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除了學而優則仕，還有商而優則仕......

　　如南懷瑾所言，美國，也有他們的“世家”。

　　美國精英的發跡途徑，在克林頓、奧巴馬、基辛格等人代表的個人奮斗之路外，也存在大量“老子英雄兒好漢”的現象。

　　“平民美國”只是一個面

　　大西洋兩岸原來有一項傳統文化區別：歐洲有歷史悠久的貴族制度和社會等級區別，而美國自從立國以來，便以《獨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平民社會自詡。

　　在長期的奴隸制度和對其他“有色人種”的歧視迫害之外，“平民美國”確實有其真實的一面，也所謂是美國對世界各地移民的一大吸引力。“美國夢”理論上對所有人開放，哪怕是一文不名的下層社會窮光蛋，也可以通過個人奮斗成為億萬巨富。反過來，富人家族后代難以代代維持富人地位。總之，這不是“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子打地洞”的地方。

　　這種“機會均等”的實例，見于眾多的新貴，如比爾·蓋茨等，而百年前的壟斷資本巨頭后代，除了洛克菲勒的若干子孫，其他大都已默默無聞。從社會學角度，至少在主流白人之中，美國普通平民的“社會上升機會”的確是西方世界第一。

　　然而，美國頻頻出現的政治世家門第，與前述巨富世家常常很快沒落形成相當的反差。這說明，在美國政治地位的延續與財富的繼承有相當的區別，財產不是保持精英地位的充分條件——美國上層社會還是具有將大部分個人資產回饋社會的優秀傳統。而在小布什總統任上，作為共和黨“保守革命”的一部分，曾經大幅度減少遺產稅，增加了個人財產的世襲。

　　精英教育世襲是根本

　　中國常熟翁家，從滿清到民國出了兩代帝師、兩名狀元、四世公卿和其他社會名流，特別是有成為兩朝帝師的狀元翁同龢。道光十五年，入值上書房、授國子監祭酒和奉天學政的翁心存在督促兒子翁同龢讀書的家信中，披露了這一累世榮耀的關鍵：“富貴不足保，惟詩書忠厚之澤可及于無窮。”

　　美國上流階級的家庭教育哲學，與這一教育思想幾乎平行，可以歸納為：“富貴不足保，惟名校精英教育之澤可及于無窮。”確切地講，美國精英階層有一個重要共識，即留給子女的最好遺產不是金錢，而是精英教育。換言之，世襲政治的一個重要前提和原因，是精英教育的世襲。

　　以美國歷史上枝葉最茂盛的“貴族世家”羅斯福家族為例。兩個羅斯福總統都畢業于哈佛大學。打破紀錄連任四屆總統的富蘭克林·羅斯福生了四個兒子，三個去了哈佛。西奧多·羅斯福一房更不簡單，不僅維持了至少五代哈佛校友的家族傳統，而且代有奇人。例如西奧多的孫子克爾密特·羅斯福成為中央情報局早期的頂尖人才，是1953年伊朗政變、巴列維王朝復辟的總導演。其孫克爾密特·羅斯福三世也是哈佛本科畢業，再上耶魯法學院，今天不僅是常春藤盟校之一的賓州大學法學教授，還是頗有名氣的小說作家。

　　不僅布什父子總統都畢業于耶魯大學，從“老太爺”布什參議員，到小布什總統的女兒，布什家族是延續了至少四代的耶魯校友。前副總統戈爾夫婦，四個子女全都是哈佛大學畢業；按照低于十分之一的哈佛大學平均錄取率計算，這該是“萬年一遇”的現象。耶魯校友克林頓夫婦新近結婚的掌上明珠切爾西，則是西海岸的“常春藤”名校斯坦福大學畢業；“駙馬爺”華爾街高盛集團銀行家馬克·梅茲文斯基不僅是前民主黨國會議員的公子，更是切爾西的斯坦福大學同窗。

