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到現在我比較關注中美貿易摩擦，我做了五點預測：

非常幸運，這五個預測，后四個都已經驗證了，第一個預測目前也比較接近實現。

我為什么這么看？

第一個問題，特朗普當局講了很多中美貿易摩擦，但他的所有觀點可以概括為四句話。

第一句話是，他認為在中美經貿中，中國是得益，美國受損。有兩個理由。他說中美的貿易摩擦失衡一年達到2000多億美元，去年是3000億美元左右；第二點，他說因為中國的出口導致美國丟了300萬個工作崗位，損失很大。

他說的第二句話，為什么會產生這個失衡呢？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因為中國的產品出口比較低的價格，他認為之所以比較低的價格，是因為中國出口有大量的出口補貼；第二點，美國之所以不能大量出口到中國來，是因為中國的進口關稅比較高，這是他的兩個認識。

怎么解決呢？第三句話，他認為沒有什么好的解決辦法，唯一的辦法就是對中國的產品征收高關稅。應該說美國的學術界或者國際貿易學術界對他這三個觀點認為不合理。

但是第四句話，可能不僅是特朗普當局，也是美國的精英界所廣為持有的觀點。他的意思是說全球價值鏈的分工中，中國目前排在中低端，美國是中高端，如果這樣下去的話中國會爬到高端來，那美國做什么生意、怎么樣掙錢？這是他們的擔心，這點擔心不僅僅是當局者才有的。

客觀來說其實這四個觀點都是站不住腳的，因為第一句話，其實中美是有雙邊貿易失衡。但是美國貿易的逆差不見得是壞事情，中國的貿易順差不見得是好事情。為什么這么講？因為美國的貿易逆差說到底就從中國借錢，我們出口的產品拿到了美元。但是放眼全球除了中國以外，最好的投資機會依然是在美國，所以還是要到美國去投資。換言之，美國是從中國融資，就像我們買房子一樣，我們知道用銀行的錢來融資最好。這是一樣的事。所以其實我們在幫助美國經濟的發展。

中國過多的貿易順差也不見得是好事情，因為有通貨膨脹的壓力。舉個小例子，比如說去年貿易順差3000億美元，央行要求結匯1500億，假設匯率是6，這樣的話人民幣就增加了9000億，如果貨幣乘數是5的話，意味著有4.5萬億人民幣流入了市場。去年的GDP90萬億，貨幣乘數是2.03，換言之是180萬億，4.5除以180，意思是說如果沒有中央政府的對沖，那么通貨膨脹會增加3%。這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第二點，中美的貿易差額哪怕兩國實行“三零”，零關稅、零補貼、零壁壘，也一定會有貿易順差。這是由兩國的比較優勢造成的。中國的勞工成本750美元，美國是4200美元，我們是他的兩成左右，但是我們的生產率是他的45%。如果美國生產一個雙鞋一個小時，我們中國兩個小時，但我們的成本是他的兩成。這個意思是說中國在成本上具有比較優勢。資本密集型產品也是類似的。所以哪怕“三零”，貿易逆差依然存在。比如說這一輪的貿易談判，可能今年夏天告一段落，大家可以看到今年年底我們依然會有大量的貿易順差。

第三點，怎么解決經貿爭端呢？我們希望回到奧巴馬的軌道中去，通過擴大經貿合作、進行經貿談判來實現。區別在什么地方？特朗普的意思是要對你的產品征收關稅，他認為一個主權國家如果遭到另外一個國家不公平的關稅都會進行反制，這樣的話經貿蛋糕就越做越小。我們希望回到奧巴馬的軌道上，一方面美國不要限制中國的出口，但是另外一方面擴大我們從美國的進口，這樣最后的結局也是經貿順差，但是經貿蛋糕就越做越大，盡管能分到的份額是一樣的，但是讓蛋糕做大，贏得的好處也會多。

第四點，我們中國沒必要處于價值鏈的中低端。有三個理由：第一，我們想停留在價值鏈中低端也不可能。我們的勞工成本在不斷成長；第二，沒必要處在價值鏈中低端，因為中國的產品質量盡管不如日本和德國，但是相對于我們入世之前的產品質量提升了36%左右，是明顯的提升；第三點，美國也是長期不斷進步的過程。所以從這個三角度來講，應該中國沒必要停留在價值鏈的中低端。貿易爭端可能到了今天不僅是在貿易摩擦，可能更多的是在結構性的改革。

下一步中國應對經貿摩擦更重要的方式是通過擴大開放、高水平開放，然后進行高質量的發展。

高水平的開放體現在兩點。第一點，應該爭取WTO中市場經濟國的地位。因為根據現在歐盟、日本，還有美國他們的說法，中國現在還不是一個市場經濟國。但如果這樣的話，中國面臨著很大的出口壓力。所以我們接下來要爭取市場經濟國的地位。在理念中有幾點比較重要，第一點是外資的準入，準入前采取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模式；同時，在外資方面更加高水平的開放；

第二點是國有企業和民有企業的中性競爭原則，盡管不見得一定用中性競爭的原則，但是這三者公開、公正、公平的競爭是應該的；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和我們今天的“一帶一路”峰會緊密相關的，中國擴大開放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方法，是更深入地融入到全球一體化，向東我們有區域全面推進合作伙伴關系，向西、向南有“一帶一路”。剛好今天是“一帶一路”峰會的召開。我個人的觀點是“一帶一路”包括海上絲綢之路跟陸上絲綢之路，我們要靠兩條腿走路。但是毛主席教導我們，不要兩個拳頭同時打人，做事情還是有優先的，所以也許我們應該優先發展海上絲綢之路。

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中國跟東盟的貿易投資以及文化聯系更為緊密，關系更為融洽，歷史更為悠久。所以我覺得應該優先發展海上絲綢之路，同時也是跟我國的要素稟賦結構緊密相關，因為我國的勞工成本不斷上漲。當勞工成本不斷上漲的時候，我們相對于越南、柬埔寨、孟加拉，甚至非洲的埃塞俄比亞，我們的勞工成本沒有比較優勢。所以勞動力密集型產品作為一個長期趨勢，肯定要轉移出去，剛好我們的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中國經濟發展最有活力的區域之一，來承接作為發展海上絲綢之路的橋頭堡是非常合適的策略。

當然并不是說陸上絲綢之路無所作為，我們也注意到對資本密集型的產品，勞工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跟勞工相匹配的整個產業鏈的配套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對資本密集型產品我們建議并不是轉移到海外去，而是應該向中西部內陸省份轉移。如果向中西部省份轉移的話，剛好可以通過之后的陸上絲綢之路，比如說中歐專列，實現跟中亞國家以及東歐國家的進一步融合。總之“一帶一路”以及區域全面經濟合作伙伴關系，是我國融入到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重要推手。經過貿易的全球化，我們就可以實現百花齊放春滿園的美好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