公司談過，他們有很多第一次做PE做投資的人，如果這些主要的人員都是以前是做sellside，第一次做投資的話，一般他們都不會推薦，因為他們說buyside和sellside的確是差異太大了，思考的方法可能往往是相對反向的，這個是我是非常贊同劉明康主席說的你問意見是要看問誰。

當然除了在這個方面之外我們還需要要完善的法律體系，特別是在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體系，才能保護你要買這個企業里面的創新的成果和創新團隊的利益。

當然我們必須有更健康的市場化的資本市場的支持，因為你要去做并購不一定完全拿出自己的資本出去的，很可能需要有很好的資本市場的支持。當然，在并購的時候必須要中西文化都能夠溝通熟悉的人才能夠使標的與中國并購方更好的融合。

特別是在這個方面不光是有中國人，可能還需要有國外的國際人才的參與，要借助他們的經驗，特別是在買了之后，投后管理，投后的經驗這個才是關鍵，剛才劉明康主席也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案例，實際上都是買的時候主題很好，但是在實施的時候這個人可能不到位，可能是找不到人，或者是找不對人，或者是文化上的差異等等。

所以總體來講投后管理、營運這個是非常重要，不能光是投資的策略多好，模式看起來回報很好，但是正如剛才我說，很多時候做M&A做投資，投了之后才是問題的開始，所以千萬不要小看投后營運的方面。

我們看現在的情況中國大陸已經經過了十幾年的發展，特別是在并購上也有很多的經驗，上述的條件有很大的改善，但是相對內地來講香港暫時還有很突出的優勢。

第一就是一國兩制，一國兩制里面基本政治制度的實施，使香港成為一個全球很獨特的國際金融中心，是中國境內，但是是關外的，一國兩制是中國企業能夠依托香港開展國際業務，政治上穩定、風險可控的這樣一個戰略平臺。

第二大家都知道的，香港是全球經濟里面最自由的經濟體，美國的傳統基金一連20幾年都說香港在這個方面還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這個對推動跨國并購是很有利的。

第三因為基本法允許我們用英國法，基本法里面能夠允許我們用英國法律，這個是非常關鍵的，因為在國際金融里面普通法，英美法律體系還是比較完善，國際投資者還是比較認可的這個法律體系，這個是非常關鍵，我們香港千萬不能丟我們法制的系統，特別是保護知識產權。

第四我們是非常低的稅收，而且是很簡單的，當然稅收制度也不是不能變，我們都知道現在新的特區政府在研究是不是可以改變下游，可能有不同標準的收稅，但是簡單低稅的制度對維護香港金融中心，特別是支持中國的企業往外走這樣的平臺非常關鍵，所以我們怎么樣改要慎之又慎。

第五香港是全球中國的金融機構，包括各個基金，法律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很多的審計所，咨詢機構都是在香港作為他們的亞洲基地，擁有強大的從事跨國并購的支持能力和很多機構。

在全球主要的PE在香港都有機構，而且他們也培育了一大批內地人，他們從事過buyside經驗，組織自己的基金。之前我在中國的PE和VC的公會做理事，絕大部分的人都有國際的經驗，并且在香港工作和居住，香港其實是聚集了一批有經驗做并購的人才。

當然，我們是資本市場，我們的金融市場也是世界前列的，這個方面我覺得有中央政府的支持，我們應該是可以鞏固和維持的，這個能夠從融資、上市、并購、退市等等，給予很多的跨境金融的支持。

更重要的是因為我們有法制自由，而且是中西文化交融，在交通非常方便，所以我們是非常吸引大量國際人才到香港來居住跟聚集。

人才是跟金融市場有點像的，我們都知道在資本市場里面流通性會吸引更多的流通性，人才也一樣，人才不光是跟自己行業的人才來交流，他們也更希望跟其他精英人才一起交流，因為這樣的碰撞里面才有創新的思維。所以香港在亞洲區內可能是最能吸引國際人才的。

這方面不光是稅收和自由方面，很重要的是生活方式。我最近在三藩市考察，南豐在生物科技重點去投資，在生物科技美國是全球領先，在美國有三個城市，一個是波士頓、一個是三藩市，一個是紐約，這三個城市在生物科技方面都有迅猛的發展，我注意到比方說谷歌，他的谷歌總部是在近(Mountain View)的地方，但是他們很多的雇員都是住在三藩市的，原因就是谷歌重視做IT，但是他們希望跟其他的精英人才聚集在一塊，同樣香港就是有這樣的特征，我們的這個生活方式特別適合各個方面的精英人才，包括文化產業的人才，科技的人才聚集在一塊，這個是我們香港很大的優勢。

最后一個香港能夠在并購方面可以有我們的貢獻的，這個也是比較少談的，是香港的資本，或者是香港的投資者能夠作為中國內地往外投資的第三方的投資者，在這方面對不同被投資的地區和標的有不同的意義。

一個是香港的投資者包括很多的PE都比較有國際的經驗，這樣可以幫助內地沒有跨國并購經驗的人一起出去，第二這個利益比較一致，這個是剛才說的buyside和sellside不一樣的。第三特別是在一帶一路上面有更重要的意義。

我自己有一個個人的體會，在一帶一路上面中央有一個前官員，他特意去找我，當時我在倫敦出差，他去倫敦找我，他希望香港的投資者能夠和內地的投資者一起去這個地區，他說國內企業的文化和經商的經驗和中亞的很不一樣，在中國境內并購是以人脈為主，有時候他們做事的方式不是國外喜歡的，有的時候可能是違法的。