　　常春藤世襲現象不只限于“高干子弟”。由數百名華爾街捐款大鱷校友組成的哈佛“大學資源委員會”，成員子女申請哈佛的錄取率超過50%。其中美國最大煙草公司前副總裁詹姆斯·威爾奇，竟有六個兒子全部進了哈佛，超過了“萬年一遇”的戈爾子女的成就。資源委員會另一大員拉爾夫·赫爾墨，則在2002年同班校友會上宣布：“我的三個女兒不僅全部從哈佛本科畢業，還全都嫁給各自的哈佛男友。”

　　《華爾街日報》曾指出，世家子弟“削尖腦袋”也要擠進常春藤名校，為的是延續經濟和文化上的上流地位。政治世家門第的出現和延續，是這一教育投資的重要回報。其結果按照《紐約時報》中右專欄作家大衛·布魯克斯的詼諧說法，造成美國的黨爭，無非是常春藤畢業的共和黨籍MBA，和同是常春藤畢業的民主黨籍博士之間的權力輪換。

　　美國上層精英爭取延續下一代的常春藤名校教育，是從托兒所和幼兒園時代就開始的。美國各級私立貴族學校和升學及課業輔導工業的興旺蓬勃，便是明證。《經濟學家》曾經發表專題報道，介紹在新近的經濟大衰退之中，美國可謂百業蕭條，唯獨供不應求的私立學校成為例外。《紐約時報》近日的一篇報道，更借一位華爾街律師之口，將這一上層社會偏好歸納為訂立“遠期合同”。

　　美國的“精英世襲”現象，只是美國日趨明顯的“教育水平-社會經濟地位”因果關系“世襲化”大勢的一部分：藍領中產階級的衰亡，大學教育成為中產階級和下層階級的分水嶺；最窮四分之一的美國人口子女獲得大學學位不到9%，而最富四分之一人口中達75%（據《紐約時報》）。長此以往，美國社會可能存在越來越多“龍生龍，鳳生鳳”的現象。

　　財經國家周刊報道 彼得·奧爾扎格最近辭去白宮行政管理與預算局局長一職，這是直接制定美國政府經濟政策的要職。奧氏出身于美國最出名的私立貴族中學，又以最高一檔成績畢業于“常春藤”普林斯頓大學本科，獲得去歐洲深造的馬歇爾獎學金，最后得到倫敦經濟學院的博士。諾貝爾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是他的導師和合作者。

　　在“雙料常春藤產品”奧巴馬總統之下，這樣的狹義“學而優則仕”現象更加明顯。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前哈佛校長薩默斯，諾貝爾物理獎得主、能源部長朱棣文，以及最新獲得參議院批準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前哈佛法學院院長卡根，都屬此列。

　　難怪《紐約書評》雜志最新評論奧巴馬上任以來的政績時，把倚重常春藤知識精英看成是這屆政府的最大特色，也是激起中下層白人“茶葉黨”反精英浪潮的主要原因。

　　英國上層社會有個傳統說法：“滑鐵盧戰役的勝利來自伊頓公學（貴族子弟）的操場”。雖然目前“戎而優則仕”已隨著美國社會演變而被“好男不當兵”的世風取代，但“健而優則仕”仍在美國上層精英中盛行不衰，并且從精英教育延伸到大眾教育，甚至連中國現代教育的“德智體”口號，也受到了這一英美傳統的影響。

　　在美國，體育運動不僅是社會上層的普遍強項，也是精英教育的重點，成為美國“預備學校”所謂“預校文化”的重要特征。在培養了包括克林頓總統在內的大量美國精英的羅茲獎學金（大學本科畢業后到到英國牛津大學繼續深造）的評比中，體育運動是評比標準中的第二條。

　　就連美國精英領袖教育的大本營常春藤聯盟的名稱最早也起源于體育運動，指的是美國東北部這八所大學之間的校際體育聯賽，后來成為這八所大學組成的地區聯合會的“正名”。

　　雖然年青時多病，肯尼迪總統也熱衷運動，從事過賽艇、美式足球、高爾夫球等項目，并且是哈佛大學游泳隊成員（彼時美國奧林匹克代表隊的大批隊員來自常春藤校隊）。這一能力是他二戰時成為海軍英雄的重要原因。

