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頁 | | | 資訊中心 | | | 貿金人物 | | | 政策法規 | | | 考試培訓 | | | 供求信息 | | | 會議展覽 | | | 汽車金融 | | | O2O實踐 | | | CFO商學院 | | | 紡織服裝 | | | 輕工工藝 | | | 五礦化工 | ||
貿易 |
| | 貿易稅政 | | | 供 應 鏈 | | | 通關質檢 | | | 物流金融 | | | 標準認證 | | | 貿易風險 | | | 貿金百科 | | | 貿易知識 | | | 中小企業 | | | 食品土畜 | | | 機械電子 | | | 醫藥保健 | ||
金融 |
| | 銀行產品 | | | 貿易融資 | | | 財資管理 | | | 國際結算 | | | 外匯金融 | | | 信用保險 | | | 期貨金融 | | | 信托投資 | | | 股票理財 | | | 承包勞務 | | | 外商投資 | | | 綜合行業 | ||
推薦 |
| | 財資管理 | | | 交易銀行 | | | 汽車金融 | | | 貿易投資 | | | 消費金融 | | | 自貿區通訊社 | | | 電子雜志 | | | 電子周刊 | ||||||||||
來源:第一財經資訊
作者:李策
本期《首席對策》專訪的是第十一、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上海WTO 事務咨詢中心理事長兼總裁,第十屆全國工商聯副主席,上海市原政協副主席——王新奎。王新奎教授1947年1月出生于上海,經濟學博士、知名宏觀經濟專家,長期專注于國際貿易與投資的理論研究及政府決策咨詢工作,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復關”和“入世”談判過程中,我國全球多邊貿易體制決策咨詢研究的奠基人之一。近年來,王新奎教授在基于全球價值鏈分析的經濟全球化趨勢及全球貿易投資規則重構的研究方面取得一系列突破,為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對外開放戰略及實施政策的制定作出重要的貢獻。
王新奎教授現任上海WTO事務咨詢中心理事長兼總裁、國家商務部經貿政策咨詢委員會委員、上海市人民政府決策咨詢專家、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曾獲得全國優秀教師、國家勞動人事部中青年突出貢獻專家等榮譽。曾任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上海市政協副主席、上海市工商聯主席、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室主任等職務,第十一、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
總結歸納《首席對策》專訪上海市政協原副主席、上海WTO事務咨詢中心理事長王新奎王新奎的觀點精華:
第一,當前經濟全球化發展的三大趨勢
1.全球經濟“再平衡”
當前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基本趨勢是“失衡”后的“再平衡”,
造成前一階段經濟全球化發展失衡的原因既有行業層面的技術原因,既有制造業分層式生產、全球供應鏈區域和地區的集聚布局等,也有工業化知識全球化本身特征的原因,因此具有必然性。
2.創新知識全球化方興未艾
數據正在逐步替代商品和資本成為創新全球化的載體,政府在邊境和邊境內監管如何適應創新全球化載體的這一變化已經成為世界各主要經貿大國所面臨的共同挑戰。制造與服務融合,特別是智能制造與數字服務融合使無形的知識價值在全球貿易和投資中占有越來越大的比重,這種變化已經越出傳統經濟統計理論、統計技術和統計方法力所能及的范圍,為此,政府的貿易和投資政策的選擇變得越來越困難,所面臨的風險也越來越大。
3.全球貿易投資規則重構
企業在全球價值鏈增加值中的位置比所處的行業更加重要;越來越多的競爭力邊界是由國際型生產網絡的公司來劃定,而不是由國家的比較優勢來決定。創新全球化對緩解經濟全球化“再平衡”壓力的作用目前還十分有限。在短期內,不可能像過去30年一樣,再出現依靠諸如WTO那樣的治理制度創新的“紅利”來推動全球貿易和經濟高速增長的局面。因此,全球貿易投資規則重構的過程將會顯得倍加艱難。
第二,未來城市群比城市更重要,長三角一體化問題非常重要
企業是長三角一體化的推動者,政府要創造條件。未來的世界,城市群比城市更重要,中國需要樹立城市群參與全球競爭的意識。未來也難有“夕陽”和“朝陽產業”之說。他還指出,上海為“排頭兵”的長三角城市群要率先實現產業從規模數量到質量效益的轉變;推進長三角一體化發展需要創新思路,最終需要企業去落實。
第三,亞洲需要構建一個超級自由貿易區
貿易不平衡,單單通過關稅、配額等貿易手段是解決不了的,必須要通過結構的調整和市場的調整來解決。在這方面,中國已經采取了措施,比如,國務院發布的關于海南自貿試驗區文件中明確規定海南自貿區不準搞加工貿易。加工貿易是造成中國大量貿易順差的主要原因,這是我們主動的調整亞洲地區應當加快經濟一體化的步伐,這是前所未有的措施,一方面是減輕巨大的貿易不平衡的壓力,另一方面是要盡快融入到創新知識的全球價值鏈中。
以下是精選的《首席對策》訪談文字實錄:
李策:您好!商務部正在修訂兩份負面清單,一個是全國外商投資負面清單,還有一個就是自貿試驗區外商投資負面清單。新的自貿區政策將如何體現其比較優勢?