香港的投資方是比較守法的，他說如果你們來了他們可以說服當地的民眾，他們在出售公司、資源沒有什么貓膩的東西，所以香港作為第三方投資者保證這個交易的合法合規性是很有幫助的，這個是在一帶一路上是很重要的。

總之，未來在中國的經濟全球化、企業全球化，開展新一輪的跨境投資，跨境并購里面，香港是中國企業值得信任的合作伙伴和前進的基地，而且這個基地不光是在收購的時候可以發揮作用，在投后也非常重要。

我知道現在很多大的金融機構都把活動放在香港，這個我覺得所有國企，所有民企都可以把國際業務的總部放在香港，香港最重要的優勢是能夠吸引全球的人才，中國發展很好，但是外國人一下到內地可能有點水土不服，有可能是在工資方面差距，香港是沒有這個問題的。

當然，針對以后的需求香港還有一些不足的地方，特別是以后我們投的有一些是跟科技有關的，我覺得有以下香港可以改進的。

第一，香港科技創新人才不足，基礎比較差，這個方面我們要改善我們的教育體系，更重要的是吸引全球的人才，特別是科技人才來香港。

有些人說香港現在這樣怎么吸引他們過來。過去很多年我們都說香港應該跟深圳、東莞、珠海合作，很高興看到總理把粵港澳大灣區正式的放在政策里面。

深圳已經是中國最有創新能力的城市之一，有很多已經是全球領先的創新的大的企業，深圳跟東莞加起來有全球最好的制造業的平臺，而珠海有比較干凈的地發展醫療和生物科技。而且在2012年我們提出了要建橋跟廣州有快速的火車，在物理上就把這個灣區連接起來，現在還在談一地兩檢，這個肯定要做的，不做根本就不能發揮這個橋和快速火車所引起的優勢，無論如何我認為還是能成功的。

所以要發展科技人才，借著大灣區打造全球很有實力的經濟區域，我覺得是給我們很多的機遇，也可以提升我們在科技人才暫時不足這個問題。

第二，香港的資本市場要進一步的改進，迎合推動企業的創新，這是市場的發展。阿里巴巴前幾年不能來香港上市這是很大的錯誤，很高興我看到李小加現在在研究怎么樣開展創新內上市公司同股不同權的上市要求、未盈利階段的高新技術公司在香港上市的要求，這個我是非常的贊同，我希望香港的民眾和政府都能夠支持。

第三，我們對一帶一路，今天的主題也跟一帶一路有關，我們香港的經驗是主要是和發達的國家特別是西方的經濟經驗為主，對一帶一路的認識要加強，包括對民眾的教育。一帶一路是一個很長但是很大的商機，我希望各個方面都要注意。

第四，在一帶一路上面，因為法律體系不一樣，我們香港應該進一步發展香港仲裁中心。

最后一個方面還是從人才方面，我們香港應該要更積極的引進國際人才，全球的人才，不光是金融人才，剛才我說的創新的人才，文化創意人才，我們應該要思考一下怎么樣積極的吸引他們，不能被動的等他們過來，特別是香港政府或者是有關的團體可以說服這些人才搬到香港，以我們現在的優勢，加上現在大灣區，加上中國內地和中央政府的支持吸引他們到香港來。因為最后在創新經濟里面都是人才主導，而且人才為核心，香港不應該是一個700萬人的城市，最少應該是1000萬，而且應該是從全球包括內地吸引最精彩的人才到香港。

有人說得民心得天下，從發展的趨勢來講，在往后社會創新經濟，得人才者得天下，我希望香港能夠吸引更多的精彩的人才，推動中國往外走，能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做進一步的貢獻。謝謝大家！

主持人：梁錦松先生請留步，我有兩個問題想問您，首先第一個：您這幾年是不是出差多了？

梁錦松：出差的確是比較多了，我從黑石轉到南豐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為了多陪陪孩子，但的確機會很多，所以最近出差又多了，但是在外面出差不等于心不在香港，特別是家也在香港，我覺得香港從來都是一個中國最國際化的城市，所以我們現在做金融的或者是年輕人，應該把眼界放在香港以外，就好像以前我說過，以前我一直都在關注教育，比如在美國紐約的年輕人他們畢業不光是想在紐約找工作，他們最想是在全美國、全球找工作。香港年輕人現在機會比我們多，問題是他們眼界能不能跨國。

主持人：您認為香港的樓價是不是會持續的向上揚，香港現在738萬多人，南豐地產剛剛投下了246億元的商業地產，是不是代表您非常看好未來香港的房地產？

梁錦松：我是看好香港，因為是中央政府的確是誠心誠意，希望在一國兩制之下成功，所以我對香港的未來長期看好。第二我覺得香港的房價太貴，如果我是年輕人我也絕望，這個不合理，希望香港政府提出有效的方法，但是用什么招來壓制需求，是不對的，因為你越壓房價年輕人越絕望，我覺得最終是供求的關系，香港應該增加土地的供應。

從某個的角度來講這也是悲哀的，香港用于居住的土地才用了香港土地的7%，但香港沒有用的土地是66%，為什么不可以多拿一點土地去用來開展支持香港經濟發展，更重要的是把房價壓下來。

還有一個是公共房屋的問題，我也多次講過，如果現在的財富分配不合理的話，社會是不平均的，如果這樣不平均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在以前其他地區可能就引起革命，可能最后換了政權，第一件事土地改革，但是香港不需要經過這個，香港在一個城市里面的土地改革只是公共房屋的的政策，所以我相信香港新政府的領導下能夠和香港的民眾，香港的社會開展一個一兩年的大討論，我們應該怎么樣用土地，我們的政策怎么走，讓香港的年輕人有希望。

本文來源：中國并購工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