　　自越南戰爭以來，美國上層社會的這一風氣迅速改變，而演變成今天上層精英“好男不當兵”的世風。

　　布什父子兩代是這一風俗變化的典型。小布什從耶魯大學畢業后，在面臨征召入伍的緊要關頭，和當時一批得克薩斯州“高干子弟”（包括兩個聯邦參議員的兒子）一起進入本州國民警衛隊，而避免去越南服役。參加國民警衛隊是當時想逃避越戰的大量平民子弟夢寐以求的目標，常常排隊多年仍無法進入，布什卻輕易“中獎”。

　　耶魯肄業的前副總統切尼，在越戰時期正當青壯，卻先后4次“緩期服役”。后來，有人詢問這位超級鷹派年輕時為何多次放棄大好的“愛國”機會。切尼毫無愧色地回答說他當時有“其他優先次序”。

　　克林頓總統夫婦和奧巴馬總統夫婦是最好的代表。這兩對夫婦都是常春藤名校畢業的法學院博士。更有甚者，奧巴馬的副總統拜登也是律師出身，而克林頓的副總統戈爾則在就讀法學院期間，因老爹曾經占據的田納西州聯邦議員席位出缺，退學競選，成為該州最年輕（28歲）的國會議員。

　　“訟而優則仕”主要包括很早就抱政治野心、而以法學博士為敲門磚的職業政客，以及“不差錢”的上層權貴子女兩類政治精英。克林頓和奧巴馬兩位總統都是以名校法學博士為招牌的職業政客，“高干子弟”戈爾算是后一類。

　　克林頓貧苦白人出身，但在喬治城大學讀本科時，就在大名鼎鼎的聯邦參議員富布賴特辦公室擔任實習生。后來，在耶魯大學法學院畢業后次年就參選國會議員，一年后當選阿肯色州檢察長，再過兩年，32歲時當選為阿肯色州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州長。只是在第一次連任州長失利的短期內，克林頓才在某律師事務所掛名，“仕而優則訟”了兩年。

　　“商而優則仕”固然是美國政界的長期傳統，走此道路的著名人物包括越戰時代的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哈佛商學院MBA、福特汽車公司首任非福特家族總裁）。而近年來，這一模式還有更上層樓的趨勢。這反映了兩大社會因素。首先，美國名校學生精英雖然不乏理想主義，但遠比越戰時代的激進前輩現實理智，并認同比 爾·蓋茨先發大財再改造世界的成功模式。其次，美國競選費用高漲，而保守派主導的最高法院新近卻投票裁決，廢止旨在制約金權的政治獻金限額法律，進一步刺激了商界大老自費競選公職的趨勢。

　　美國共和黨的兩員女將在中期選舉中脫穎而出。她們背后彰顯的價值在于“商而優則仕”。這正是美國社會結構過去幾十年來發生深刻變化的內容之一。

　　財經國家周刊報道 根據《華爾街日報》最新民調，英國石油公司（BP）在公眾中的正面形象比率只有11%，遠低于因為質量問題而鼻青臉腫的豐田汽車公司（31%）。而金融泡沫的首要罪魁華爾街投行高盛公司的正面形象率只有4%，似乎成了過街老鼠。

　　這種形勢下，在美國中期選舉加州的初選中，有兩員女將脫穎而出，成為共和黨“商而優則仕”道路的新星。

　　“商而優則仕”的政壇新星

　　這便是共和黨籍加州州長候選人、網上拍賣公司電子灣（eBay）的前首席執行官梅格·惠特曼（Meg Whitman）以及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候選人、惠普公司前首席執行官卡莉·費奧里娜（Carly Fiorina）。

　　這兩位女將的最大特征在于，都是美國“創意經濟”的佼佼者，不僅沒有石油和華爾街金融業的道德包袱和負面形象，而且還是民主黨偏向的硅谷高科技工業中不多的共和黨代表。她們不僅有助于糾正共和黨的傳統弱項──女性選民，更可以炫耀在新經濟挑戰下成功創造個人和社會財富的從商經歷。無怪《華爾街日報》社論表揚她們的脫穎而出，代表了美國右翼的“一場政治輸血”。