王新奎:負面清單這個概念提出來,這是我親身經歷的,現在就變成一個大家人人都講的概念了,其實這兩份清單是兩回事情,發改委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它基本上是個產業政策的文件,就是你外資進入要符合我們國家產業政策的需要,所以它分為禁止類、鼓勵類、限制類和允許類。但是自貿區試驗的當初設定的負面清單,當初其實是為了適應全球投資規則談判的需要,所以這是兩個不同的文件。最近我們想把它統一起來,統一起來可能從目前情況來看,我認為所謂負面清單還是兩份清單,服務業正面清單,服務業沒有負面清單,因為WTO就是正面清單,非服務業沒有像服務業一樣有一張減讓表的,諸如:自然人流動、跨境交付、境外消費、商業存在,它沒有這種形式,所以各個國家實際上都按照自己不同的需要采取不同的形式,貫徹一個國家的意圖。最近也在逐步逐步建立,但是我們整個國家安全是放在產業政策當中考慮的,所以這個過程當中我認為現在全球形勢在變化,估計在投資領域,全球規則形成,從TPP談判的趨勢來看,可能成為比貿易更重要的一個領域。
李策:對于自貿區建設在擴大對外開放方面的作用,您怎么看?
王新奎:自由貿易試驗區是一個在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發生重大轉折的階段提出的一個改革開放措施,所以這個情況下面,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核心兩個字是“試驗”。習近平總書記在海南博鰲論壇,特別是在海南建省30周年慶祝大會上講話,就是要以供給側改革為主導,來考慮自由貿易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改革的問題。
李策:消費升級?
王新奎:消費也在升級,對我們經濟發展有好處,我們已經度過了過去物質匱乏那個階段。第二個很重要的就是加強亞洲內部的經濟合作,擴大亞洲內部的整個市場。所以這個問題是一個長期的問題。
李策:那么WTO的機制未來將怎樣發揮它的作用?
王新奎:我不大同意當前是貿易保護主義盛行這樣一種提法,這個提法是表面的,沒有蔓延到失控的地步,目前的問題就是我剛才講的,全球經濟不平衡,因為這種不平衡,現在WTO的機制無法提供一個規則框架,因為當初WTO沒談過這個問題,但是又是迫在眉睫。這樣的話,它就是會出現各種各樣的情況,WTO當初的主要約束政府的行為就是邊境關境上面的行為,包括貿易便利化、關稅,與貿易有關的技術標準,衛生檢驗,就這些東西。但是關境內的措施,WTO沒有約束,沒有談判過,但是現在經過WTO以后,經過歷輪的削減關稅,其實關境上的關稅已經不是很重要的問題了。
李策:那什么是最重要的?
王新奎:關境內的措施,但是沒有談判過,所以這些問題很難在WTO框架里面解決,所以怎么重構全球貿易規則,可能是任重而道遠的。那么現在不同了,過去這個全球貿易規則就是由發達經濟體來主導制定的,現在你在這個過程當中像中國這樣的新興經濟體的愿望和他們的情況,你也必須同時考慮進去,這就是我們講的現在中國一直在講的全球治理這個概念的含義。
李策:我們怎么看待長三角的發展?
王新奎:在全球價值鏈的條件下面,主要是克服制度障礙的成本,比如說貿易壁壘,比如投資壁壘,這些成本總體來說,將來從長期來看也會下降,那么現在最重要的是信息成本,就是我要獲得數據,我要獲得信息。信息成本怎么下降呢?數據成本就集聚,集聚,它一定是集聚。過去我們集聚的方式是超大城市集聚,像上海這種,北京這種2000多萬人口,它信息成本很低,效率很高,城市群,不搞超級大城市,但是搞超級城市群,有一群城市聚集在一起。提出這個問題。長三角是最有條件的,為什么?它有像上海這樣的核心城市,再加上上海和周邊城市的發展水平差距不是太大,其實除了規模以外,其它也差不多。所以它很有條件成為一個世界級的城市群,我是從這個角度提出來的。
李策:那么現在您有沒有觀察到我們有新的經濟發展動力?是不是像互聯網,包括虛擬現實這樣新的經濟?我們現在是追求質量還是?
王新奎:逐步逐步要轉到追求質量,所以你看這次供給側改革,里面重點講要追求質量,不求速度,你們看看習總書記這次視察長江流域經濟帶他提出來的,我認為這種片面追求速度的階段逐步逐步會過去。像我們上海這樣的成熟發達的城市,老實講,經濟增長率不可能高的,因為它不能老造地鐵,老造高速公路,不可能,這種重資產的。
李策:您提出上海不要爭第一,要對標全世界,現在上海的發展趨勢,您認為最大的機遇和挑戰是什么?
王新奎:我認為上海這個城市在全國和其它城市相比較,它已經是一個很成熟的城市,上海的互聯網產業也有,但是和它的規模相比,它不是很突出,但這恰恰是一個成熟的城市的一個特征,所以整個上海的發展再不能夠說培育這個點那個點,你培育這個點就牽涉到另外一個點,它是一個綜合體,全國各地的人到上海來是有各種不同目的的,每個人都能夠在上海找到機會。
李策:面對加速消失的人口紅利,中國經濟是否還可以保持高速增長?
王新奎:這次海南你看國務院和中共中央文件,明確講不能搞加工貿易,現在問題關鍵這個人口紅利也不是一夜消失的,知識人口的紅利也不是一夜形成的,所以它有個過渡階段,根本問題是要通過市場去解決,政府在適當的時候還得進行干預,這兩個要結合起來,這就是講的我們的制度優勢就在這個地方。