　　常春藤盟校 （Ivy League）指的是美國東北部的8所頂尖高等學府，這8所學校有著許多共同的特點：它們都是美國最頂尖、最難考入的大學、它們是全世界接受捐款最多的學 府、它們吸引無數最優秀的學生與師資。此外它們也是美國歷史最悠久的大學——8所學校中的7所是在英國殖民時期建立的。

　　兩位女強人都是名牌大學出身：惠特曼是普林斯頓，費奧里娜是斯坦福；兩人的家世都屬于父母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惠特曼的父親是紐約長島的貸款商，母親是中美緩和之后首批訪華的婦女代表團成員；費奧里娜的父親是法學院教授（后來成為聯邦法官），母親是個畫家。這樣的家庭背景，日益成為常春藤名校注重的招生 對象，正是在于早期家庭教育和工作倫理，使得其子女畢業后的社會成功機會明顯超過權貴世家子弟。

　　她們倆本科畢業后，又分別進入其他名校的商學院深造。惠特曼獲得哈佛大學商學院MBA；費奧里娜在馬里蘭大學MBA之外，還獲得麻省理工學院（MIT）管理科學碩士。兩人下海之后“商途”一帆風順。費奧里娜在美國電話公司（AT&T）從管理實習生一路升到主管硬件和系統的副總裁，然后擔任AT&T分劃出來的朗訊公司的全球業務服務總裁，最后被惠普公司聘為首席執行官，是財富20強公司中首位女性CEO。費奧里娜上任后決策收購康柏（Compaq）公司，組成按臺數計算的全球第一大電腦制造商。

　　惠特曼則從寶潔公司品牌助理干起，以后多次跳槽，包括擔任前共和黨籍麻州州長兼總統候選人羅姆尼掌管的貝恩（Bain）公司和迪斯尼公司的副總裁，以及占近乎壟斷地位的全球鮮花遞送公司FTD的首席執行官。1998年，惠特曼受聘為當時只有19名員工的eBay公司CEO。10年后，eBay成為擁有員工1.5萬名、年收入80億美元的全球最大網絡拍賣行。

　　要有選票必須先有支票

　　這兩位女強人都崛起于商海，固然大部分在于她們本身的能力，但名牌學位和因之形成的高層校友人脈無疑起了重大作用。例如，惠特曼進入貝恩公司并且升到資深副總裁，與公司元老羅姆尼是哈佛商學院校友直接有關。她后來投桃報李，出任過羅姆尼競選總統的財務主席。另外，美國高科技工業的發展，與風險基金、上市策 劃、公司購并籌款等等至關重要，而后者正是華爾街多如過江之鯽的常春藤名校校友大展拳腳的場所。

　　其他不說，費奧里娜贏得共和黨聯邦參議員初選，便靠了在最后緊要關頭投入數百萬美元個人資金購買政治廣告。而惠特曼在初選中投入7000多萬美元的個人資金，并且準備為正式的州長選舉再花費1. 5億美元。

　　作為常春藤名校畢業生，費奧里娜和惠特曼都屬于共和黨溫和派，加上耀眼的高科技工業領袖成就，又是成功的女性，本來應該有相當的號召力。可是為了贏得新近的共和黨初選，兩人都被迫在限制移民問題上發表不少討好共和黨右翼草根的激烈言論。在拉美裔選民已經超過20%并且還在不斷增長的加州，這未免會成為大選時的嚴重障礙。

　　最近幾十年來，美國社會正在經歷深刻的結構性變化。這一變化的根本動因，是美國經濟向后工業化社會的歷史性演變，傳統制造業的比重不斷衰微，服務業和新興高科技工業的比重不斷上升。從社會財富的創造來說，美國已經明顯從制造業經濟演變為“知識經濟”，或者是《華爾街日報》新近的說法：“創意經濟（idea-driven economy）”。

　　不僅只是華爾街創造各種泡沫投資“新手段”賺得盆滿缽滿、闖下大禍卻要納稅人買單的金融大鱷，美國社會的“實體型”財富新貴也明顯展示這樣的“創意型”現實：微軟、谷歌、雅虎、亞馬遜、臉書等新興跨國公司的創始人，比比皆是美國最新一代的億萬富翁。

　　無論是華爾街還是硅谷，這些財富新貴大都可說“白手起家”，但加深了美國上層社會的一個傳統特色──他們無不具有常春藤精英教育背景，以及因此帶來的有形和無形的社會資源。

　　“反精英主義”后更加精英主義

　　與此同時，盡管有本人精英教育出身的小布什總統在臺上玩了八年“反精英主義”，以及新近如火如荼的“茶葉黨人”運動，美國政界的精英主義傳統卻有變本加厲的勢頭，而影響到兩黨上層政治人物的命運和浮沉。

　　中國傳統的政治精英道路是“學而優則仕”。美國也不乏學人從政。哈佛大學博士班的同窗基辛格和布熱津斯基，奧巴馬總統的首席經濟顧問、前哈佛校長薩默斯，諾貝爾物理獎得主、能源部長朱棣文等人都是例子。

　　但是美國以民主立國，從政“正途”是選舉產生的公職。像上述學人那樣依靠任命踏入仕途，不免有點類似中國科舉時代的捐納和蔭封“異途”。競選出身的“科班”政客集體，無過于美國國會。哈佛大學高材生、《紐約時報》大牌記者紀思道幾年前曾經歸納過美國國會議員的職業出身：218名是律師，12名是醫生，3名是生物學家。至于國人曾經認為“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數理化學人，則一個都沒有。

　　換言之，美國通過競選從政的精英最多是有法學博士頭銜的律師，說得再通俗一些是“訟而優則仕”，其次是曾經懸壺濟世的醫學博士。這一情況與美國精英教育重點相輔相成，兩者間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關系。在2010年初夏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上，臺上宣讀的本科生直接讀博的去向，第一是法學院，其次是醫學院。

　　然而美國政界的“訟而優則仕”傳統，對共和黨相當不利，這是因為美國律師業有明顯的民主黨偏向，尤其是與傳統支持共和黨的石油業和保險業對比。律師出身的克林頓總統夫婦和奧巴馬總統夫婦是最好的代表。作為一種自然的對比，美國共和黨政治精英走的常常是“商而優則仕”的道路。

　　具體而言，“商而優則仕”是在名牌本科教育之后，直接進入商界和工業界，中間常常再回到名校商學院讀完MBA，在商界獲得顯著的成功之后，再改行從政。布什總統父子可以說是這一“商而優則仕”道路的典型代表：老布什耶魯大學本科畢業后，“下海”到德克薩斯州油田，掙出了數百萬美元家產，方才改行從政；小布什則在耶魯本科畢業后先上了哈佛商學院，得到MBA后，在商界不痛不癢地干了多年后轉入政界。共和黨政府任命的官員也往往具有同樣的背景，例子是小布什總統的的兩位財政部長：美國鋁業公司總裁奧尼爾（公共管理碩士）和高盛集團總裁保爾森（哈佛商學院MBA）。

　　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各自“商而優則仕”和“訟而優則仕”的從政傳統并非偶然，因為前者代表財富的創造，是以增長經濟為教條的共和黨的強項。而后者代表財富的重新分配，自然而然成為標榜為弱勢群體“請命”的民主黨的專長。

　　新近的美國茶葉黨人民粹運動，很大程度上是中層白人群起反對奧巴馬政府向少數民族居多的下層階級“重新分配財富”，應該是共和黨精英“商而優則仕”的難得機會。但是新近的墨西哥灣油井泄漏事故和華爾街金融泡沫破滅造成的持續經濟衰退，導致美國選民中罕見的“仇富”思潮，而增加了商界傳統的共和黨精英從政的困難。

　　轉自新浪微博 作者 作者：于時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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